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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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已接受了二十多处，主要的如战犯不提名单，“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字样也删去；带刺激性的字眼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等字样也删去；关于军队整编，已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6南京政府代表多次提出要求马上就地停战，我们没有同意，只同意协定签字后永无内战，并愿意和谈期间暂不渡江。我们希望南京代表能说服南京政府毅然接受这个协定，并欢迎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贯贤先生能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仪式。
最后我们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订，但无论签订或不签订，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首席代表最后的宣布，有如天空中的一声霹雳，使国民党的代表们感到万分震惊！但是情绪又很快安定下来，意识到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原无足怪，心情马上转变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中国问题将由此得到解决，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沉重灾难将由此得到解脱；惧的是个人今后怎么办？命运难于捉摸。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沉痛的话
接着，张治中首席代表发言。他谈的不是对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而是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有如下一些沉痛的话：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
“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
“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极愿把眼光放远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时代，共同担当伟大的新的历史使命。”
最后，张治中还说：
“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这不但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志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我们同一民族里，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有能耐、有魄力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周首席代表对于张治中这段话，马上加以纠正说：
“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以一道合作。但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当年孙中山先生对清朝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全体代表会谈至此结束。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连夜开会充分讨论，一致认为中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从全文看，虽然条件高些，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惟有毅然接受。最后大家推黄绍代表、屈武顾问把协定带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接受。
黄、屈于4月16日由北平飞返南京，即往见李宗仁，白崇禧在座。他们听了黄、屈的汇报，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全文，李宗仁表示犹豫，白崇禧则极力反对，顾祝同火速把协定送溪口呈蒋介石。蒋看后拍案大骂，说出了两句不伦不类的热昏话：“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国民党中常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李宗仁、何应钦则立即给南京代表团来电，表示协定不能接受，请建议中共签订暂时停战协定。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留居北平
到4月21日凌晨，忽听街上一片“号外，号外”之声，原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下达命令，指挥百万大军于21日凌晨先后于铜陵、江阴数处渡过长江，所谓长江天堑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大军踏在脚下！
是晚深夜十二时，接李宗仁、何应钦来电：“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延至22日，张治中命我草拟电稿：“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回去。”并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21、22两日就成为大家纷纷商议的话题。从态度上说，大家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投向人民怀抱。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中共代表知道了，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一起来劝驾，恳切挽留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对于中共代表的恳切真情，大家都认为有理，都很受感动，只有张治中还是反复强调他的“复命”的理由。周恩来至此，恳切地对张治中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使张十分感动。林伯渠和李立三也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到了23日，南京方面果然派了一架专机飞平，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得力，竟然把张治中的夫人、女儿都接来了，张也就不好意思再说“复命”的话了。事后证明，周恩来的话是完全对的。重庆解放前，蒋介石指使特务把杨虎城全家杀了，连秘书全家也不放过。逃台以后，为了找失败的替罪羊，把追随他多年的原浙江主席陈仪、原武汉市市长徐会之、原参谋次长吴石等人都杀掉了。张治中、邵力子本来是蒋的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的工具，蒋逃离大陆，和的一手失去作用，根据“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张、邵等人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而作为替罪羊则很合适。所以张、邵回去，必将成为阶下囚，其下场不是杨虎城，就是张学良，而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宋绮园了。至于周恩来说即使全面的和平不能获致，局部的和平还是可能的，不久，果然先后出现了新疆起义、绥远起义、湖南起义、四川起义、云南起义，虽然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根据《国内和平协定》的精神原则，这个国共双方代表一致同意的协定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北平和谈至此结束，一生奔走为和平的张治中将军，至此终结了他毕生的和谈历史，掀开了他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工作的灿烂的历史新篇。我跟随张治中将军亲历的三次国共和谈也到此结束。
在六国饭店将近一个月的紧张生活中，我和中共接待人员逐渐建立了感情，增进了相互了解，临别时他们希望我留点纪念，我为他们题了三首小诗：
（一）
如萍浪迹到天涯，奉使虚随八月槎，
南北终更新法统，炎黄他日庆一家。
（二）
胸中邱壑见鸿沟，肉食焉能与共谋？
坚臼异同应有界，是非原不待千秋。
（三）
南望烽烟遍百津，焦心日日复年年，
功成一战虽不朽，万里河山生野烟！
临分手时，我还和他们说了几句带感情的话，我现在的心情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愿过去的一切，随无情流光而永远消逝，愿今后的一切，另写生命史上的新篇。
北平和谈过去五十五年了，当时我是血气充盈的壮年人，如今，已成白发盈头的90老翁，每忆前尘，历历在目，不禁百感交集，热泪沾襟！
第四部分八、毛泽东与张治中在香山的单独谈话（1）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率领代表团由南京飞抵北平。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住香山双清别墅，8日单独接见张治中，毛、张谈话连吃饭，近三小时，周恩来副主席在座，内容十分重要。后来我为张代笔撰写回忆录时，他把谈话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当时有记录，概要如下：
毛一见张，就马上起立紧握张的双手，满脸笑容地说：“谢谢你在重庆谈判时的殷勤接待，照顾得无微不至；不过我很抱歉，当时你用上等好酒席招待我，而你后来三到延安，我没办法，只好用小米招待你，很抱歉咧！”毛的态度有如老朋友久别重逢，使张感到十分亲切友好。“不敢当。当时从谈判到事务，一切都是和恩来先生商量好的，是他想得周到，我不过略尽地主之谊而已。”张谦逊地说。
“到这里后生活怎样？住旅馆方便吧？有什么需要和意见，请随时告诉接待同志。”毛诚恳地问。
“没有什么，很好，很好。”张说。
“这几天大家谈得怎样？”毛不多寒暄，直接进入本题。
“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答。
“是的，国共两党从第一、二次合作到现在，经过无数次的商谈，有些问题当时得到解决，有些得不到解决就暂时搁下，有的当时解决了但事后又有反复，是需要耐心地慢慢协商的。不过，主要的是双方要有诚意。现在中共方面已经表示诚意，因此事情就有了50％的把握，只要你们也有诚意，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毛说。
“李代总统早就公开表示过以您在1月14日所提八条为谈判基础，我们当然以此为依据来谈，但事情总是复杂的。”张治中到北平前，曾两次到奉化溪口，就毛所提八条请蒋介石表示意见，进行了摸底。在南京时又由何应钦主持研究出《和谈腹案》九条，胸中早有成竹，现在是想先听取毛的意见。
“当前核心问题是和谈，和为贵，但我们不是为和平而和平，我们有其远大的目标，就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所提的八条也是环绕着这个远大目标而设想的。”毛对和谈作了一个概括。
“要和，也不能回避历史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已二十多年，谁是谁非也一时难以算清。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现实些，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看来是和平的两大障碍，我已和恩来先生、中共其他代表谈过，是不是可以暂时搁下，静待历史公断？历史终必会做出结论的，人民也终必会做出结论的。”张直接提出他最关心的问题。
“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都是你亲身参与缔结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坦率坚定地表示。
“国内的情形您是清楚的，国民党内部的情形您也不比我们知道得少，战犯名单和首恶元凶这些具体字样，希望所有的人都加以接受是很难很难的。主观要求是一回事，客观现实是另一回事，现实障碍不去，是根本无法获致协议的。”张委婉地加以解释，事实上是为蒋介石争些面子。
“原则上可以灵活些，我们是对具体的人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的。不问是谁，只要他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可以给予宽大的待遇。至于文字规定，等到双方谈判得到协议，是可以量情斟酌的。”毛的话含有暗示性和伸缩性。
“希望形式上不提名单，对人则作具体处理，那么协议就比较容易达成。”张似乎不大放心，再补充了这两句，然后又说：
“恩来先生对我提到，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所以兵联祸结。对此，我们感到满怀惭愧，国民党的失败，确实症结在此。多年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和平能够实现，现在是双方隔江对峙，人民希望流血惨剧到此为止，希望国共双方约束自己的部队，化干戈为玉帛。”张希望宣布停战，划江而治的话，险些脱口而出。
“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不然人民不会同意。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人心失尽，必须引咎自责，以谢国人。至于何时渡江，如何渡江，双方代表团是可以协商研究的。”毛明白了张的用意，委婉地关上大门。
“从目前情形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国共两党的斗争亦将结束了。谁胜谁负，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的轻视鄙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我们有诚意承认错误，有勇气承认失败，今后是您们执政了，您们怎样做？”张坦诚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不少开明进步分子是不赞成独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也坦然地说。
“今后怎么办？我倒有一个意见，不知您可愿意听？”张说。
“那很好，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毛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