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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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是由于张治中在会上最后说到：“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便宜不出外，不但对弟弟的能干表示敬重高兴，还应格外帮助他，不但站在兄弟立场是如此，即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如此。”听到此，周恩来忽然起立说：“兄弟的比喻，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朝廷来说，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对清廷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表示其严肃性！”
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对革命的严肃性与灵活性，区分得异常清楚，处理得异常有效。他对张治中兄弟比方的批评确实表露其严肃性，但当谈判破裂，张治中坚持要回南京“复命”时，周用尽一切方法挽留，又充分体现其革命的灵活性，这是一个显例。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在政治漩涡中
和谈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在国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各方面都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士气丧尽，人心失尽，力量耗尽，内部分崩离析。在国外，蒋的惟一靠山——美国，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为蒋介石输血打气，已感无济于事；再加上马歇尔八上庐山，大失所望，离华时恼羞成怒，见于词色；同时，在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总统中，蒋竟把赌注押在杜威身上，让孔祥熙父子助杜威竞选，使杜鲁门老大不高兴。美国决定全面从中国撤退，抛弃蒋介石。其他列强，战后筋疲力尽，自顾不暇，力不从心，不敢插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能不再次乞灵于历来惯用的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
蒋介石曾先后在1947年2月、1948年6、8月三次电召张治中面谈。第一次提出四到延安的建议，张治中表示不愿意去，说：“去了亦无用。”蒋一再要求，张说：“如邵力子愿同去，可以考虑。”谁知一向中共提出，就被坚决拒绝。第二次，张治中在七天之内就国内外形势为蒋作了详尽的分析，劝蒋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蒋介石认为可以试探和谈，甚至先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他说：“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要等形势稍为好转之后才能谈和。”第三次，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治中指出：形势已到最后关头，除了由蒋亲自倡导和平，放弃戡乱，再无别法。蒋最后说：“要和我就得要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而且在谈话的第二天总理纪念周上，还大骂主和的人“是向共匪投降”，“甘心做共匪的奴隶，贻害中华民族”，云云。
蒋介石既然不愿意马上谈和，为什么又三次找张治中去商量呢？这反映了蒋当时心慌意乱、极度矛盾的心理状态。
在这里得倒叙一笔，描述张治中在这一段历史，亦即在两党和谈中所处的地位。
从1946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地位很特殊，许多人的眼睛都瞧着他。甚至顽固反共分子如陈诚，他在发出“三个月内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六个月内解决东北共军”的狂言后，曾到张治中家征求意见。张对陈说：“你有这个把握吗？”陈答：“如果六个月内消灭不了，那就永远消灭不了了！”张说：“这不能算是个把握吧？”
张群在1947年担任行政院长时，也到张治中家请教。张说：“你一定要把握住两项政策：对外，改善中苏关系；对内，力图恢复和谈。两大政策实现了，你就成功了，否则一定失败！”隔不了半年，张群又来征求张治中意见。张治中说：“你失败了，你不但不能把握住两大政策，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下了戡乱令，你应该不干这个院长！”张群皱着眉头说：“那有什么办法，党内风气是这样，院长职务也辞不掉！”
后来孙科组阁，找到张治中说：“你必须参加，否则我不干！”
后来何应钦组阁，张治中拿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去劝驾，何也说：“你一定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蒋介石电召张治中至南京是有用意的。12月8日已谈了一次，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的电报发表后，蒋又约张谈了一次，主要是说：翁（文灏）内阁是拖不下去了，我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你来组阁，不过你的态度太明显，恐怕立法院通不过，因为他们好些人还反对在不利态势下谈和。另一个是让孙科来组阁，你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这样就是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你看怎样。张表示不愿组阁，最好连副院长也不要担任，国防部长更不合适，要谈和，也只能以代表身份去谈。蒋不愿勉强张，然后找孙科谈，希望他出来组阁，孙一口答应了，但表示必须组织巨头内阁，然后才能起作用。所谓巨头，包括张治中、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等，而且口称非张治中参加他就不干。张和孙晤谈，答应充当一名政务委员。后来孙对张说：“我曾就组阁后的方针向蒋请示，蒋说：‘内阁组成后，你们大家研究去，如果大家认为一定非和不可，我也可以考虑的。’”孙在内阁名单公布时还发表了一篇谈话，表示要争取“光荣的和平”，并曾尝试请美、英、法、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虽被拒绝，但宁沪之间的和谈空气还是逐渐浓厚起来。）
在差不多同时，还发生了一件惊动国内的事件，就是华中剿总白崇禧在12月25日突然向蒋介石发出通电（电文由张治中、张群转），力言大局至此，实不能再战，只有停战以言和。同时向记者透露：非蒋下野不能谈和，应该让别人来谈。背后还搞所谓“五省联盟”。用意非常清楚，是逼蒋下野，让李宗仁来主持。蒋认为这是落井下石，因此万分恼怒，竟至拍案破口大骂。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劝蒋下野
1948年初，蒋介石一意孤行，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充当总统后，局势每况愈下，张治中于同年5月向蒋介石上万言书，请蒋考虑下野，让别人来主和。蒋断然拒绝。张又和吴忠信密商多次，联合张群三人一起进言，蒋亦未同意。到白崇禧通电“逼宫”，张、张、吴三人又再向蒋详析利害，蒋才勉强同意。谁料山西的阎锡山此时到京，对蒋下野极不赞成，认为事尚可为，不必出此下策。蒋又有些动摇了。但是严峻的现实逼得蒋无路可走。孙科虽登台，但军事、经济、财政、金融仍毫无办法，社会人心不安已达沸点，蒋不得已，才决定发表1949年元旦文告，提出愿与中共和谈的建议。这种毫无诚意的伪装和谈，中共根本不予理会，毛泽东于同年1月14日发表时局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基础。
蒋介石从这八项条件中看出中共态度十分明确坚定，而各方对他的元旦文告反应又极冷淡，于是在同年1月19日下午4时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主要参加者有张群、吴忠信、张治中、邵力子、孙科、吴铁城、陈立夫等人。蒋对大家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李宗仁字）出来和谈，谈妥了我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半晌没人发言。事情本来很明显，蒋如不下野，中共怎会答应开始和谈，李宗仁又如何能主持和谈。最后吴铁城说：“事关重大，是不是先召开中常会来讨论一下？”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这话很快传出去，外间马上有反应：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介石打倒的！）最后，蒋只好说：“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案，下野文告怎样措辞，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张治中说：“文告可否请邵力老执笔？”邵谦辞，蒋就让别人写。到同年1月21日下午，蒋把中常委请到官邸，正式宣布下野，并把文告念了一遍。会上一些自命孤臣孽子的如谷正纲之流，痛哭流涕，亦无法挽回。蒋介石即日登机回浙江奉化溪口。
这里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在他宣布下野时，张治中因逗留南京已两个多月，一心惦着西北，曾当面请求回西北去。蒋立即制止说：“那怎行？你一走，李德邻就会多心了。”张说：“我现在内心非常苦闷，我还是先回西北吧！”蒋严肃地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和谈，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在座之人也纷纷附声劝告：“你现在万万不能走！”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等去负责和谈，和中共去周旋。
蒋既下野，按照蒋记宪法，应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于同年1月22日登台，当日就宣布接受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并希望早日开始和谈。跟着孙科也发表声明，提出谋求所谓“光荣的和平”，以后报章又先后出现“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永久的和平”等论调，和谈的空气渐趋浓厚。
这时候，张治中曾经做过一件很天真的事情。在李宗仁代理总统后不久，他就以西北公务积压待理为由，请求暂回兰州。李同意了，但嘱务必早去早回。张乘机向李进言：“为了进行和谈，必须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就要更换新人，不能老是一套班子像走马灯似的。”李说：“你看请谁出来？”张说：“最好能把孙夫人（指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字）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如能请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李当时表示同意，也进行过努力，但没成功。张治中竟没想到，在这样局势糜烂的时候，宋、李怎肯被拉下水？怎肯甘居李宗仁之下？而李宗仁也不见得真心愿意请宋、李出山。这件事被宋庆龄知道了，解放后史良有一次告诉张治中：“孙夫人对你的建议很不满意，说是你跟她开了一个玩笑！”
张治中是同年1月底回到兰州的，而北平不久就解放了，同时，中共中央发言人于2月6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着重指出惩办日本及国内的战犯为和平谈判的必备条件。李宗仁看到和谈已有开始的可能，就不断给张治中去电报、电话催促，张被迫于2月22日飞回南京。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两到溪口（1）
当时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摆着中共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仍然牢牢地掌握实权，在溪口幕后操纵，李宗仁仅仅是个傀儡。李上台后曾呼吁美、英、法、苏调停中国内战，但遭到拒绝，又提出对国内的六项政治措施，包括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而无法兑现，感到脸上无光，牢骚满腹。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动了去溪口的念头，于是便和李宗仁商量。李表示同意，并嘱咐张治中就内阁改组问题代他向蒋请示。
同年3月3日，张治中和吴忠信秘密坐飞机去溪口，屈武和我则从南京秘密坐火车至上海转海轮往宁波再去。我的印象很深刻，下车后先到蒋的故居。这是一座砖瓦木石结构的古老庄院，面溪背山。大门是砖砌的大圆拱门，进院内又是一个半圆门，我们被引进里面的候客室。坐了片刻，我信步往里走，看到一大间木制厅堂，正面摆着蒋介石的祖先牌位。据说国民党文武官员到此都要行三鞠躬礼。我们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儿，就被招待到蒋介石的新居。新居离故居不远，枕溪卧流，一楼一底的洋房，虽不大，但洋气十足。张治中、吴忠信住楼上，我和随员住楼下，屈武则住到附近的招待所去。故居是封建味十足的庄院，新居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洋房，两者合起来，正符合蒋介石的身份，看来这不是偶然的。那天，蒋不在山下，却住到山上雪窦寺妙高台蒋母墓庐去了。墓庐是平房，就在墓附近，国民党文武官员到此也须到蒋母坟前鞠躬。
张治中、吴忠信第二天上山，一连和蒋介石谈了五天，下山后又住了三天，前后共八天，张把和蒋面谈的内容详细口授，由我记录整理。
张治中此行目的有三：其一是就中共所提八条向蒋摸底，为和谈作准备；其二是请示行政院长孙科辞职后继任人选的问题；其三是劝蒋出国，以便由李宗仁放手主持和谈。
关于中共所提八条，蒋介石并不太重视，谈话中只涉及一、二、三、四、八条：（1）关于惩办战犯问题，蒋、张、吴都认为无法接受，不加谈论。（2）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还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的比例，缩减到国防需要为度，三年之内完成。（3）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根本回避了“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的提法，只表示同意实现民主化和多党的民主政治。（4）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蒋回避了中共所提第八条的主要内容，即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接收南京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力，而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另外，关于和谈代表人选问题，李宗仁原提邵力子、张治中、章士钊、彭昭贤、钟天心，中共方面反对彭、钟，蒋表示可于北方籍的立监委中遴选一人，结果挑选了向来办教育、政治色彩不太浓厚的李蒸。到3月28日，李宗仁又提了刘斐，凑成六人，中共表示同意。
关于行政院长继任人选问题，孙科坚持不干，并于3月3日提出辞呈，蒋表示可不勉强。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继任。蒋初坚决反对，并说何必一定要挑选与我关系深的人继任。但经李宗仁再三请求，张治中、吴忠信又从旁极力劝说，蒋才同意了。张治中于3月10日回南京，第二天就带了蒋给何的亲笔信，会同顾祝同、白崇禧一起到杭州劝何，何才勉强同意。同月12日何应钦正式宣布担任行政院长。
关于劝蒋介石出国问题，蒋非常反感，反复说：“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当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这里又一次反映了张治中的天真，蒋介石怎么会甘心退出政治舞台？我们3月3日一到溪口，就知道俞济时带来蒋的侍从官一班人马在溪口照样办公，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地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工作。有一天，我到招待所看望屈武，亲眼看见谷正纲等人也住在那里。蒋一方面背后操纵一切，另一方面又虚伪地对张治中、吴忠信表示，他一定竭尽全力支持李宗仁，说李现在负的责任就是他的责任，李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蒋介石甚至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终生也不愿再执政，云云。
何应钦就任行政院长后，一方面积极考虑阁僚人选，另一方面则忙于筹备和谈。曾以院长身份先后四次召开会议研究和谈腹案。参加者：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不在南京，刘斐的代表身份还未发表，此外还有翁文灏、贺耀祖、黄少谷、彭昭贤等人，笔者担任纪录。地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