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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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讲到的那些人并非仅仅是通过天才的力量和超群的记忆力优势，才能于二十岁之前高中进士。他们应部分地归功于其家长为使他们变得精明能干而花费的心血与开销。我认识这些青年进士中的一个，其父亲本人也是进士。他家的餐桌上经常有另外三名进士，父亲为他们支付高薪，以让他们照顾其儿子。其中的一名进士教该青年学习作赋和诗；另一位则教他练习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习字；第三人则向他传教历史要义，某些王朝衰败以及取而代之者兴盛的原因。人们正是以这种交谈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伦理准则、皇帝的道德、使某些家族一举成名的某种少见的对皇帝的忠诚表率，灌输到了举子的思想与心灵之中。由于该青年具有活泼和敏捷的思想，所以很快就变得如同其师一样博学了。
如果从君主体制创始之初起，就已经确定应该有些天文进士和其他的几何学家，仅在经过严格的科举之后，才会在钦天监中接受他们。但到了后来，当他们表现出了其专心用功和成绩斐然时，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某省的总督，或者是宫中各大部院之正堂，数术学和数术学家确实更受人尊重。我们今天应该进行一大批颇有价值的观察，那样将确实会使我们避免走漫长的弯路。
但是，正如我于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只为他们自己工作。显然中国人致力于天文学研究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所有民族，可是他们只有在天文学对于其目的必不可缺的情况下，才致力于此。他们始终如同开始时所做的那样，一如既往地继续做下去，始终做得都很平凡，无法希望他们可能偶尔也会飞得很高。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他们缺乏“这种远见卓识，这种被用于推动科学发展的焦虑不安”，而且还是由于他们仅局限于做那些完全是必不可少的事，他们根据自己设计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安定的观点，不相信为了那些既不能使他们变得幸福又不能使他们安宁的纯思辨科学一类的东西，这样就必然会麻木不仁和妨害自己的思想进步。
这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却也有其例外。先生，您声称：“非常惊讶的是，性格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及报偿，均未在中国人中产生几个为整个后代开辟道路的特殊思想家。”我可以回答说，这里有些人是举世稀有的特殊人才，但他们既未受到支持，又无人步他们的后尘。我们见过某些中国古史学家曾谈论过直角三角形，就如同是讲述一件普通的和经由著名的周公解释过的事情一般，周公生活在公元前1100年时。我曾风闻有人对已故先皇讲过，直角三角形是中国最古老的知识之一，有人声称著名的禹皇曾使用过它。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毕达哥拉斯（ Pythagore）就不再是享有此项发明之荣誉的人了。他们对于宋君荣（Gaunbil）神父于其天文学史中介绍的十九年的时期及其他观点的说三道四，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创造思想，而其后世之人却忽视了走上已为他们开辟的道路。
无论中国人在天文学和几何学方面所具有的早期基础知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可以肯定，中国人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推动发展这门知识，现今在这方面他们的知识已不那样先进了。真正的不幸是中国人后来很少为此而具有忧患意识，只能培养思想上的纯思辨，科学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中国人更为喜欢星相学。人们总会对中国人说，他将会做大官，那么他会当场得到让占星家得到报酬。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只有盲人才介入司法性的占星术，他们主宰世人的祸福。当有人向那些多少略知一些事理的中国人抨击这种缺陷时，这些人便会回答说，事实上他们很乐意听那些能使个人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和他们希望自己崇高伟大之意愿的言论，但他们并不会头脑相当简单地认为那些盲人具有一种懂得未来的可靠知识；只有一个轻信的民族才会相信那些盲人的卜辞预言，他们始终是一种骗局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将这类人恭请至其府上，那也完全是出于一种消遣方式的原因，因为他们懂得操作仪器，精于计算并且善于轻松地讲故事。
您又补充说：“但是，难道不是汉语出于其相当的困难，而对于那些希望坚持从事推理科学的文士来说却形成了一大障碍吗？他们学习文字、符号和语调而度过其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您向我提供的那些带有精湛总结之细节的鞑靼——满族人语言的内容，使我坚信，如果它能占优势的话，那就会排除这一障碍。”
不，尊敬的先生，汉语决不是发展思辨科学的一大障碍。如果本朝的整个官方当局都能够成功地引入鞑靼语，并以它取代汉语（我不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那么科学也不会由此而得以发展，其原因正如我所介绍的那样，而且它们始终都存在下来了。任何外国人都确实会更喜欢鞑靼语，正如您所做的那样，汉人的想法却截然不同。我并不是仅仅指那些只会讲他们自己语言的汉人，因为他们无法作一种比较性判断，而是指那些掌握了这两种语言的人。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中国的进士们，他们懂得鞑靼语的所有精巧和细微之处。人们在钦天监中放置了许多译本，以将汉文书籍译作鞑靼文。由于他们指出了汉语的所有优越性，所以我相信他们或出于虚荣心，或者是出于对其母语的成见，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就是我为什么曾请教过某些非常精通汉语的满族人的原因。他们首先便从赞扬自己的语言和本民族的文字来开始侃侃而谈；〖=Z（〗061〖=〗但他们后来又承认在汉语中有许多细腻的表现手法、绝妙的词组以及满语不可能达到的简练程度；少数汉文方块字在某种场合下，于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了非常广泛的、典雅的和在另一种语言中很难表达的概念；如果说汉语在交谈中可能会出现歧义，那么在书本中却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4）
先生，您看到了我与您一样，接受那种认为中国人于思辨科学中所取得的很小进步，并为此而感到惊讶的观点。您准确地揭示了他们的弱点。但由于您害怕冒犯一个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很尊重的民族，所以似乎已经谅解了该民族，赞扬了它所具有的真正受人尊重的地方。这是我在阅读您的书简中下面一段话时产生的感想：“此外，难道您不认为中国人因此而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受人鄙视了吗？相反，经过全面仔细的斟酌之后，我几乎快要不再那样崇拜他们了。完全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虚荣心，完全可以略微作为他们在科学上取得的很少一点进步之安慰，他们可以在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上回敬我们。中国人可以责备欧洲及其全部居民，认为他们在能够产生一个稳定政府和一种安定生活的个人品德领域中，并未获得巨大发展；显然自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西人在欧洲尚未停止谈论伦理和政治，但人们在其真正利益上却并不比在二千年之前更明智，也不那么轻率了。”
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是这样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待遇，而且既没有成见又不失公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论述您提出的使我受宠若惊那些质疑。〖=Y（〗062〖=〗您声称：“出自天文观察的可靠成果只会落到时代上，而不是落在历史事实之具体情节或特性上。实际情况是，准确的天文观察可以确定某个时期，而并不触及人们声称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之真伪。但这种困难是古代世俗史的共同特征。我们对于埃及、希腊和罗马人的历史事实又掌握有多大的可靠性呢？我不讲人们可以视为神话般的远古时代，而是讲公元元年之前数世纪的时代本身。在那些不能完全相信古代作家之善意的学者中，该有多少争论迫使人确定评论准则，以辨别真伪，或者是尽可能地接触几近于真实的内容。”
人们根本无法看到，中国人如同其他民族一样，也曾有过其近邻民族那样的成见、兴趣或渴望，以歪曲或伪造他们的历史。这部历史是由对于主要事实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陈述组成的，而这些主要事实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楷模。他们的史学家显得很真诚，只探求真相，丝毫不会肯定自认为是令人质疑的内容。当将这些事实综合在一代帝王，整整一代帝王或者是整整一个王朝的在位期长短的问题上时，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表现得不相吻合时，他们便提出其理由，让每个人都根据其意愿而作出可信赖的选择。
我们没有发现中国的史学家们到最远古的时代中去探寻其民族的起源。他们似乎并不坚信，来自远方便是来自吉祥之地，一个民族的荣耀就在于其古老历史。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会看不到中国人对伏羲之前的时代提出质疑了，更谈不到从伏羲到黄帝的时代了。他们从不认为自伏羲到尧帝之间曾有过中间的君主统治期，人们也并不承认置于神农和黄帝之间的“皇帝”是彼此相继在位的，他们可能都是同时代的封王或高级官吏。最后，中国史学家们在从尧至今流逝的时间问题上，并不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这还不是为了多几年或少几年的争论。
可能会有人向我提出反驳，说某些中国人将其帝国的起源，一直上溯到伏羲之前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久远的年代。〖=Z（〗063〖=〗但我们在中国却相当清楚地知道，这种推算主要是由他们的无知造成的，而不是出于其恶意的结果，他们是受到了某些天文学家虚构的时代期限之诱惑。中国的正史绝不会讲任何类似的话，它们并不注意伏羲之前的神话时代，只将其帝国之始定于该皇执政期间。
然而，我并不敢断言，对于具体事实，应给予中国历史一种它不配享有的信任，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对它的信任程度。我仅仅是说，经过全面斟酌这部历史，尤其是自尧皇起至当代的这部历史之后，便会对于其全部持续时间、历代皇帝的统治期和具有某种意义的事件，就不会再提出很多的反对意见了。我们不应该认为，焚书事件就如同现今一座图书馆被烧毁那样，在顷刻间就会变成灰烬。当时决不是所有书均遭焚，也有某些例外，特别是医学的书更为如此。在必须对这些书进行分类挑选时，〖=Z（〗064〖=〗人们谋得了一种将其中的几册书放在安全处的手段。文士们热心地从中抢救出了一大批。岩洞、墓葬、墙壁也成了这些古籍反对专制行为的一种避难所。这些古代的珍贵古籍逐渐地出土了，它们在汉文帝时代（即焚书之后的五百四十年左右）毫无危险地重见天日了。在汉文帝的继任者孝景（HiaoKing）皇帝执政期间，人们发现了《五经》或者是说孔子和孟子的哲学著作，孝武（HiaOu）帝于其执政的第五年公布了这些书，这已是在它们遁世之后的七十五年的事了。
著名的老翁伏胜（OuaoSeng）在文帝时代尚活在人世间，自称将《书经》牢记于心间。有人让他对《书经》作全面描述，人们仍相信其记忆力及其善意。当人们发现了《书经》的原文之后，便发现这名善良的老人一点儿也没有搞错，其描述与原文完全吻合，惟有对于原义不会造成任何差异的几个字例外。刘向后来把《书经》重新整理，而且本人也写了大量著作。他由此而将其可贵的记忆力奉献给了其民族。然而，中国人今天仍在笼统地抱怨书籍的损失，却不能具体地知道损失了些什么书。我个人却坚信，许多坏书与好书一并灭绝了，这种所得可能会对他们的损失略有安慰，特别是由于他们的经书丝毫未受焚书的影响，它们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先生，我不知道您在哪位作者的著作中读到，“在他们的著名‘五经’之一的《诗经》中，被塞入了许多很坏的篇章”。您还补充说在孔夫子之后大约三百年时，由秦始皇帝颁布执行全部焚毁中国书籍的敕令之后，又以恢复古籍为借口，人们有什么样的事不会做出来的呢！先生，我就此而能够向您作出的全部答复，那就是我确实风闻，孔子在整理诸“经”时，〖=Y（〗065〖=〗曾删去了《诗经》的某些篇章，但我从未知道曾有人在该书中加入新的诗阕。我从一些精通此事的文人那里打听过所有这一切信息，他们所有人都回答我说，在中国从未有人相信曾对《诗经》作过增补；相反，某些晚期作家却毫无根据地提出，孔子从中删节了数篇，但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过这些所谓的被删节部分。他们声称，如果孔子曾对它们作过如此处理，那么他就不会放弃对此作出说明并提出其原因。
可能会导致欧洲人认为并声称曾在《诗经》中加入过新篇章的原因，这就是有些诗歌显得不太符合贞节特征，也看不清楚它们在暗示什么。孔子本人也发现人们可能会此本问题上产生误解，为了预防这种弊病，他是这样表述的：《诗经》共由三百篇组成，它们都可以被压缩为一句话，而且这是一句公正的话，即要谨防认为它会导致某些不体面的行为。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5）
当朝皇帝之高祖顺治（Chuntchi）皇帝曾令人翻译《诗经》，并且从中加入了一篇短序，下面就是其译文：
在思考《诗经》时，人们便会看到它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指导而已。其中展示了人的心，强调了理智与公正。它所赞成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成为最优秀的人并在道德中前进；它所抨击的一切，都会鼓励我们抑制傲慢者的思想。这部书中所包括的最深刻和最高尚的内容，可供皇帝和先祖祠使用；其中所包括的最简单和最普通的内容，可供平民使用。虽然其典范和表达词语不同，其目的却始终如一，〖=Z（〗066〖=〗并导向直率。这就是孔子将《诗经》三百篇作了简化，声称其中无任何怪僻、污秽和邪劣。事实上，我们必须读《诗经》，以解决理论与风俗。正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强化人的思想与心，或者是把人领向正路之外的东西。此段文字系自满文译出，未见汉文本。今自法文直接译出。——中译注
这位皇帝以及他为此部译著而任用的学者，都远不相信在此书中有些伪造的篇章。他们从不放弃机会将异文删除或者是按惯例而使用小号字刊印。此外，皇帝和文士们有什么理由让重新发现的《诗经》遭到讹传或篡改呢？先生，您怀疑的和尚们当时尚未在世界上出现。那里已有了道士，但他们的教派丝毫不受历史事实或由文士们专有的其他知识之约束。道士们都是一些专门托词对生活的自然之爱而骗人的江湖骗子，以高价出售劣药，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药可以使那些服药人长生不老。这就是他们今天仍在做的事。
先生，您认为“中国纸张那很小的强度成了保存古籍的一种新障碍”。您声称：“我在某处谈到过，中国纸张能持续保留的时间很短，灰尘和蛀虫很快就会破坏它们，人们被迫反复更新藏书。”
先生，如果人们在秦始皇帝时便在纸上写字，那么这一切就是真实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