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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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辩解。
军阀混战，他为蒋立下大功，三十九岁当上行营主任。他只做事，不擅权，蒋对他更加放心、重用。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历史处在军阀混战和国内战争的漩涡中。张治中对这两者在思想上、政治主张上是划分得一清二楚的。
张认为，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是为了统一分崩离析的国家。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是正统，而地方割据则是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应该平定；而国内战争，则是两党之争。所以张对蒋介石围剿苏区，不以为然，始终采取回避态度。
张治中在1927年底出国考察，历经欧、美、日各国，历时五个多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由南京直捣北京，电召张回国，计划让他担任北伐大军一个方面的作战。但北伐军进展神速，等到张从国外回到南京，北京业已解决。
蒋没有让张闲散，派他充任军政厅长的重要职务。军政厅是军政部的前身。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军政业务大为发展。张悉心筹划，事必躬亲，从体制、结构、业务、人员各方面打下基础，成绩斐然，颇得蒋的欢心。
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到第七期就迁来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体制、组织、课程、人事大体沿袭黄埔而大加发展，骨干仍为黄埔师生，由何应钦主持其事，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在蒋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他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且加奖许。
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将全副精力和时间都投到军事教育上，使中央军官学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办成一个具有现代设备以及人才济济的军事教育机构。
张治中到中央军校不久，就爆发了蒋冯大战中的平汉路之役。
原来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分设了四个集团军：以从广州出发的军队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总司令；以西北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以山西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以桂军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北伐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专设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负责整编全国军队。蒋的嫡系一师不裁，还在北方大肆招兵买马，收编了十几个师，月月饷项照发；而第二、三、四集团军却一文不给。这样就激起了各方的反对。首先举兵发难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沿平汉线南下，蒋派兵堵截，于是展开了平汉路大战。
蒋在调兵遣将之时，找到张治中说：“我将到河南前方亲自督战，后方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支援，准备在武汉成立行营，自兼主任，请你充当参谋长，代我行事。”谁知到军委开会时，蒋对大家说：“主任一职就让文白来担任，不用先充参谋长，他完全可以胜任愉快的。”大家没有异议就通过了。
历来充当蒋的行营主任的人很多，然北伐时充当行营主任的，只有邓演达、李宗仁、白崇禧。张算是早期的主任人选，时仅三十九岁。
任务很紧迫，张治中随即率领中央军校学生编成的一个团出发，到武汉后又把武汉军分校的四营学生编为一个团。以这两个团为骨干，建立了武汉行营。行营的任务很繁重，除了前线作战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外，其他的一切军务悉由行营负责。当时，蒋驻节河南驻马店，张曾两次飞赴前方，参与军事策划。为了安定人心，张把两个团学生分别部署武汉三镇，穿上崭新整齐的军服，昼夜上街巡查。这些学生到底是经过正式训练的，其军容、精神很像个样子，加上新式的枪械，严格的纪律，整齐的步伐，使人耳目一新，三镇人民也就相安无事。张还故作镇静，公务之余，时而到汉阳兵工厂视察，时而登黄鹤楼品茗赏景，时而出现在总理纪念周给大家讲演，时而应武汉大学邀请给大学生讲话。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当时的武大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他们在联俄联共上是同志，后来多次一起参加了国共和谈。
西北军的战斗力不弱，平汉线上反复争夺，战况激烈，但蒋介石终于取得了胜利。战争结束，张治中为了避免参加剿共军事，立即要求解除兵权，回中央军校。当时的风气，拥兵自重是一般军人的素志。而张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带兵拥兵而甘心退办军事教育。既表示了对蒋的忠心，且显示自己毫无野心，因此甚得蒋的欢心。
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己要爬到最高位置，而又时刻提防别人取而代之。他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始终不放心，因为他们常常觊觎他的宝座。1928年蒋下野时曾征询何、白等人意见，何不但不反对，反而表示支持。当时何是蒋手下的第二把手，显露出取而代之的野心。蒋对何应钦、张治中一样赏识、提拔、重用，但蒋对张放心，对何不放心，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平汉路之役蒋是胜利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蒋的独裁越来越露骨，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目无元老，囚禁李济深于汤山，对非嫡系部队仍然歧视打压，结果引起各方面更大的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一起联合反蒋，于是爆发了陇海路大战。这次军阀混战，规模之大，面积之广，都是空前的。从形式上看，蒋处境孤立，有被围歼之势。然而蒋集中兵力，分路击破，金钱收买，威逼利诱，终于获胜。对于张治中，蒋从其主持武汉行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了张的军事指挥才能，把嫡系中最现代化、最精锐的教导第二师交张统率，并要他指挥嫡系的第五师、第二十一师，负责一个方面，担任特别任务。张从5月参战，至10月在友军配合下，攻下开封、郑州，阎、冯的主力被击溃，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张率兵于10月底凯旋南京。基于过去同样原因，张要求解除兵权退回中央军校。蒋对张说：“教导二师是你一手组织、训练、指挥出来的，现在已成各师的表率，又缺适当人选，还是由你继续统率吧。”张说：“我在中央军校的任务，比带兵更重要，教导二师可交冯轶裴试任，我还是回军校吧。”蒋看张情词恳切，只好同意，内心更加喜悦。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3）
蒋介石的陇海路大胜并没能平息反蒋之风，相反的，由于其倒行逆施，坚持独裁，反蒋事件不绝如缕，到1933年遂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福建事件”（即所谓“闽变”）。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军的支持下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号召全国反蒋。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全部军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闻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调整部署，率兵入闽，打败了十九路军，平息了“福建事件”。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继续重用张治中，使其统率第四路军的嫡系三个军，包括精锐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古城之役，张不战已屈赵一肩之师，长驱直入福州。完成蒋交付的任务后，张再次提出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抗战伊始，蒋把精锐交他指挥。他写下遗嘱上战场。长沙大火，他当了蒋的“替罪羊”）“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咄咄逼人，形势十分险恶。尤其在上海一带，日本浪人四处挑衅，焚烧三友实业社，捣毁中国商店，日舰沿江游弋，登陆布防，无理要求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救国会。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悍然发起夜袭，大举进攻。我十九路军将士于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形势下，奋起抵抗，爆发了神圣的淞沪抗战。在全国和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十九路军愈战愈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不断向上海增兵，在陆海空的立体战争中渐占优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难以持久。
是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回京，到达浦口，张治中往迎。张在寒暄后说：“现在看，形势不大好。”蒋问：“你的看法呢？”张答：“十九路军孤军抗日，难以持久，外间传说纷纷，说政府有意坐视，甚至说藉敌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我认为，应该迅速增援，事不宜迟！”蒋沉吟一会儿说：“是的，你的看法有理，但是谁去担当此责？”张慨然说：“如无别的人选，我愿担此重任。”蒋表示同意了，回到南京马上下令，把散处在京沪、京杭一带的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加上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独立炮兵团等，编成第五军，由张任军长，迅速带领出发。
为了振奋人心，激荡抗敌空气，张建议蒋以全军统帅名义通电全国。蒋接受了，电文中有如下词句：
……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逼烧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旦，以救危亡！
张治中在2月16日由南京率领全军出发，行前于鸡鸣时写下遗书一封，遗书中说：
现在正是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亲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特立此遗书，表示百折不回之决心。
在此之前，何香凝特意寄给张治中一信，并附来女士褂子一件，要张转达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信末附诗一首：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此诗充满爱国热情，张治中马上把信件和女士褂子传示全军将领，士气为之大大高扬。
战争是残酷的，从2月16日至3月5日的二十天中，张治中配合十九路军，经历了庙行战斗、浏河战斗、葛隆镇战斗三次艰苦的战役，歼敌无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第五军牺牲亦大。但终因蒋介石本无抗战决心，和日寇谈和，订立了屈辱的休战协定。第五军和十九路军都后撤整顿，另调驻地。张治中仍一本素志，请求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张治中有鉴于“一二八”抗日是被动应战，事前又缺准备，损失太大。他认为日寇亡我之心不死，“田中奏折”所定战略绝不会改变，为了未雨绸缪，向蒋介石建议，请划分全国战区，分头准备。蒋同意，交给林蔚草拟方案。经过研讨决定，分别设置四大战区：河北为第一战区，蒋介石自兼司令长官；山西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沪、宁一带初设警备区，由张治中负责，“八一三”战役后改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广东为第四战区，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以后战事扩大，又增设第五至第十二战区。
中日如再战，淞沪仍是主战场，而沪宁警备区应是战争重点区。蒋介石有意把这个重大责任交给张治中，是重视他的才华和经验。张得令后，马上组织精干人员，先后在南京、苏州秘密设置备战机构，自己把中央军校的日常工作交给别人，全副精力投入此项工作。在这段期间，张秘密派遣干员前往宁沪各战略要点进行调查设计，对兵力部署、防线设施、指挥系统、兵源补充、后勤供应、舆论准备、群众组训、军民合作等，都有严密、慎重、具体的计划，整个作战方案基本定下，并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一切在积极进行中。
备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忽然霹雳一声，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所扣，南京政府乱成一锅粥。何应钦在南京借口拯救蒋，演了一出戏中戏。除派出大批飞机准备轰炸西安外，还组织了三路大军西出潼关进攻西安，还急电在苏州的张治中，请他指挥三路大军中的一路。张治中当即坚决拒绝，反对以武力解决事变，并且马上乘车驰返南京，联合志同道合者进行反对。他深知如照何应钦部署去搞，将置蒋介石于死地。危难之际，反映了他对蒋的忠诚。可是，尽管他力竭声嘶地反对，何应钦还是一意孤行，军队迅速西开。幸好得到共产党周恩来的斡旋，蒋介石才转危为安，脱身返回南京。
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东北伪政权出笼之后，日寇更是咄咄逼人，战争危机一触即发。张治中根据上海敌情判断，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建议，认为对付日寇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在东北；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之役、“一二八”之役；第三种是判断他要动手打我，我先打他，即先发制敌。并提出，接受过去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这次应采用第三种方式，请蒋决定。蒋立即批示：“应由我先发制人，但时机应待命令。”
不久，日寇在芦沟桥点起侵略之火。上海方面得到情报，知日寇在各哨所增加兵力，在屋顶架设高射炮，各据点构筑工事，在市中心区和南翔试设炮位，撤退侨民，扩充义勇队及在乡军人，将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撤至上海，在浏河、吴淞间控制军舰十余艘，对各海口实行封锁。张治中判断日寇即将动手，于8月11日下达命令，各军师立即向上海预定防区进驻，在12日晨全部进入上海，行军机密迅速，如神兵天降，上海市民惊喜交集。张的部署是在13日拂晓前全面出击。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力量对比，我军确能按原定计划一鼓作气将日军全部赶下黄浦江去。无奈蒋介石犹豫不决，误信外国使团的调停，三次下令不许进攻，贻误戎机，功亏一篑。
张治中参加的两次淞沪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唤醒了民众，振奋了人心，也显示了他个人的风格。
张回后方休整了仅一个月，蒋介石就派他充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不久，又派为湖南省主席。蒋的着眼点是，抗战将旷日持久，日军将沿长江而上，湖南成为后方重镇，非有分量、有威信的干员不足以胜此重任，张治中也就欣然接受。
在这段时间，张治中遇到一件不幸之事，就是长沙大火。
原来，武汉三镇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长沙暴露于敌前。形势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张治中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大谈如何放火，如何破坏，一个人谈了很久，在座者很少插话。最后，蒋向负责交通的人问：“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即使是空车也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责交通的人还没回答，蒋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就是了。倒上煤油，所有的东西全烧完了！”蒋又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还没回答，蒋随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别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