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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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笔者担任纪录。地点是伪行政院一间小会议室，在院长室附近。
第一次会议，何应钦先作简单致词，然后由张治中详细介绍去溪口和蒋介石谈话的经过。提到中共所提八条时，张亦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作了轮廓的分析估计。其中特别强调中共所提八条中的第一条关于惩办战犯问题，指出中共把它列为八条之首，并已先后三次公布战犯名单，2月6日又曾以中共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和平谈判必备条件”，足见中共之重视。但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估计和谈中，它将会成为双方交锋的焦点，须详加讨论，预为之计。
第二次会议，继续充分讨论，并决定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草拟和谈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偏重政治，乙案偏重军事，重点是立即停战，划江而治。均作为原则性限度，具体条件则视谈判情况而定。但到第四次会议时，大家又认为分甲乙两案无必要，只用甲案，乙案作为参考。同时考虑到中共方面坚持以八项条件为基础，态度十分强硬，恐怕先提对案不合适，因此改对案为腹案，作为内部掌握之用，至于国防部所提的意见和要求，仅作为和谈时参考。此外还考虑到，和谈事关重大，而且局势变化急剧，为了适应实际情况，决定请二月间已迁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即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迁回南京，并指派大员组成和谈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
何应钦认为，和谈准备基本完成，同时国统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不能再拖，而要求和谈的呼声更是日甚一日。于是在3月23日宣布内阁改组名单，接着24日就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是：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李蒸（28日补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已在北京）、刘仲容（同时为李宗仁的联络员），要求中共早日决定和谈的时间、地点，以便开始商谈。
3月26日，中共通过广播发表了和谈代表名单，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以齐燕铭为秘书长。特别声明以毛泽东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八条为基础，要求国民党代表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于4月1日到北平开始和谈。
中共广播一公布，各方面都活跃起来，不仅老百姓街谈巷议，报章刊物纷纷作各种报导和推测，国民党的立监委，尤其是各派系如CC集团等，亦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意见。卢郁文在张治中家召集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对筹备工作进行了讨论，大家分头办理。
到同月28日，张治中告诉我，把上述和谈腹案和国防部意见用工楷抄写一份，29日他就带上了文件和屈武一起再飞溪口，向蒋介石汇报，30日才返回南京。
后来，张治中告诉我，在溪口两天和蒋谈了多次。蒋看了和谈腹案之后虚伪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分手时，蒋从妙高台一直送张到溪口，还重复地说：“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由溪口到笕桥飞机场，屈武和蒋经国同车，分手时小蒋狠狠地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回到南京时，屈武把小蒋的话告诉张治中。张老大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是要当面质问他、教训他的！”老蒋说一切要小心！小蒋说会死无葬身之地！两句话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蒋氏父子对和谈的态度和居心！
张治中回到南京时天色很晚了，还马上找我口授了一个新闻稿，分送各报发表，主要是说蒋介石要和平，愿意终老是乡。用意是，一方面为和谈造成较良好的气氛，另方面对反对和谈的顽固分子施加压力，使和谈较易进行。但他没想到，这次到溪口，却引起了中共方面的严重抗议。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两到溪口（2）
行期迫近了，张治中这时候的心情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痛苦。他一方面早已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另一方面又和蒋介石的关系太深，如撒手不管，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一种感恩知遇的旧伦理观念束缚着他，一时不易解脱出来。于是只有硬着头皮承担下来。他的心情和态度，可以从下面一个插曲中看出。
飞赴北平前夕，上海《新闻报》的负责人，也是张治中的老朋友俞树立先生来见，笔者陪同晤谈。
“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俞问。
“……是的，当前情势确实十分险恶。”张答。
“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俞问。
“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张说完了，长叹一口气。
“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俞又问。
“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脸色忧郁，心情十分沉重。
“您不是到溪口去了吗，到底怎样？”俞问。
“一切方面，一切问题，都谈过了，临别时蒋从山上住处一直送我下山到溪口，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言下带点兴奋，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您对中共的估计怎样？”俞问。
“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条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张的脸色又回复到开始的忧郁。房里的空气显得特别沉闷，使人有窒息之感。
行期迫近了，代表团成员分两批飞往北平。3月31日，卢郁文率领大部分工作人员先行。张治中则应立法院邀请，向全体立法委员作和谈问题的报告，会场气氛很热烈，报告引来了热烈掌声。同日晚上，何应钦在他的官邸举行送行宴会，仅一桌，参加者六位代表，加上翁文灏、贺耀徂、黄少谷，笔者亦被邀参加。何应钦先举杯祝代表们一路平安，和谈顺利，并对大家的任务和辛苦表示慰劳祝贺之意。由于筹备工作早已全部就绪，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亦已充分讨论过，所以席间并没有再谈及和谈的话。总的说，是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据我所知，这六位代表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方面，带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基本上是同床而异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4月1日上午，六位代表和顾问、秘书等驱车至明故宫机场，伪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到机场送行。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亦多到机场相送。休息室内谈笑风生，气氛相当活跃。记得邵力子棋兴勃勃，和他人对弈，李宗仁、张治中旁立观战。
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但是对和谈都有一点共同的，就是希望划江而治，平分秋色，以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蒋介石向来把和谈作为反革命两手中的一手使用。他时刻不忘的是消灭共产党，绝不甘心于和平。所以张治中、吴忠信3月上旬在溪口向蒋陈述意见时，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时，蒋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又考虑到形势太坏，能否做到没有把握，所以还向张、吴说：“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在谈到何应钦组阁问题时，蒋更赤裸裸地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主，不宜分心！”当时蒋的心腹参谋总长顾祝同曾向蒋建议，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残部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编组成若干强大兵团，防止共军渡江，以确保江南半壁。同时把江南各军、师管区的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以备最后决战。蒋同意了，并把防守江南的任务交由汤恩伯负责，编组二线兵团则由顾祝同负责。
在蒋介石授意下，不但军事上作划江而治的准备，政治上也是同样的配合。从3月26日中共广播决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和谈的消息后，南京、上海等地，以CC为骨干的各种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以各种名义如“全国和平促进会”、“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政治委员谈话会”等，大肆叫嚷什么“国体不容更易”，“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律程序”，“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仍应遵循不变”，“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为”等，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气氛，对中共施加压力，为实现划江而治做后盾。
至于李宗仁，在和谈问题上，和蒋介石有同有不同。希望划江而治是相同的。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对备战以求和也是相同的，他曾对唐生智说：“能战才能和，和时才能对等。”他幻想的是“对等的和平”，而不是他对国民党和谈代表所说的“只要你们同意，我就同意，纵然在和谈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签字”。但在和谈的动机和目的方面，蒋介石与李宗仁大不相同。蒋希望在划江而治之下，积蓄力量，向中共反扑过去。李则希望在划江而治之后，联美、联苏、联共以压蒋，取而代之。所以李宗仁一方面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乞求军火，计划武装桂系部队；另一方面又派人拉拢苏联驻华武官罗申。他交给刘斐的任务，就是要他到北平后见机行事，联共压蒋。李认为，全国人民主和，立法院支持他，美国政府支持他，苏联不反对他领导和谈，只要把中共联络上了，就可以利用这几方面的力量来压蒋。
至于六位代表，张治中和邵力子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刘斐属桂系，李蒸派系色彩不浓厚，章士钊属社会贤达。他们对和谈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章在同年2月间以上海人民代表团名义，邵以个人名义到过北平，心中早已有数，知道划江而治不可能，而且已作好不回南京的准备。张治中长期参加国共和谈，对国民党军政腐败有深刻的认识，照理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离南京前对友好和笔者已表示此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他和蒋的关系太深，所以仍然作划江而治的梦想，在溪口时也是这样和蒋介石谈的。刘斐则是受李宗仁之托，当然希望能取得划江而治的结果。
中共所提八条，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作隔江而治的美梦，双方可谓南辕而北辙，和谈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4月4日，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明确指出：“不管你们签字与否，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军的。”这不啻给蒋介石等人以当头一棒！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飞抵北平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4月1日上午由南京起飞，下午三时到达北平。一下飞机，看到迎接的人不仅寥寥可数，连一个中共代表都没到场。经过介绍，才知道来接的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府秘书长薛子正和一些其他人。我当时觉得很纳闷。原来设想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接，现在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心下实在有点狐疑。同时，大家随身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下颇感不快。代表和工作人员一起被接到六国饭店，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这几件事凑在一起，我的疑团更大了。
从郊区机场进到市区，发现一个引人注意的奇特现象，就是锣鼓声声，秧歌阵阵。出于好奇，到六国饭店一放下行李就跑到街上看个究竟。原来是群众自发地跳秧歌，庆祝解放。三街六巷，到处人流如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各种不同服装的，在大街上尽情地扭动，人人汗流满脸，喜形于色，兴致之高，热情之盛，难以形容。为什么人们如此兴高采烈？这使我联想到大革命时代，当国民革命军每到一地，群众箪食壶浆、争来欢迎的景象。这是解放区的新气象，使我们内心触动很大。
1日晚六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六人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的方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与周恩来的争吵
这次交谈，据我事后从张、邵口中所知，谈及三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离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接着说：“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张治中急忙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宗仁要我去。我所以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主席所提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个代表中除章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到很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南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的作用。蒋既然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这些人就不敢反对了。”张的反复解释和补充，没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最后说：“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纵指示，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就动了一点感情，引起双方的争执。以后在另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周还一再提出责难。张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还对笔者说，中共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激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和谈的情绪是实在有影响的。我认为，这段经过反映了周恩来严肃的原则性，中共代表不到机场迎接和六国饭店张贴的标语，是绝非偶然的。
其次，谈到和平问题。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你们听到了，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何具体的意见？”张治中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当然这是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周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意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再拖延的。”
然后双方谈到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主要是张治中谈了他一贯的看法。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