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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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敲门，前面来了一个老叟，手中提著一把酒壶，一个猪首，走至庵前，推开庵门，意欲进去。唐敖拱手道：“请教老丈，此庵何名？里面可有僧人？”老叟听罢，道声：“得罪”，连忙进内，把猪首、酒壶放下，即走出拱手道：“此庵供著观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觉诧异道：“你这老兄既是和尚，为甚并不削发？你既打酒买肉，自然养著尼姑了？”老叟道：“里面虽有一个尼姑，却是小僧之妻。此庵并无别人，只得小僧夫妇自幼在此看守香火。至僧人之称，国中向无此说，因闻天朝自汉以后，往庙之人俱要削发，男谓之僧，女谓之尼，所以此地也遵天朝之例，凡入庙看守香火的，虽不吃斋削发，称谓却是一样。即如小子称为僧，小子之妻即称为尼。——不知三位从何到此？”多九公告知来意。老叟躬身道：“原来三位却是天朝大贤！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请进献茶？”唐敖道：“我们还要赶过岭去，不敢在此耽搁。”林之洋道：“你们和尚尼姑生出儿女叫作甚么？难道也同俺们一样么？”老叟笑道：“小僧夫妇不过在此看守香火，既不违条犯法，又不作盗为娼，一切行为，莫不与人一样，何以生出儿女称谓就不同呢？大贤若问僧人所生儿女唤作甚么，只问贵处那些看守文庙的所生儿女唤作甚么，我们儿女也就唤作甚么。”唐敖道：“适见贵邦之人都有云雾护足，可是自幼生的？”老叟道：“此云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强。其色以五彩为贵，黄色次之，其余无所区别，惟黑色最卑。”多九公道：“此地离船往返甚远，我们即恳大师指路，趁早走罢。”老叟于是指引路径，三人曲曲弯弯穿过岭去。……到了市中，人烟辏集，一切光景，与君子国相仿，惟各人所登之云，五颜六色，其形不一。只见有个乞丐，脚登彩云走过。唐敖道：“请教九公，云之颜色，既以五彩为贵，黑色为卑，为何这个乞丐却登彩云？”林之洋道：“岭上那个秃驴，又吃荤，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个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云。难道这个花子同那和和尚有其好处么？”多久公道：“当日老夫到此，也曾打听。原来云之颜色虽有高下，至于或登彩云，或登黑云，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为善恶， 不在富贵贫贱。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倘或满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云由足生，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所以富贵之人，往往竟登黑云；贫贱之人反登彩云。话虽如此，究竟此间民风淳厚，脚登黑云的竟是百无一二。盖因国人皆以黑云为耻，遇见恶事，都是藏身退后；遇见善事，莫不踊跃争先，毫无小人习气，因而邻邦都以‘大人国’呼之。266远方人不得其详，以为大人国即是长大之义，那知是这缘故。”唐敖通：“小弟正在疑惑，每每闻得人说，海外大人国身长数丈，为何却只如此？原来却是讹传。”多九公道：“那身长数丈的是长人国，并非大人国。将来唐兄至彼，才知‘大人’、‘长人’迥然不同了。”忽见街上民人都向两旁一闪，让出一条大路。原来有位官员走过，头戴乌纱，身穿员领，上置红伞；前呼后拥，却也威严；就只脚下围著红绫，云之颜色看不明白。唐敖道：“此地官员大约因有云雾护足，行走甚便，所以不用车马。但脚下用绫遮盖，不知何故？”多九公道：“此等人，因脚下忽生一股恶云，其色似黑非黑，类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气色’。凡生此云的，必是暗中做了亏心之事，人虽被他瞒了，这云却不留情，在他脚下生出这股晦气，教他人前现丑。他虽用绫遮盖，以掩众人耳目，那知却是‘掩耳盗铃’。好在他们这云，色随心变，只要痛改前非，一心向善，云的颜色也就随心变换。若恶云久生足下，不但国王访其劣迹，重治其罪，就是国人因他过而不改，甘于下流，也就不敢同他亲近。”林之洋道：“原来老天做事也不公！”唐敖道：“为何不公？”林之洋道：“老天只将这云生在大人国，别处都不生，难道不是不公？若天下人都有这块招牌，让那些瞒心昧己、不明道德的，两只脚下都生一股黑云，个个人前现丑，人人看著惊心，岂不痛快？”
通过揭示每个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来提升整体社会的道德水平这种观念，在此第一次被李汝珍阐明得非常清楚，虽然为了和小说的整个讽刺风格相一致而采取了说笑的方式。但在唐敖游历的所有国家和岛屿，以及他碰到的所有人中（这包括逃出武则天魔爪以求安全的受到威胁的唐代“忠臣”——这一章节让人回想起我们曾提到过的那些宋朝的“忠臣岛屿”），并不是“大人国”而是“君子国”最为接近于一个真正的天堂，这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不是“大人”——这个词语有一点道家色彩——而是“君子”才是“小人”的对立面，唐敖和他的同伴踏上此次航程就是为了躲避他们：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三节 等待和听天由命（5）
话说唐、多二人把匾看了，随即进城。只见人烟辏集，作买作卖，接连不断。衣冠言谈，都与天朝一样。唐敖见言语可通，因向一位老翁问其何以“好让不争”之故。谁知老翁听了，一毫不懂。又问国以“君子”为名是何缘故，老翁也回不知一连问了几个，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据老夫看来，他这国名以及‘好让不争’四字，大约都是邻邦替他取的，所以他们都回不知。刚才我们一路看来，那些‘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光景，已是不争之意。而且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话虽如此，仍须慢慢观玩，方能得其详细。”
说话间，来到闹市。只见有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著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心！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唐敖听了，因暗暗说道：“九公，凡买物，只有卖者讨价，买者还价。今卖者虽讨过价，那买者并不还价，却要添价。此等言谈，倒也罕闻。据此看来那‘好让不争’四字，竞有几分意思了。”只听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唐敖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原是买物之人向来俗谈；至‘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亦是买者之话。不意今皆出于卖者之口，倒也有趣。”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那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之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付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那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走过两个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今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觉暗暗点头。
267走未数步，市中有个小军，也在那里买物。小军道：“刚才请教贵价若干，老兄执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给。及至尊命付价，老兄又怪过多。其实小弟所付业已刻减。若说过多，不独太偏，竟是‘违心之论’了。”卖货人道：“小弟不敢言价，听兄自讨者，因敝货既欠新鲜，而且平常，不如别家之美。若论价值，只照老兄所付减半，已属过分，何敢谬领大价。”唐敖道：“‘货色平常’，原是买者之话；‘付价刻减’，本系卖者之话，那知此处却句句相反，另是一种风气。”只听小军又道：“老兄说那里话来！小弟于买卖虽系外行，至货之好丑，安有不知，以丑为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货只取半价，不但欺人过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卖货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顾，只照前价减半，最为公平，若说价少，小弟也不敢辩，惟有请向别处再把价钱谈谈，才知我家并非相欺哩。”小军说之至再，见他执意不卖，只得照前减半付价，将货略略选择，拿了就走。卖货人忙拦住道：“老兄为何只将下等货物选去？难道留下好的给小弟自用么？我看老兄如此讨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难交易成功的。”小军发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减价，只得委曲认命，略将次等货物拿去，于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责备，且小弟所买之物，必须次等，方能合用，至于上等，虽承美意，其实倒不适用了。”卖货人道：“老兄既要低货方能合用，这也不妨。但低货自有低价，何能付大价而买丑货呢？”小军听了，也不答言，拿了货物，只管要走。那过路人看见，都说小军欺人不公。小军难违众论，只得将上等货物，下等货物，各携一半而去。
268当唐敖和他的朋友穿越都城的时候，听到了更多的对谈，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游荡进了一个完全颠倒过来的世界。一种热情的利他主义弥漫在所有人的生活中，不仅是类似争辩很少发生，甚至是在真实世界里非常危险的自私自利的争吵也几乎没有。但是，只有在他们偶然遇见的两个闲散进士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聊天时，“君子国”的本质才真实地揭示出来。那两个进士对中原的荒谬情形非常好奇，并向来访者间接显示出，在这片理想土地上，什么价值观是被认可的。而与之相反的中国礼仪，比方说宰杀生灵来拜祭、争讼制度和奴役女子，这些都成了让那两个进士鄙夷的抨击目标。因为两个进士觉得这是野蛮的异族的。奢华也受到了质疑，因为两个国家之间的重要对比显得越来越明显，这对比是由于两个国家对物质文化、包括经济体系的成就之评价并不相同。喜欢吃燕窝被用作例子来表明大部分中国人的价值观真的多么值得可疑，燕窝是中国的精致佳肴，就像西方的牡蛎。但那两个进士摇着头，认为在他们国家里，只有穷人中的穷人才不得不吃这些，因为它味如嚼蜡，除非加上各种调味品，否则吃到一半就吃不下了。因此，对燕窝的狂热不过是特权阶层的势利和傲慢而已。在“君子国”中，所有信仰的概念核心就是“节制”。它的具有更广泛含义的对应汉字就是“俭”，包括了我们所指的“简朴”、“自制”、“节俭”、“无私”等等，在下面一段唐敖、多九公和进士的谈话中，此点表现得更为清楚：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三节 等待和听天由命（6）
小子向闻贵地世俗最尚奢华，即如嫁娶、殡葬、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莫不失之过侈。此在富贵家不知惜福，妄自浪费，已属造孽。何况无力下民，只图目前适意，不顾日后饥寒。倘惜福君子于乡党中不时开导毋得奢华，各留余地，所谓：“‘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如此剀切劝谕，奢侈之风，自可渐息，一归俭朴，何思家无盖藏。即偶遇饥岁，亦可无虞。况世道俭朴，愚民稍可糊口，即不致流为奸匪；奸匪既少，盗风不禁自息；盗风既息，天下自更太平。可见‘俭朴’二字，所关也非细事。”
269这段对话的最后几句，既是唐敖、多九公和“君子国”的两个进士对话的高潮，也是结尾。它们意味深长，因为说话人不仅对中原的情形感兴趣，也表达出了他自己的政治观念。除此之外，他还阐明了如何在天下获得“太平”这个观念，那已经完全超越了当时的语境。但这么一个虚构国土里的虚构人物之所行所为，恰恰揭示了作者的思想观点。他的难以隐藏的对中国的批判，慢慢却陷入了正统的儒家说教，揭示出在“君子国”里以不时的智慧和夸张的形式刻画出来的理想儒教国家，不是主人公起初天真地期待的“礼乐之国”，而恰恰是相反的面貌，也就是说，一个带点清教徒式严格的国家，在那里，坚持对他人的关怀优先于对自己的关心，已经接近于狂热的边缘。这种利他主义、节俭和对礼仪的反感之混合物，让我们认识到，在李汝珍的思想里，有种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这种传统虽然不引人注目，但也是持久稳固的，它起源于墨翟，在《礼记》的《大同》篇、《吕氏春秋》以及邓牧和黄宗羲的著作里继续得到发展。但是，如果将黄宗羲的作品和道家作品相比较，将他和所有其他先驱区分开来的是他对现世的某种弃绝。250年后，这种朦胧的对现世的疲倦又一次存在于李汝珍的作品中。就像书名所表明的，黄宗羲对现世的批评带着对更好未来的向往；而李汝珍将他的“君子国”置于镜花之地，这暗示出根据这样一个地方来建构国家的希望之实现是多么渺茫。
当然，在分隔了这两个作家的250年中，有种进展已经开始，虽然起初显得不是最为重要，但渐渐地开始统治所有政治和知识领域，那就是西方涌入亚洲。在葡萄牙商人于15世纪末第一次开辟了驶往中国的航线，一大批传教士马上紧随其后的时候，它似乎显示出，这种接触的后果与影响，并不比13、14世纪强权蒙古建立的海外贸易之影响更大。在早些时候，西方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年）和传教士（皮拉诺卡皮尼、威廉·罗伯鲁）也曾到过中国，在两个半球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但哪一边都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在100年后，即黄宗羲出生的1610年（是年，最伟大的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去世），也不可能预见到欧洲在未来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度。那时，来自外部的威胁是非常不同的。不是欧洲人，而是满族站在帝国的边界上，是为了抵抗这些从东北而来的异族，当他们1644年登上皇位时，像黄宗羲这样的学者才将他们受伤的民族自尊变为仇恨。相比较而言，来自西方的外来者倒是件可以忽略的事情。至少在最初，对传教士的迫害——比如偶尔地扰乱他们来华的使命——并不是因为恐惧外国人，而是想要维持自己国家内部的秩序。另外，像本土的宗教道教和几百年来在中国传播扩散的外来宗教都遭受过这样的迫害，因此它们只能在“秘密社团”里才能存活下来。
270但是，近18世纪转折之交，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巨大扩张着、并仍然在持续增长的西方势力还没有被直接意识到的时候，满族政府和勉强与之相连的儒教之政治衰弱和精神疲颓却更为明显。许多知识分子对被本国专政奴役的认识，也许还不如对被一个外国民族奴役的屈辱的认识更为完全，还常常被以下认识所困扰：这两个专制敌人并不特别有力量，甚至它们自己也处于内在腐朽的状态中。然而，和一个人的期望相反，这种洞见并没有带来显而易见的结论，从而推翻腐败的专制；反而引入了一种广泛的冷漠，将统治和被统治都视作是命所注定，甚至试图为这一切编织出一套哲学。只有一小部分杰出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比如说龚自珍），才能将他们自己从这种魔咒中解脱出来。从清朝建立开始，或甚至从宋朝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同形式的儒家就用了一种镇定剂来安慰普通人和知识界。或者最好说，这种安抚剂是如此被滥用了。拿破仑发表他著名的宣言，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