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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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有时，在同一个皇帝的统治期间反复更换年号（甚而达到十四次之多），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每次变动确实有某种含义，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有意义的断代（在这个皇帝死后，其年号也不再保留）。然而，不管怎样，1368年以后，朝代的年号只有当一个新皇帝登基时才变易。实际上这又等于回到了过去的古老编年方法。这种编年体制一直实行到1911年帝制被废。不管怎样，共和国还是定出了自己的年号，这一方法在体制上没有变化（“民国”、“国民的国家”、“共和国”），一直沿用到1949年，足以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大陆并没有新的年号来取代它，而是引进了西方的纪年。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一节　视作未来的过去（3）

　　74对未来的兴趣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不仅在整个汉代被打上了印记，而且此后的三四个世纪亦复如是。但实际上对于诸种征兆采取的惟一形式是没有观测、没有描绘、没有阐释。此间，形制宏大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其惟一的目的就是对未来进行探索。谶语形成了关于预测本来学说的一个分支。据说，谶语之书起于《河图》、《洛书》这两个神圣的创造物，它们给人们呈现了神秘的图表。此时，很多书名带有“图”的书籍如潮水般涌现，因而它们很可能是以《洛书》、《河图》为基础的，很自然的可以在它们与古老的占卜书《易》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但后者为其他那些有谶纬内容的书籍产生奠定了出发点。（“纬”相对于“经”，是对儒家经典隐曲的表达。⑧）这些书籍不仅是对《易》的补充，也是对所有其他经典作品的补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们不仅可以称做是《易》的注疏，而且也可以认为是对真理的记录。由于这一原因，大体说来，它们不仅仅只是指向未来，而且阐释了更为冷静的记载，它们提到这些记载时采用了斑斓的，通常还是带着更多幻想色彩的文笔，其中包括了那些不真实的，还没有为人所认识的金、木、水、火、土主宰的未来。不管怎样，这两种书籍就以一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在同一个标题下，在过去的图书目录中都以谶纬书的面目出现。许多个世纪以来，而不是甲骨文时代，它们不仅预告未来的事件，而且促成了事件的形成。因为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其中每个字句都试图影响统治者作出决策，只是在相对晚近的一些时候，皇帝们才开始感到谶纬已成为一种微妙的施加于他们的镣铐，因而他们开始反对了。这些书籍在公元460年被禁，接着是公元510年。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他们似乎采取了成功的行动，于605年显然是第三次销毁了谶纬之书，自那以后，谶纬传统日益衰微，其断简残篇只在晚近一些时日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些书证实了中国人思想形式是指向未来的，并且显然如今人们对资料略显匮乏的谶纬书的兴趣也浓厚起来⑨。　　　　

　　董仲舒和历史循环论　　　　

　　75其他一些预测的作品也被提到了，有一些预言是孩子们在街上市井唱的童谣，大部分被谨小慎微地传到了政治集团的统治者耳中。在汉以前的政治辩难中，它们就常起着重要的作用⑩。但文人董仲舒的著作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真正的预言。在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中，对孔子所著的《春秋》作了奇特的阐释，从而试图证实汉朝能够存在的原因。事实上，《春秋》一书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关于孔子家乡鲁国的编年史。但在后来，一些儒生们认为他们可以读解其中的奥秘。董仲舒是使自然与人之间、天地与发生的事件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并使之系统化的第一人。周朝末年的各种本体论，尤其是阴阳五行学说，此外还有古老的术数玄思交织在一起，而且正是以这种相当复杂的方式，董仲舒丰富了它们并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著成一部天才的著作。由此，他也为后来人们对世界的伪科学阐释提供了基础，总而言之，事实上它是为传统上中国的所有科学努力打下了伪科学的基础。因为它认为天、地、人是相连的，这种“科学”思想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董仲舒发明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历史循环论体系来解释朝代的兴衰、继任、更迭。事实上，他成功了，例如，他是第一个引入不同层次观点的论争者，试图使人们理解为什么尽管汉王朝从各方面看来不同于此前的朝代，但还能有其合法的继任者。在其著作第一章的末尾，他概括地解释了朝代更迭的自然观，因而也解释了历史变化的自然观，如下所述：　　　　

　　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为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朝代更迭出现时，所有的种种循环进入运作，而且新的统治者也看到了诸种循环。在某种程度上，它排除了真正的发展：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一节　视作未来的过去（4）

　　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　　　　

　　当然，阴阳完备了二阶循环的模式，三阶循环的模式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四季则是四阶循环的模式，五行是五阶循环的模式，而古代的九个贤明皇帝是九阶循环的模式。后者在以下的引文将直接提及，据五德五行来评价一个朝代也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五行之法并非董仲舒一人发明，它已存在于许多史书中，各派别都用五行的自然现象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无论如董仲舒认为的汉朝是在“土”主宰下的统治，还是如其他人认为的是在“火”主宰下的统治都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即使是在汉以后，某些朝代如何与五行中的哪种元素发生关联始终是讨论的论题。同时，其他的循环论则退入背景地位，尽管它们仍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76二阶循环建立在“文”与“质”二者交替出现的观点上。夏以前的时代与“质”相关，夏朝则与“文”相关联，商朝再度与“质”相关，周朝与“文”相联等等。二阶循环与刚才提到的具有自足性的四阶循环紧密相联。董仲舒建立了一个商—夏—质—文的协调和谐的循环来代表春—夏—秋—冬。于此，夏、商不再关涉其对应的朝代，而是指涉某种情势、状态，按照此循环，夏前期对应着商这一阶段，夏朝则对应于夏这个阶段，商代则对应于质，周代与文相对应。《春秋繁露》对人们看到的各个不同年代关注的习俗作了些说明，但却很少告诉我们期待知晓的知识界的气候，只告诉我们商与“质”（“春”与“秋”）彼此相互联系，此时，大量的礼仪措施盛行于世。当儿子成年时，由其父为其取名；新娘与新郎必须分坐在不同的位置上；丈夫与妻子要分开葬埋在不同的墓穴里。相比较而言，在“夏”即“文”的时期，引人注目的是此时呈现了一种温和的局面；由母亲给孩子命名，新娘与新郎可同坐一处，夫妇可同葬一墓穴中。　　　　

　　关于九阶循环，他并未作出细致的描绘，惟一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古代，这一循环的全过程只运作一次。对于三阶循环，董仲舒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是提出，“三阶循环”是“忠”、“敬”、“文”的特性在三个时期内交替出现，而在这一循环系统里，夏、商、周三个朝代形成一体。“文”的特性表现在二阶循环和四阶循环中，都成为周代的标志与特色。迄今为止据所有三阶循环中所涉及的周王朝都被赋予了“文”的特性。在对这种三阶循环阐释的过程中，董仲舒引入了“三教”这一词，他还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的一个说法。在思考了三个古老朝代的特性后，孔子认为：“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更为有意思的是第二类三阶循环：“三统”、“三正”。最初的三个朝代夏、商、周就在这一体系中确立了它们的地位，并且这还涉及它们初始建朝的年份。（“正”实际上是“不偏不倚”、“树立”，它在历书中意味着“开始”，如“正月”即“第一个月”之意。）因为这三个朝代是在一年里的不同时间开始它们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周以后的朝代也将在一年里的不同时间开始它们的统治。同时，在这一循环中，黑、白、红三种基本色彩也与之建立了联系。除了特殊的星群现象和大自然中事物生长的特性外，某些仪式在这些年代中的每一年都举行着，它们彼此间成功地处于一个环状循环图式中。这些仪式在色彩的选择上反映了它们的特色。在“黑色”年代，袍子、官员们帽子上的流苏、皇帝的马车、马、封条、旗帜和牺牲都是黑色的；在白色年代则所有的都是白色的，红色年代则是红的。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一节　视作未来的过去（5）

　　宇宙目的论思想的开始和“大一统”观念　　　　

　　由董仲舒引进的诸种循环，其特性是引人注目的，即所有这些循环在周朝末年就开始产生一个新的变革（在所有诸种循环中没有多大关联的九阶循环例外）。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尽管在看最后一个循环时，我们发现了后人毋庸置疑的评价：“三正以黑统初，”但仍没有所谓的确切的起始时间。自然，这并非偶然，但它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每一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旧的东西。这一观点与这种感觉共存，那就是：有些时期对新事物而不是其他事物的创造欲是十分强烈的。从一个循环的终端返回到它的始端这一跳跃显然比单一循环内部变化深刻得多。似乎是巧合，周朝末年正与大量的循环之末相合，这就使得对巨变进行表面上的科学阐释成为可能。但这种循环论也包含了第一颗缺乏历史循环感的种子。如果无意识地承认个体循环经历某种“压制”，那么当循环论受限制时，伴随着受压制的早已准备好了的核心向着历史运动，这时循环论将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对董仲舒而言，孔子生活的年代周朝正走向一个具有阴影的存在，因而也被认为到达了其时代末日，这个时代与汉朝已不能相提并论。汉朝压制的核心已与周代不同。周代因而被重新定格为全部事件的转折点。尽管这并不是由董仲舒而是由后来从属于董仲舒传统的哲学家们认可的，但这一倾向在《春秋繁露》中已初露，董仲舒认为在《春秋》中孔子把这些时期划分为“三等”，其中每一等，都有三、四、五代君主统治，他还意识到要对每个时代进行不同的表述：　　　　

　　78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於所见，微其辞，於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曰，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　　　　

　　据这一理论，在孔子面前流淌的历史，孔子对它们的描述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是历史距描述者久远而造成的，这样似乎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不仅由于孔子的描述而不同，而且在事实上也有本质的不同，但此观点在董仲舒身上并未体现出来，只隐约提到孔子是“无冕之王”，世界遗弃了他，这正如孟子所记载，他通过写对君主们有威胁的《春秋》而统率了知识阶层。《春秋》从鲁国太子婴即位时间写起，碰巧这个时间与夏朝选择即位的时间一致。据“三始”（三个开始）的循环理论，这仅意味着在公元前722年，夏—商—周的循环完成后，在鲁国一个黑色年代开始了，它发出了在知识界孔子将出现的信号。董仲舒把汉朝设想为是偏重儒学的、日臻完美的、以《春秋》为前导的儒学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在经过了长期的精神准备后，儒教关注新时代的原则最终被知识界所认识。　　　　

　　董仲舒的循环论除了有一些夸饰而外，在其最后的发展中并没为一个设想中的天堂留下空间。迄今为止，与其他社会与人类的理想观相比不同的是，按照董仲舒的观点，在这一领域，不断变动的无情的法律占据主导。然而，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个描绘得相当生动的理想世界。尽管品德统治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就如季节的经常轮转一样，然而它也提供了能不断适应变化的东西。这就使理想世界经常可能会有小小的变动，尽管处于变代中仍具有内在稳定性。在董仲舒的天堂世界里，另一个新的因素是大自然成为幸福乐土的一部分。我们徒然地发现了儒法模式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在道家模式中自然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使人都消失了。在董仲舒的天堂里，自然事物和人的世界以一种复杂的机制取得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对其进行探索是董仲舒一生的努力。在人与自然两个领域间建立一种平衡而且使天、地、人三者的行动协调一致，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创造“超自然”的氛围。至于在道家的理想世界里，人与风、雨、植物、动物保持亲密的接触，相较而言所不同的是这种接触融入了人类高尚的道德。在严酷的法的机制上，它与法家的理想世界相似，正如事实所云；但这些法并不代表凌驾人类的价值，恰恰相反，人类在天与地、心与物之间处于一种中庸地位。尤其作为皇帝和国王，他的手中掌握着整个国家幸福的锁钥：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一节　视作未来的过去（6）

　　80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山，以时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元之应也。　　　　

　　它描述了过去确实存在的事实，同时也伴随着适当的变通而成为可以企及之物，理想世界被一群与董仲舒处于一种文字传统的文人们置入另一种现世的关系中。和董仲舒一样，他们是在学校里学习《公羊传》中对《春秋》的阐释，这一著作据说可回溯到孔子侄儿及门徒公羊高，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汉以前写就的。在这部书的最初几页中，根据它对鲁国婴太子即位初年的评价，我们发现它提到了前面所述的孔子对过去所作的“三代”的划分。然而与董仲舒不同的是儒生何休（129…182年）对此作出自己的注疏，作为其理论基础，即不再是所谓循环论而是线性的宇宙目的论史观。在《公羊义疏》的第二部分（自汉以来，儒家与道家知识分子的辩难主要体现在各自对经典的注疏中），他把第一代命名为高祖父及孔子的曾祖父时代，第二代是他祖父的年代，第三代则是他父亲及孔子的年代，这部分由此而展开。但后来，他突然对他们的继承者与起源于鲁国并传播世界从而产生源远流长的影响的文明进行了一番参照比较：　　　　

　　81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故内其国而外诸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