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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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但是，不管这些起义在特点上是宗教的、民族的、或具有地方色彩的，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他们基本的起因，他们永恒的主题，即反抗当权披着家长制的儒家外套一再对民众进行无耻的剥削。所有其他动机都可能被遗忘，这一点永远不会被忘记。以下事实最具有说服力地表达出这一点：当没有别的理想被宣称的时候，对所有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状况进行根本彻底地颠覆就变成了一种理想。特别是在明朝，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起义目的就是对财产的更公平分配（尤其是土地财产）。但应该如何实现这种变化，其管理形式是如何却根本没被提到过，或者仅仅是通过一些早已无用的陈词滥调（比如说“井田制”）来暗示。这方面933年发生的王小波起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来自社会底层，只有姓没有名，“小波”显然只是口语发音的记录，因为文献记载用了各种不同的汉字来注这两个音。宋代正史里对他的活动只有一些干巴巴的记录：“淳化中，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为乱，谓其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附者益众，遂攻陷青城县，掠彭山。”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2）
另一个起义领袖钟相，也用了同样的观点，不过是从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公元12世纪，当宋朝频繁发动灾难性的卫国战、抵抗北部的金兀朮时，钟相加入到那些半是爱国主义者、半是罗宾汉式的“绿林大盗”的非儒家行列中，发动了边境后和边境间的游击战。这些人后来大受赞扬，特别是在晚至19世纪的通俗小说中。接下来的这段文字是由儒家历史学家徐梦莘（1124——1205年）所撰写，听上去了无热情，虽然在那些爱国强盗身上，也有一些让那些儒家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231钟相，鼎州武陵县人……自号“老爷”，亦称弥天大圣，言有神通，与天通，能救人疾患。阴语其徒则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持此说以动小民，故环数百里间，小民无知，翕然从之。备糈谒相旁午于道，谓之“拜爷”。如是者凡二十余年……金人犯潭州，孔彦舟入澧州，相乘人情惊扰，以据彦舟为名，聚众于是日起兵。鼎澧荆南之民响应……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雠隙之人，谓贼兵为爷儿，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为劫财为均平。病者不许服药，死者不许行丧，唯以拜爷为事，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凡十九县皆为盗区矣。
可以感觉到，民众精神力量的爆发非常强烈地震撼了像徐梦莘这样沉着冷静的儒家学者。对他来说，这有点像群体的歇斯底里症。那无条件的、不加思考的“拜爷”行为，那近于神化的崇拜，颠倒“纲常”都不比它更令人沮丧。“纲常”指的是儒家概念里五个基本的等级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总而言之，我们不太清楚沿着“中庸之道”前进的忠臣徐梦莘，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尊父（拜爷）和平等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关联，尽管它们表面上有分歧。对儒家和道家来说，他们对这种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带来的奇怪自由感都不甚熟悉，只有佛教似乎知道这种理想，在它的天堂里常常只有一个佛或菩萨作为不容置疑的统治者，掌管着整个世界的平等的芸芸众生。或许有人会倾向于相信，用极端的矜持和怀疑的谨慎来对待此种狂热的同一种平和的儒家精神，甚至一直保留到当代中国。在1959年，人民公社成立后不久，一个无名的学习小组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编辑成书，来阐明“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奇怪的是，徐梦莘的描述应该被包括进去，但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些文章被认为非常反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在1966年8月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在那以前，侯外庐很红，可能被认为是这个小组的带头人。这本书肯定也是打倒侯外庐的原因之一，因为据说书里面暗含了对一种“极端主义分子”的批评，那可能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攻击。
232无论如何，在中国很难实现人类的完全平等，除非是在一些由拥有军事力量的强有力的领导者率领的秘密团体里，即便那样也只能维持很有限的一段时期。但是，古老的道家理想——生活在小村庄里的完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被当作一个理想模式坚持了下来。事实上，宋朝以后，这个观念被更有力地表达出来，甚至在反儒家那里，宗教因素也变得仅仅是个噱头。非常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但是又是相当严格的共产社会之模式，再次采取了洞穴后面的乐土这样一个形式。同时，在同一时期，在洞穴天堂里，前面提到过的自宋以后的仙岛世俗化过程也非常明显。几乎所有的超自然成分都被消除了。不过，和“忠臣之岛”不同，这里的洞穴被描绘成不是被儒家“征服”的地方，而是彻头彻尾的道家之地。事实上，它和陶潜诗文里的桃花源之原型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不是与后来唐朝模仿者所描绘的奢侈的神仙奇境相似。下文所描绘的杨家三个将士，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清晰地代表了这个寓言的精神。他们精通道家战争技术和其他道家技艺，最后选择洞穴作为避身之地。他们是好战和具有宗教信仰的个体的化身，属于一个新诞生的世界。编年史记录者康誉之（12世纪）以第一人称这么写道：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3）
宣政间，杨可试、可弼、可辅兄弟读书。精通易数，明风角、鸟占、云、孤虚之术。于兵书尤邃。三人皆名将也。自燕山回，语先人曰：“吾数载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语甚欢，老人颇相喜，劝予勿仕，隐去可也。予问何地可隐。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杨从之。穴渐小，扶服以入。约三四十步，即渐宽。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鸡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来迎，笑谓老人久不来矣。老人谓曰：‘此公欲来，能相容否？’对曰：‘此中地阔而民居鲜，亟欲求人来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饮。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间所无，且杀鸡为黍，意极欢至。语杨曰：‘速来居此，不幸天下乱，以一丸泥封穴，则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间居民虽异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气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问争夺，则皆不愿其来，吾今观予神气骨相，非贵官即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则子必贤者矣，吾此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枲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故可同处，子果来，勿携金珠锦绣珍异等物，在此俱无用，且起争端。徒手而来可也。’指一家曰：‘彼来亦未久，有绮縠珠玑之属，众共焚之。所享者唯米薪鱼肉蔬果，此殊不阙也。唯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杨谢而从之。又戒曰：‘子来或迟，则封穴矣。’迫暮与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从否？”于是三杨自中山归落，乃尽损囊箱所有，易丝与绵布绢，先寄穴中人。后闻可试幅巾布袍卖卜。二弟筑室山中不出。俟于下果扰攘，则共入穴。自是声不相闻。先人常遣人至筑室之地访之，则屋已三易其主。三杨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绍兴和好之成，金人归我三京。至京师访旧居，忽有人问：“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书相示，则杨手札也。书中致问吾家，意极殷勤，且云予居于此，饮食安寝，终日无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来甚善。余报以先人殁于辛亥岁，家今居宜兴。俟三京帖然，则奉老母以还，先生再能寄声以付诸孤，则可访先生于清净境中矣。未几金人渝盟，余颠顿还江南，自此不复通问。
民族主义的诞生
不管这个神话故事和前面提到的两个故事——即方腊密谋起义和钟相起义——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所有三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中国北方，有一股非汉人敌对势力，像一阵黑色风暴升腾起来。当然，这种危险在历史上一直威胁着中国。在公元4世纪和6世纪之间，中华帝国的整个北部有一半落在了异族那些好战的游牧部落手里。但那时，尽管新儒家的“大一统”观尚未在所有政治和知识领域内形成，中国和“蛮族”文化的融合看起来也并不像后来历史想像得那么困难；虽然更早些时候，人民饱受战争恐惧，大量人口南下逃离。儒家对于“忠”的观念是一仆不事二主，但如果改朝换代意味着在和蛮族对抗中的失败的话，那更让他们感觉到是场灾难。相比这种稍显僵化的儒家观点，“秘密社团”和前面提到过的爱国盗匪的姿态，就更为变通，而且也保留了更多的对异族的早先态度。比方说，这些盗匪的战术强调的是灵活性，因此也体现了对蛮族作战技术的某种采纳。更重要的是，其间有明显的悖论：当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比儒家更全面地受异族信仰“濡染”时，他们却更能发动反对侵略者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比如说，阅读通俗小说《水浒传》时会发现，一开始被宋朝大力打击的盗匪，后来抱着自我牺牲的勇气在北方和蛮族抗争，由是获得了皇帝的公开赞扬——这故事显然有历史原型——它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起抗日时期蒋介石的队伍和毛泽东的队伍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两种情形中有许多差别，最关键的是12世纪和13世纪的中国并没有打败入侵者。相反，它被全面地战胜，以前三千年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被这样全面地占领过。所以，对像钟相那样五色混杂的起义组织来说，他们只能在无人之地找到归宿，那里既不受中央控制，也不受异族侵辱，这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其他叛乱组织则和儒家信徒结盟，在不断的起义中发动对外族统治力量的抗争，最后在几十年后将他们驱逐出去。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4）
235从心理角度来看，蛮族的胜利对儒家有着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所有中国北部，包括“东京”开封和两个次级都城（“西京”洛阳和“南京”商丘）于1126—1127年间失守、被通古斯人部落攻陷时，这一切失败尚能承受。因为那真的也只是一些事件而已，在汉代和唐代之间的那几个黑暗世纪，中国人早已忍受过。最终也经受住了。在那时，“中国”传统从不曾完全地断裂，它由南方政权继承下去。儒家历史学家用来指示这段时期的“六朝”一词，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信念。因为尽管那些王朝认为自己在公元3世纪至7世纪合法地统治着中国，甚至感到这应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官方正史中仍然只记载那些其家族具有中国血统的皇帝。“南渡”（1127年）是件令人恐惧的事，新的都城建立在发展得尚不完善、文化上也极为不同地方，而且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原大陆的向心力没那么强，所以儒家士大夫大有儒家黄金时代就要结束之感。太多的生命，太多的文化财富，太多的对民族伟大的信念，在此次仓促南逃时失落了。然而即便这样，在“君权神授继续在中原有效”这种信念中，他们还能得到一点安心。但是，到了1280年，整个中国被蒙古人占领（中国以前曾和他们通好）。这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灾难，也是毁灭性的精神灾难，其程度之深以前从未有过。有一段时期，小型的、零散的遗民抵抗组织继续在斗争。为时最长的抵抗是在南方岛屿上的战斗。当遗民的斗志渐渐衰退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抱住这个信念不放，那就是“真正的”中国统治在这些组织里保存下来了，类似于某种流放的政府。但是时间越久，这种安慰就只能在以忠国名义苟活着的某种“旧朝遗民”身上才找得到。这并不难以相信，因为蒙古人划分的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从统治阶层中驱除了低等阶层的所有人，而这些低等阶层里包括（南）宋的所有臣民，而南宋曾在金兀朮征服中国后继续统治南方。将近一个世纪，儒家因此被迫进入效忠的休止状态。这种状况跟因双亲身亡而辞官守孝三年具有非常显著的相似处，或者跟节妇在丈夫死后忠贞不嫁也很相似。
236统治整个帝国的权力如今落到了非汉人的征服者手里，而且不得不承认，他们其实合法获得了天授君权。这个事件对一些中国士大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下事实的意义：他们经历着从儒家角度来看是“真正的”、由此也是惟一有意义的历史进展的重大断裂。仅仅是一个外国人开始变成了“天子”这个事实，就让一些士大夫们开始带着深深的怀疑，来看待被新儒家制度化了的皇帝之绝对统治这件事。虽然他们还不至于去宣扬无政府主义和平等主义，尽管这两种主义思维上的简单性（又联系着反过来贯彻上的困难性）一再地为民众起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持；但是，他们的确复活了在公元1世纪后五十年，由墨翟、《吕氏春秋》和农家学派反复予以解释的“社会主义”传统。异族统治者，而且时常是残忍粗暴的统治者，时刻提防着这些人，生怕他们又搬出世袭君主制来。但是儒家士大夫以那些著作为典范，遵循法先王而非法后王的古老习俗。这个先王是由人民选出，自己还不太情愿的“国家首仆”。儒家士大夫们将之一直追溯到历史上的圣王时代，虽然圣王统治权力，最终被秦始皇的法家体系所终结。
237哲学家邓牧（1247—1306年）是这种观点的最有力的代表者。蒙古人占领中国后，切断了他的学术生命。他的主要作品是《伯牙琴》，名称借用了《吕氏春秋》里乐人伯牙的旧典。因为伯牙之曲是如此非同寻常，只有一个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