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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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濡叶津根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雨则三日而成膏，露则结珠而为液，此圣人在上，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也。
即使董仲舒所记录的预示吉兆的天气现象不发生，某个时期的统治，尤其是文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56年）也被历史学家所认为是“太平”时代。持怀疑论的哲学家王充（27…约97年）将之看作对“太平”形势完全不必要的神化，且这神化是由社会赋予的，而达到人间的理想的状况继续与预示吉兆的人们所喜欢的气候相关，没有它，幸福（它依赖于物质因素）确实是难以想像的。由于频繁地、相当肤浅地使用“太平”一词，自然使它丧失了其准确性。而在汉朝时，它通常最多只意味着“仓禀实”、“五谷丰登”，正如董仲舒对此词的使用一样。
但除了以这个词为建立国家政权服务外，许多叛军也使用“太平”一词作为他们叛乱运动所要实现的理想。当保守派关注“和平”因素时，革命派则对“平等”的方面感兴趣。“平”这一词仍保留其原先的意义“水平”，在《列子》中对北冥之地的描述中得到最确定的证实。此处，不仅盛行社会平等，而且盛行四方的领土完全持平的现象。这个地方位于齐国之北，可以说此地往北的地区不仅是道的中心，而且正是特别关注“平等”问题的道教形式的中心。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道教平等的愿望与“太平”这一概念之间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革命派对“太平”不感兴趣，而是对他们来说和平不仅意味着平静，而且也意味着平等。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后者，和平就只是一个欺骗性的没有活力的事物。因而他们期待着为真正的“太平”创造条件的战斗。
119回溯到古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黄巾军起义中，这些思想就已存在。这支军队于公元184年建立于秦的所在地。这支假托黄帝圣旨，头裹黄巾的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了，但它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它的领导人是张角。回溯到张梁的时代，张角是与道教保持特别关系的张氏家族的成员之一，家族余脉一直延伸至此时。某种程度上他就像后来的张鲁，用非同一般的治病方法为自己召集了一大帮追随者，其真正的成功应归功于那个时代，其时灾害频仍，瘟疫流行，人民流离失所，他称他的治疗方法叫“太平道”。它纯然是不可思议的，与社会道德没有一点特别联系，正如张鲁的情况一样，它还与“大秦”的理想国家保持明晰的关系。张角用纯粹军事化的形式组织人民，将下属分为三十六“方”。进一步分为“大方”、“小方”来领导。他称自己为“天公将军”，而他的两个兄弟则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
在黄巾军的年事组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它表现了无数后来被证明是具有中国农民运动最重要特征的元素。相当有趣的是，其形成基础不是所谓的由背后的世界观而形成的特殊作战态度，而是对一贯的同样对手——如儒家——不变的基本态度。在中国，只有法家从一开始就有尚武倾向，而墨家的传统则含糊不清，事实上它是真正主张反战“非攻”的。只因为它主张通过发展防御设施来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其中的类似战争的因素仍起了间接的作用。这是自然的——道家极度个人化，极度虚静的理想隐含着较少的尚武精神。当道家部分地摒弃了其欲望而从这个世界逃脱时，不经意首先向法家靠近，继而向墨家靠近，道家将其吸收的两家思想中潜在的尚武因素强化了。但如前所述，真正的原因显然是对不可摇撼的平民的儒教的摒弃。人们发现儒家把家庭作为其社会模式的基础，成为维持社会的平衡力，这就提供了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关系难以改进的证据。一小撮年老者占据了金字塔之顶，而大多数年轻人则成为金字塔的底基。由于时光流逝，一切都自下而上地地在恒常的流动中发生着变化，使昨日的青年成为今日的老年。对这一等级秩序而言，惟一可供选择的是军事秩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情况是上下倒置的。在那些通过其制服来显示平等的人们中（甚至它包括用黄巾裹头，正如“黄巾军”一样），不是年老者而是更强壮的人（这也许更意味着年轻人）是天然的领导者。等级的上升不是时间与资历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个人功业与实际行动的问题。但其困难之处一直是并且继续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汉建立后，政治家陆贾所言）。因而在农民运动中会有规律地发生这样的事：取得胜利之后，军事组则的原则渐被遗忘。刚勇的武士们一旦达到了他们的直接目的，就非常倾向于放弃他们真正的目标，一旦和平得到保障，他们就感到他们的军服和武器是可笑的过时的。不管愿不愿，在他们老年时，他们改变了这样的原则，要求有永久的权力来安安稳稳地统治国家，然而这些是军事所不能提供的。
120当然，更多的农民起义早就在他们有机会来完善他们的国家结构的观念之前，就被击败了。而张鲁在被传奇性的战无不胜的曹操（155…220年）击败之前，统治了其区域三十多年；张角则在其建立政权的当年就被击垮，尽管他准备了很长时间。张角选择甲子年作为起义发起年，因为它在年号上参考六十年一循环的农历纪年。与其愿望相反，不管怎么说，它没有带来新的开始，而是带给他们终结与灭亡。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三节 叛乱与和平（5）
在经过儒家之手的史著中，我们只看到其中含含糊糊地提及张角的真正行动计划，除了提到这些而外，对于其政治计划几乎没有任何评价。尽管《太平经》是不完全的，但这本从属于道教传统并作于齐国的著作流传至今，书中除了许多后来的通俗道教的资料，似乎还包含了“黄巾军”的训诫与教化。无论怎样，其书名《太平经》就已暗示了这一点。据记载，带有这个标题的书在黄巾军中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它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在成帝（前32…前7年）统治下，一本具有类似题目（稍长）的书被朝廷冷落，作为异端被摈弃，同样的过程在顺帝时（126…144年）重演了。而这本书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的，除了其异端性的内容及其来自于异域佛教的外来形式（尤其是师傅与徒众的对话，佛教传入之前，在中国这种形式并不为人所知）——它们属于很早期的原始资料，至少它们仍传达了农民领袖们类似理念框架中的观点。由于这一原因，上二十年它成为大量亚洲研究的对象。在这些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在今日中国得到贯彻。某种程度上，这些理想也许已为当代中国准备好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直到1965年才趋于得到肯定的解答，自那以后，通常又是采取更否定性的回答。对这两方面提出观点事实上是可能的，一方面大量的材料指向尘世的末世图景，指向对社会更新的期待——通过天国的引进，送来了改变社会进程的使者。另一方面，人们期待着的理想境况里仍具有等级制的社会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阶段来取代旧的对立阶级而已，因而皇帝将会继续实行他的统治，而仔细看来情况是十分的相似。中国的当代学者们怀疑《太平经》的真正作者是从事手工业的儒官，继之他们认为毫无疑问的此书是叛乱农民所作，以致从一开始就认为农民运动是保守的而非革命的，这一点也被西方汉学家的冷静剖析所证实：“使我个人失望的是，它证明了……《太平经》并不表示这个词在现在的意义‘革命’。从这方面来看，它对皇帝的忠诚是绝对的，皇帝是一个惟一的超人，是世界的中心，正如董仲舒著作中的皇帝一样。”
这一特性确实已成为了问题的中心。不必认为《太平经》是儒生伪作，而须承认自从邹衍和董仲舒以来所采取的方向，在他们那里通过把自然现象和历史事件阐释为人事，从而可见人与自然间的区别是模糊的，而这一方向已深深地渗进道家思想以致其失去了更多的先前的灵活性。宇宙社会、历史以及不相关的有害的压迫不断编织对应的一张网，这张网不仅不能产生新的领悟与洞察，而且事实上阻止新的领悟产生，处于这张网的宇宙社会、历史、压迫而产生的同一功能机制的这一趋势，把理想国家的构想变成死板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必须有与儒家的陈词滥调相似处，因为二者的理论基础是一样的，这就是阴、阳二元，天、地、人三位一体，金、木、水、火、土自然五行，以及类似的诸种严格而刻板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太平经》对人们最初所期待看到的理想世界的描述较少的原因。对其最富成效的说明在于师傅对徒众问题的回答中——一群道家的徒众对师傅提了一个天真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太平经》这本具有代表性的道家著作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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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天师将去，无有还期，愿复乞问一两结疑。”“行，今疾言之，吾发已有日矣，所问何等事也？”“愿乞问明师前所赐弟子道书，欲言甚不谦大不事，今不问入，犹终古不知之乎？”“行勿讳。”“今唯明师开示下愚弟子。”“诺。”“今师前后所与弟子道书，其价直多少？”“噫！子愚亦大甚哉！乃谓吾道有平耶？诺。为子具说之，使子觉悟，深知天道轻重，价直多少。然今且赐子千斤之金，使子以与国家，亦宁能得天地欢心，以调阴阳，使灾异尽除，人君帝王考寿，治致上平耶？今赍万双之璧玉以归国家，宝而藏之，此天下之珍物也，亦宁能使六方太和之气尽见，瑞应悉出，夷狄却去万里，不为害耶？今吾所与子道毕具，乃能使帝王深得天地之欢心，天下之群臣遍说，行动摇之属莫不忻喜，夷狄却降，瑞应悉出，灾害毕除，国家延命，人民老寿。审能好善，案行吾书，唯思得其要意，莫不响应，比若重规合矩，无有脱者也。成事大□□，吾为天谈，不欺子也。今以此天法奉助有德帝王，使其无忧，但日游，其价直多少哉？子之愚心，解未乎哉？”“诺。”“复为子陈一事也。天下之人好善而悦人，莫善于好女也，得之乃与其共生子，合为一心，诚好善可爱，无复双也。今以万人赐国家，莫不悦且喜，见之者使人身不知其老也，亦宁能安天地，得万国之欢心，令使八远响应，天下太平耶哉？吾道乃能上安无极之天，下能顺理无极之地，八方莫不悦乐来降服，扰扰属者，莫不被其德化，得其所者也。是价直多少，子自深计其意。子欲乐报天重功，得天心者，疾以吾书报之。如以奇伪珍物累积之上柱天，天不为其说喜也，不得天之至心也。欲得天心，乃宜旦夕思吾书言，已得其意，即亦得天心矣，其价值多少乎？故赐国家千，不若与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与国家万双璧玉，不若进二大贤也。夫要言大贤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乐而致太平，除去灾变，安天下，此致大贤要言奇道，价直多少乎哉？故古者圣贤帝王，未尝贫于财货也，乃常苦贫于士，愁大贤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称皇天心，而常愁苦。若但欲乐富于奇伪之物，好善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积金玉璧奇伪物，横纵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贤圣人仙士使来辅治也。子详思吾书，大贤自来，共辅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计，比若都市人一旦而会，万物积聚，各资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书，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远八方，四夷见之，莫不乐来服降，贤儒悉出，不复蔽藏，其兵革皆绝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复相伤，同心为善，俱乐帝王。吾书乃能致此，其价直多少，子亦知之耶？故古者圣贤独深知道重气平也，故不以和土，但付归有德。有德知天地心意，故尊道重德。愚人实奇伪之物，故天书不下，贤圣不授，此之谓也。子其慎之矣，吾言不误也，子慎吾道矣。夫人持珍物璧玉金钱行，冥尚坐守之，不能寐也。123是尚但珍物耳，何言当传天宝秘图书，乃可以安天地六极八远乎？出，子复重慎之。”“唯唯。”“吾书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守之也，子复戒之。”“唯唯。”“吾书乃三光之神吏常随而照视之也。”“唯唯。”“吾书即天心也意也，子复深精念之。”“唯唯。”“子能听吾言者，复为子陈数不见之事。”“唯唯。”“出口入耳，不可众传也。帝王得之天下服，神灵助其行治，人自为善，不日令而自均也。”“唯唯。弟子六人悉愚暗，无可能言，必触忌讳。今俱唯师自为皇天陈列道德，为帝王制作万万岁宝器，必师且悉出内事无隐匿，诚得伏受严教密敕，不敢漏泄。”“诺。今且为子考思于皇天，如当悉出，不敢有可藏；如不可出，亦不敢妄行。天地之运，各自有历，且案其时运而出之，使可常行，而家国大吉，不危亡。所以不付小人，而付帝王者，帝王其历，常与天地同心，乃能行此；小人不能行，故属君子，令付其人也。”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三节 叛乱与和平（6）
道教和乌托邦思想
完全有必要在《太平经》相关章节中挑出那些引起完全不同氛围的因素。《太平经》的语言是非常轻松的，正唯如此，它也给人一种紧迫感。和先前文中所引的文章相比，现在说话者叙述者已不是哲学家而是想当政治领袖的宗教领导人。阴霾笼罩其中，正是由于这种阴谋的存在它接受了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诸观点。此书传自上天派来的某位神人手中，首先向人们暗示了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这一传统至少得回溯到汉初，尤其是与道教紧密相关。例如先前所说的道教的第一个宗主张良，就得到过一个自称“黄石道人”的老者送给他的关于兵策的书。据称秦朝时，这类事也屡屡发生。这本书题目叫《太公兵法》，书中暗示汉朝的第一任皇帝将举权。“黄石道人”把自己看作五行之一“土”的化身，根据古老的已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在这“土”命下，汉朝将统治国家。当他把此书送给张衣时他所说的这些话早就在书中了，根据此书，张良将辅助“帝”王当政。这本书与前所引述的《太平经》开始章节的核心内容有着相似之处。此外，此书还显示了其二重性，它与军事观点的联系是明显的。而“黄石道人”之书不只是关于兵法之书，它所归属的传统决定了其特性，这表现在书名上。姜太公，周朝建立者文王的老师，自己就是一个勇猛的武士。流传至今的故事表明作为一个人，他大不同于与其相对的温和的儒家理想人物，显然，儒家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周公”。姜太公是严肃的，无情的，他代表某类比攫取权力的大臣更为重要的一类臣子，因而他能理解战斗与惩罚，因为他看到一个新的更有作为的社会将在灰烬上崛起，所以他对社会剧变、崩毁并不感到恐惧。
125在原始道教的基本观点中，完全不同于如董仲舒为代表的受过教育的儒生的基本观点。他们的这些基本观点追溯到这一信仰：朝代更迭是由上天周期性地指定的，统治者的更换则表明其原因不仅在于社会，也在于大自然，在经历了一段衰亡与混乱之后，一个新的秩序就会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