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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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如果人们在秦始皇帝时便在纸上写字，那么这一切就是真实的了。但当时的一切都是书写在树皮薄片或竹简上的，它们很容易保存，纸张只是在约六十年之后，于汉文帝时代才发明的。中国纸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已经多得无法一一罗列了。笼统而言，中国的所有纸都很薄、脆，使用期很短。〖=Z（〗067〖=〗事实是，中国过去曾有过这类纸张，但人们并不用它来书写。还有其他一些纸张，我们不能把如此的劣质归于这些书籍的纸张。但我们应该承认，就连中国的最佳纸张在南方诸省也不能长期保存，甚至我们欧洲的书籍在广州也不能抵御霉烂、蛀虫和白蚁，白蚁在一个夜间便可以将这些书一直啃噬到只剩下书皮。但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在我有幸给您写本封书简的这个省份，相当薄的纸张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高丽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发展其造纸业的。但很可能是中国的这种发明很快就传到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制造的纸更为结实并且保存的时间更长些。高丽纸是用棉花制造的，如同绢一样结实，人们用中国毛笔在上面书写。如果希望用我们的羽笔书写，那就必须于上面泼洒明矾水，否则文字便会模糊不清。
高丽人部分地用这种纸来支付向大清皇帝的纳贡，他们每年都供应皇宫中使用的御纸。高丽人同时还带来一大批这种纸，以向中国人出售。中国人并非是为了书写才采购高丽纸的，而是为了糊窗户，因为它们比中国人自己的纸更能牢固地抵御风雨。中国人在这种纸上刷油，然后再制成厚纸袋。这种纸也供制衣裁缝使用，他们将这种纸攥在手中并用力将之揉皱，一直到它们变得如同最薄的绢一样轻柔和便于使用，然后用此代替棉花而填入衣服中。它甚至比棉花还要好，当它未被严重虫蛀时，被集中起来后如同小线团一般收藏。这种纸张最特殊的地方，〖=Y（〗068〖=〗便是当它比人们希望使用的纸张更厚时，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分成两至三页，这些纸页比中国的最佳纸张都更坚固和更难断裂。
先生，您继续正确地指出，如同您认为中国人更愿成为星相学家而不是天文学家一样，您也认为他们更应该是信仰迷信之徒而不是宗教信仰之士或哲学家。您又补充说：“但是，我并不为此而更倾向于相信他们是无神论者，如同他们的大部分文士和官吏向我们介绍的那样。难道在这一点上没有误解吗？至于我，我从中没有看到任何与该民族的主要特征相违背的地方。虽然无神论是对全部优秀哲学的倒置，但可以肯定，要想最终造成这样一种明显的精神失常，而且是以某些作家归于他们的那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则必须有一种形而上学，而我又觉得它完全不是中国进士们的那种形而上学。”
先生，我同意您的意见。我始终都觉得那些抨击中国文士们的无神论并且在公众中断言这一点的人，惟一的理由便是为了他们致力于支持的事业之利益。因为中国经书的理论完全与这种思想对立和相反。他们提供的证据是宋代某些文士，特别是朱文公（TsouVenKong，朱熹）的几段文字，它们都有利于其目的；他们同时又将同一位作家那些可能与此相反的文字抛在一边；置之不顾。他们可以推论出的一切内容，便是这位作家已陷入自我矛盾中了。因而，既不能相信他，又不能反对他。
先生，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尚未见过在实际中是无神论者的中国人。我们有时发现，〖=Z（〗069〖=〗有人认为中国人在争执中会表现出无神论来，特别是当有人对他们略施压力的时候更为如此。但他们的行为始终与其言语相左。在一次始料不及的灾难中，在一次命运逆转中，我们便会看到有的人向“老天爷”（Laotianye）喃喃祈祷，其他人则祈求鬼神并请求它们给予庇护。总而言之，他们的心与言都很难互相吻合，我甚至还可以补充说，那些希望表现为无神论者的人数很少。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于其书中试图完全从相貌上来解释一切，直至从死人和神鬼的外貌上进行解释，而未曾使用作为万物之创造者最高的神，那么他们就会抱怨其想法远未被沿用，而是被人们抛弃了。
先生，您引证了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我于其中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得血液和淋巴液的流动，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他们的医书所记述的内容并不比今天仍活着的医生们的所知更多。您询问：“那么，根据什么判断他们是否懂得血液的流动呢？即根据他们对该词所理解的意义来判断。如果是指某种被含糊地构思的血液和体液流动，那就很容易证明我们的古代医生同时也知道这一切。”
先生，可以肯定，而且今天医生们也对此作出了首肯，中国人的古代大师们都懂得，血液是通过全身而流动的，这种流动是通过“经络”的血管而完成的，“经络”即那些动脉和静脉网络。中国人声称，他们自己是根据对这些大师们的信任程度而提出了这种假设，而且脉搏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清楚地知道，血液是以什么方式在流出肺部后分配到全身的，〖=Z（〗070〖=〗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回流肺脏的。他们声称自己有一部古书，叫做KantchouKingKantchouKing，疑为关于针灸的一部医书，或称《针灸经》、《干助经》。——中译注，它对此作了解释。但它很难解，人们对此书所作的诠释也丝毫未使人更容易理解。他们还补充说，此书颇为罕见，只收藏于完整的图书馆中，而且这种知识也并非是为治愈疾病所必不可缺的，故不想以研究此书而度光阴。我曾令人寻找此书，如果能从中得到某种知识，那么我将非常荣幸地向您通报所有这一切。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6）
当我听到中国医生们讲述病理时，却在他们的论述中从未发现过许多正确和坚实可信的内容。但当他们对自己通过诊脉和从头部不同部位诊断病症的病人开具处方时，我便发现他们的药剂几乎始终都具有保健作用。这使我相信那些将秘方传给后代的人，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他们是有一种有关血液和体液于人体中流动的独特学问，他们的后代却只保留了其机械性的技术。
先生，您应该允许我重提一下，当我尚对此记忆犹新时，有一件事本来使我觉得更为别出心裁，于此却显得习以为常了。
大约在四十多年之前，康熙皇帝的太皇太后，曾患眼疾，而中国医生们使用的医治眼疾的所有药剂均对之无效。医生们受到了皇帝的催促，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其中一人想到了曾听人说大象的胆汁对于医治眼疾有特效。其同事们立即同意使用这种药，或者更应该是此人的机智为摆脱窘境找到了这种托词，因为他们坚信皇帝不愿意从事这种试验。他们都错了。皇帝立即命令宰杀其马厩中的一头大象，〖=Y（〗071〖=〗御医们向他献上象胆汁。这道命令被当着医生、外科大夫、官吏和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而执行了。但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在取出其肝脏之后，其中根本没有任何人们急欲寻找的东西。御医们将肝叶切碎以从中寻找某些有关胆汁的踪迹。御医们然后又在邻近部位寻找，那里也没有出现丝毫与胆汁相似的东西。那个献出了秘方的人吓得脸色苍白，全身各部位都大汗淋漓。他自认为无可挽回地彻底完了，因为他是造成这头大牲畜无辜死亡的祸首，而且是从皇家侍从的装备中牵出来的一头象。
当时必须向皇帝报告所发生的情况。皇帝回答说，御医们没有很谨慎地行事，或者他们都很无知。他为此而召来了翰林学士、进士以及那些在九部中表现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集合在一起，但或出于无知，或是害怕不适时宜地介入这一事件中，根本不作正面回答，仅发表了某些没有任何结论的空泛议论。最后，一名叫做周清原（Tcheoutsingyuen）的进士本处可能是周清原或周清源，字雅楫，号蝶园，康熙年间任工部右侍郎，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逝世。——中译注出面了，他毫不犹豫地断言大象必有胆汁，但人们却徒劳无益地在肝脏中寻找，肝中根本不存在胆汁，这种动物的胆汁是根据不同季节而在全身流动的，它当时正处于某一条腿上。他提到了自己获取了这种知识的书并指出了其作者。
这是一场全面的震惊。〖=Z（〗072〖=〗人们当着秀才和比过去那次人数更多的人群而作了一次试验。人们确实从中找到了胆汁，立即狂喜地把它敬献给皇帝。皇帝看到胆汁之后，欣喜若狂地喊叫：“如果该秀才不是妙手回春之人，谁还堪称巧手之人？”皇帝立即不经过任何考试而亲点他为翰林学士。时隔不久，皇帝又派他赴浙江以在那里任学政，也就是说他已成为文士们的大宗师、考官和仲裁人。三年之后，皇帝又将他召入宫中并任命为一部之侍郎。
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了在康熙帝之前发生的事件，那么我就会讨他欢心地去向他询问该事件的细节。但是，我仅仅于今年，才偶然地从两位曾介入过医药事件的非常年迈的文士处获知了这一消息。当大象被杀时，其中一位老翁正在北京，当那名进士以“学院”的身份被派往杭州时，另一位老翁又正在那里。我对这两位文士说明了我的怀疑。我首先向他们询问，人们在大象腿上得到的胆汁是装在一个胆囊中，正如在几乎所有其他牲畜中的那样；或者是盛在某种蓄液囊中那样；如果在该蓄液囊的周边部位，有些排泄管、液腺，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组织，那么它们完全可以将血液与胆汁分开，人们是否有可能把某条分泌腺或其他充满淋巴液的组织作为胆囊了呢？最后，这种胆汁及胆囊的残余部分是通过什么渠道，才得以从一条足转到另一条足上；或者是否应该相反，该动物的四条足是天生如此安排的，那里连续不断地接受胆汁并使之在那里储藏起来。
他们回答我说，中国屠宰了大批驯养和野生的动物，但人们在此事件中最关心的则是胆汁，〖=Y（〗073〖=〗它被派作各种用途，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此之多的精明人士会误将淋巴液作为胆汁。此外，他们不知道胆汁怎么从一条足转到另一条足上，但这件事情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我又重复了一次，“你们是否读过这名秀才提到的书呢？”其中一位回答我说：“我过去读过。”“我没有读过。如果您有兴趣阅读它的话，那么我将去我的朋友家中寻找它。”我接受了这一提议，没过几天，有人便为我带来了此书。我发现它是一部中国植物和动物通志的第十五卷此书即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该书关于大象的描述，见于第五十一卷中。——中译注。这是一部由不同作家们所写的全部著作集。在载有对大象描述的条目中，提到了一名叫做徐铉（Suhuein）的作者，他是这样表述的：“象胆随四时，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后左足，冬在后右足也。”这部书还补充说，在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一头大象于春天死亡，该皇帝命令取出其胆汁，但人们未能找到它。人们于是便询问徐铉，他让人从其左前足中去寻找，果然找到了。
我们必须指出，他使用的“足”字的本意是指蹄。但在本处所涉及的书中，它却意指从蹄与直到关节部位的腿（甚至是直到牲畜的身体）。他指出，象“足”酷似一根柱子，这再真实不过了，然而，这很少的一点准确性，却使人无法明确地看到此种胆囊位于何处。如果这种事值得下工夫深入研究，那么东印度公司就很容易让外科医生去检查。该公司在美洲的多处都拥有这样的医生，〖=Y（〗074〖=〗那里经常屠宰大象。
我就不再继续介绍在这本书中所讲的有关大象的全部内容了，这段离题话已经太长了。先生，我由此便再回到您书简中的下述段落。您于其中指出：“中国人的顾忌涉及到了对尸体的议论，这使您觉得最好是逐渐根绝另一种成见。但它取决于一种应该受到尊重的圆满无上的准则，该准则可能在中国人中保留下来了，它比解剖学得以挽救的生命会多得多。”
我坦率地承认，最理想的做法是人们能使中国人（至少是他们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习惯于通过解剖尸体而研究人体的各部位，以及医治其疾病的医术。但是，我不相信人们能劝说中国人这样做。我没有必要向您解释其原因了，因为您已经对此深有所知。一部分原因出自中国人的孝道，其他原因则出于他们对于解剖人体的天生厌恶，因为解剖是一种用与宰杀牲畜相同的方式切割人类躯体的手术。
您又补充说：“但是，怎能将中国人在此问题上的灵敏细腻，与他们闷死其出生过多的婴儿，或者是将婴儿抛弃给狗和野兽的习惯互相吻合起来呢？从各种迹象来看，我们神话时代的希腊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的古希腊人确实远离了人道与智慧的精神，而人称中国始终都以此自鸣得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7）
这种反对意见是很自然的，任何欧洲人都会这样做，却永远从中看不到答案。〖=Z（〗075〖=〗我经常向中国人提出这种反对意见。不少人都垂下了眼皮，只作叹息而不回答，可能是害怕在有关一种无法以任何方式证实的行为上，提出某些不能成立的原因；某些人抨击弃婴的行为。中国人使用了报复手段，声称欧洲人于其解剖尸体的习惯中，至少也与中国人弃婴的习惯一样残忍和一样野蛮。穷人、奴隶、病母，或者是缺乏抚养大其孩子们的其他手段，于是便沦至赤贫中，遗弃了其孩子们。您是否曾见过略为富裕一点的中国人会堕落到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呢？然而，有什么如此紧迫的必要性来剖开死者的尸体，在其内脏中如同开矿一般地乱翻腾呢？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从中得出更应该是好奇而不是有益于世的知识。土地、海洋、山岳、平川、洞穴、矿藏、陆生与水生动物，难道它们不是向医生们提供了为治愈可治之症所必需的药剂吗？由于人们通过解剖尸体，从未发现过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任何东西。人们为什么如此不大尊重人性，直至将那些从未冒犯过他们的人的肌肉切割成碎片呢？〖=Y（〗076〖=〗我们曾在中国发现过将那些于死后才发现了其罪行的恶棍歹徒掘尸出墓，但并不将其尸体剁成碎块，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腐烂了，而是将遗骨抛扬在城外的大道上，以在那里让驮兽践踏和让车辆碾压。这是依法对他们的罪行所作的公正惩罚。您说在你们那里，人们解剖的都是罪犯的身体，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借口，因为衙门中尚未判决那些应受法律惩罚的人，为什么在罪犯死后还要受如此折磨呢？您声称，死者再没有感觉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无论是什么人，如果他知道有人在自己死后，还要对尸体剥皮、砍剁和分割肌肉，直到身体的细小部分都被解剖，谁不会不寒而栗呢？难道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控制其想像吗？更具体地说，人们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方式。当其罪行应以处死来惩罚时，人们便会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