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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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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那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看电视,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黄埔军校一见如故

    周恩来是张治中历次国共和谈的主要对手和朋友。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周恩来、张治中虽分属中共和国民党,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但他俩毕生推诚相处,友谊之花,经久不衰。    
    性格豪爽的人朋友多。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而且他们都具有豪爽、健谈的性格,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多。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黄埔军校一见如故,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说:“(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他和周恩来之间友谊的基础。    
    1924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同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初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张和周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以及邓演达,相互之间来往密切,和苏联顾问亦相处甚好。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当时黄埔军校的斗争,正是两党斗争的一个缩影。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就先后成立了反映中共主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孙文主义学会,两者斗争激烈。张治中受中共朋友和苏联顾问的影响,政治上倾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但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时蒋介石手下重用的人,尤其黄埔军校众多的军事教官,除少数几个日本士官生外,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所以张治中就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    
    张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流浪生活,吃过很多苦头,这使他从感情上自然而然地趋向中共。张的主张、言论渐趋“左”倾,使提拔重用他的蒋介石起了疑心,蒋曾背后问过王懋功:“张治中是不是中共分子?”王力辩说:“不是。”这时正值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委第四届执委会改选,张得到多数票,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中山舰事件”爆发,中共许多党员被逮捕,周恩来亦受软禁。这是蒋介石对中共采取的第一次阴谋行动,他本人却伪装不知,并召见了张治中和邓演达。张治中对此事提出批评,认为它将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不利,而且措辞尖锐,态度激昂。蒋略加解释。张、邓退出后,邓对张说:“你太胆大,太冒失!”这段时间,张起了参加中共的念头,向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很高兴,说:我得请示组织才能答复你。过了一些时候,周对张说:欢迎你参加,不过,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现在有所不便,不如稍待时机为好。但我们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新中国建立以后,周、张在北京曾谈起这段往事,张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周说:这很难说,有多种可能性。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北伐军由广州出发,迅速推进,1926年9月、10月先后克复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周、张接触因此中断。    
    蒋介石到南昌后,反对革命的凶相毕露。在1927年“四一二”前夕,黄埔一期生、原任张治中军官团连长的陈赓突然秘密来见张治中,说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很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说:“已到上海。”张弄了旅费给陈,一再叮嘱说:“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已嗅到火药味了。    
    “四一二”事变爆发后,张治中由武汉到上海转南京,出国到欧美考察,回国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一干就是十年。他当时心情十分苦闷:眼看国共两党分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遭到蒋介石的肆意蹂躏;又见蒋相继发动了五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张治中要求担任中央军校的职务,用心良苦,是有意回避国共两党的斗争锋芒。这十来年中,他五次带兵打仗,两次是抗日,两次是军阀混战,还有一次是对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但从未与中共军队打过仗。    
    真诚的友谊,在逆境中,在患难相济间会愈加巩固。周恩来和张治中之间,在长时期中能相互谅解、合作、支援,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友谊。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患难相济真诚合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是年底,张治中从淞沪战场调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不久,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武汉,常到长沙;徐特立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叶剑英任南岳游击训练班副主任,他们也常到长沙。于是,张治中和中共中断了十年的关系又恢复了。张、周、徐、叶时有过从。    
    1938年,武汉沦陷不久,湖南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对部下是有明确指示的,但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皇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张治中在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救颓局。他深知闯下了大祸,十分焦急。周恩来事后由郊外回城,看到张的惊恐、憔悴之状,就细细问明详情,指出其责任所在,并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认为国民党政府单作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所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对此事给予严正的批评,同时对上述文稿字斟句酌,修改了多处,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急躁外,还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张治中对此由衷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来、落井下石之际,老朋友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在难得。    
    1938年底,国民政府迁重庆,张治中亦于1939年年初调重庆工作。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损失惨重。13日,蒋介石令军令部拟具处理新四军方案呈阅,何应钦于15日上午召集军委会会议研讨。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主张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主张不撤销番号,任其渡江北上,观其动态再作处理。讨论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发言,极力主张采用甲案,张治中则主张采用乙案,理由是:如照甲案处理,则将引起两党进一步分裂;现在大敌当前,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内部分裂为形势所不容。白、张两人来回争辩,以至于面红耳赤,气氛十分紧张。张最后说:如意见不能统一,可否将甲乙两案同时呈上去?白随即拍案起立,大声呵责:你身为政治部长,怎能说出这种话?!张见白感情冲动已极,就不再说了。张、白二人原是保定军校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至为密切,而入世以后,政治上分道扬镳,真可谓泾渭分明。    
    1941年年底,日本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后,美总统罗斯福派他的私人代表居里来华谈援华抗日事。居里临走时约会周恩来。某日,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议:明日居、周将要会见,找个借口把周恩来软禁一天,使他们不能会面。跟着,会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治中既气愤又感到好笑,开始时还在一旁静观,后来看越来越不像话了,忍不住站起来说:约会的事,委员长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在他既然没有交付讨论,何必白费时间?何况,现在还不清楚究竟主动约会的是居里还是周恩来。且软禁主张殊不高明,不仅将激起中共的反对,而且易使美方误会,影响美援,可谓有害而无利,万万不可。至此,大家才停止讨论。    
    1945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个高潮。谈判过程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合作得不错。张治中不但是邀请毛泽东到重庆的建议人之一,而且和赫尔利亲到延安迎接,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到重庆后,他又慨然答应把他的官邸桂园腾出,借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使用;对于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都主动热情地和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表现出推诚合作的精神。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双方自始至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多次濒于破裂。在关键时刻,我看到张治中常常绕室彷徨,来回踱步,时而苦思冥想,时而摇头叹息,以至于饮食无心,面容消瘦。尤其到了谈判末期,社会上谣传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某民主人士会见毛泽东时,甚至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劝告。周恩来很焦急,亲来和张治中密商: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回去?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安排得很紧,要在10月10日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10月11日,张治中亲自陪送毛泽东乘专机回延安,在驱车去机场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国建立后,周和张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1945年10月,张治中到新疆。此时,被盛世才关押在狱的一百多名中共人员,处境十分危险。新疆远处塞外,中共力所不及,但一经周恩来向张提出,请其多方设法释放被押人员并护送回延安,张慨然答允。1946年夏,张治中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专派人护送他们到达延安,避免了牺牲,保存了力量。张治中这样做也是很难得的。    
    1946年1月,举行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讨国共双方军队的整编问题,张治中与周恩来再次携手,签订了《整军方案》。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生死亦可托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代起,对周恩来就深深地怀着敬意,周对张也很尊重。即使在国共和谈中,彼此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有时争辩得十分激烈,也还是互相尊重。张治中认为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是很值得学习的,所以他在湖南、新疆省主席任内,都注重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决定大政方针。    
    1949年4月21日,由于南京政府顽固地拒绝了双方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张治中认为自己是首席代表,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诚挚地对张说:随着形势的转变,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你们回到上海或广州,特务分子是会干不利于你们的事的,还是留下来吧。最后,周语重心长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挚,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深受感动。两天后,周恩来指挥上海地下党把张的家属由上海接来了,张于是决意留下来。    
    张治中留在北平后,心情十分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他的主要想法是:我是个国民党员,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党魁,而我是他的亲信、重要干部,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人家会不会说我是党员背叛了领袖呢?张治中曾经读过十年线装书,旧伦理观念牢牢地束缚着他。毛主席、朱老总、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都来看他,劝他,帮助他解脱思想上的包袱。最后,周恩来和他谈心时坦诚地说: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尖锐中见亲切,责备中见真情。这使张治中衷心感激,毕生难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中共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张治中极力拥护,写了几千言的书面意见送给周恩来看,中有“接受美帝的疯狂挑战,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等句。周看后对张说:你这个将军这么激烈呀!别人可以这样说,你就不行,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说这话在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会发生误会的。    
    以道义相砥砺,在关键时刻进忠言,这是诤友。周、张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    
    周对张如此,张对周也是一样。    
    张治中到北平不久,就对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发展贸易往来,他指出: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要同工业发达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同清廷一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这些意见,都是有一定见地的。此外许多年,张治中每次外出参观视察,都要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建议,供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参考。他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在国号、国旗、国徽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在视察制度的建立上,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应否是国家元首的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的建议方面,等等,都显出他的独立思考,不盲从别人。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均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好些被采纳。    
    建国以后,张治中的社会活动频繁而紧张,周恩来更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两人除了公务上的接触外,从1954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欢聚一次,周从不拒却。“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是在颐和园的介寿堂,张还邀约了陈赓、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二十多位黄埔学生作陪,师生共叙往事,展望将来,气氛十分融洽。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拳拳之情

    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有神经性腿痛症,甚以为苦,因此每次从国外归来,常带一些珍贵药品送给张。仅仅在1961年,就先后给张送去过虎骨胶、燕窝等物,邓颖超大姐还亲函致候。    
    1960年,周、张同机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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