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释读韩非子-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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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决定理由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君主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所以听到的语言似乎都合情合理，高尚忠诚。君主如果仅从表面来理解问题，就会着道，虽然大权在手，但却被大臣牵着鼻子走。解决的办法就是凡事多问自己一个为什么，多往里面想一层，就不难从大臣八面玲珑、毫无破绽的言语中发现真实意图和所在立场。
为更多、更真实获得信息计，君主的听言艺术应介于至昏与至明的境界之间。至昏是其表象，至明是其内在，至昏与至明因同一个目的而统一起来，在君主高超的心理控制技术之下而浑然为一。这是辩证法、这是艺术、这是网人于无形之间的圈套。我们来看，听言的最高境界就像喝了半斤二锅头之后一样，眼光迷离、神情恍惚、好像对方说什么都不在意、身心处在一种完全放松、对人不设防的状态。那种状态似乎在告诉对方，随你愿意说什么，我都愿意倾听。营造出一种可以让人畅所欲言的氛围之后，接下来说要做的就是沉默等待，让大臣们先开口。不要担心他们不开口，因为君主是利益在，权威所在，臣下自会开口。大臣讲话的时候，不要打断，不要插言，让他们尽情发挥。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多位大臣们为同一事件展开辩论，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因为没有人不想在自己的观点占上风，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多种观点同时交锋的好处是，各种意见的优劣能充分的暴露出来，低级错误自然会被淘汰，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君子好辩”，意见交锋的过程也是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最后留下来的一般是最合理的意见，君主可以坐享其成。在大臣陈述自己观点，相互辩驳的过程，君主表面上昏昏沉沉，实际上心如明镜，大脑以极快的速度在分析、对比、思考。听得过程是君主对大臣的观点进行再加工，再创造的过程，君主从各种意见中吸取信息，再融会贯通就形成了对事物更全面跟深刻的理解，这是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不贤到为贤者师的过程。
君主不可以与臣下一起讨论问题，不可以与臣下一起做事，这不但是分工的必要，也是统治心理学上的要求。距离不但能产生美也能产生敬畏，这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官场信条，也是不少领导者的心照不宣的做法。宏观上讲应该与群众打成一片，微观上讲君主或者领导应该与臣下或者群众保持一定距离，人的心理非常奇妙，有一点陌生反而能敬之畏之，熟悉了解了就会产生不敬，孩子与女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君臣之道不同，君主提纲挈领，臣下分门别类；君主高屋紧邻，臣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君主纵览全局，臣下落实到位，所以臣下负责提建议讨论、君主负责拍板。
【实力】
在上章我们已经讲到，臣下之所以听命于君主，从表面看是由于君臣的名分，法度的规定，根本上讲是君主的实力对臣下实力形成压倒性优势。实力是君主能够统治臣民的根本所在，君主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自己的实力，不能因慷慨、难为情、不忍心等情绪上的影响而使自己的实力受损。沙丘宫的赵主父由于手中没有实权不但保护不了太儿子的性命，连自己也被饿死；马嵬驿的唐明皇除了威望已经没有多少实力可言，面对激愤的士兵，也至得献出心爱女人的生命；君主的名份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当君臣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名分发生变化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条铁律在历史上无数次的显灵，篡权者无不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君主必须牢固树立维护自己的实力的意识，不受任何外在，内在因素的影响，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为了维护自身的实力，就要神秘莫测，让人无法捉摸，不给大臣凭借的任何机会。行使赏罚、用人弃人要至大至公，让人感觉不到私心和偏见，须知私心和偏见不但会让人不服气，还给了被臣下揣摩的把柄。要管理宫廷内部，设置负责人但不要与他们亲近，因为亲近就能产生私人感情，近臣便可能利用与君主的私人感情干一些不利于君主的事情。沉浸官场的人都知道，如果有求于大官，不要紧盯则大官，他们身边的司机、秘书也好打点好，这些人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与官员离得近，很容易与官员建立起私人感情，有了私人感情就能旁敲侧击地对官员决策发挥影响力。为了防止近臣干政，君主不能与近臣接触，有此可见，当君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伙计，白天奔忙一整天，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能身边的人开开玩笑说说贴心话，只能够一本正经的行事，以示众人即便你是近臣，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和职责，不存在感情上的交流。对于外部的大臣，君主要因事任人，每件工作只任命一个官员，并且规定要职责，严格防止他们越权操作。君主还要特别注意臣下培养私人势力。理想的状态是，大臣被责权、法度分割在一个个彼此孤立的小格子内，他们只有工作上的来往，没有感情上的交流，他们的力量无法联合，他们的注意力被牢牢的固定在工作上，因为稍不留神，工作出错就会遭受责罚。群臣是团结的，但团结的方式不是情感维系，而是赏罚的驱动，团结的核心的是君主；群臣也是分离的，他们之间只有工作之间的交流，没有私人利益来往；没有私人感情交流；一切围绕工作转。我们今天努力追求的企业管理模式，2000多年前韩非已经精确地描绘出来了。
君强臣若的道理虽然简单，但在纷杂的历史环境下，却非常不易把握，甚至一些英明的君主也在这个问题上栽跟斗。明太祖朱元璋不可谓不英明，对保证明朝江山的长治久安用心不可谓不深远，执行力度不可谓不强大，然而他在打掉朝内形形色色的潜在反对派后，却忘了自己的实力也同时被削弱，而北方防御游牧民族的皇子却握着超强的实力，形成了外强中弱的格局。朱元璋一死，皇子朱棣起兵发难，朱元璋钦定的接班人朱允文的统治被终结。安史之乱也是由于唐朝外强内弱实力分布格局造成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格局通常是由君主本人一手出生。这是由于实力的失衡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危难发生之前表面上可能没有任何征兆，所以君主要时刻留意君臣之间的实力对比。自私是君主的美德，君主爱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实力，才能保证政权安稳，百姓无刀兵之苦。
【除党】
理想的权力结构是君主高高在上，下面是一盘散沙的大臣。从物理学能量定理角度讲，这样的结构内耗最少、办事效率最高、也最便于君主操控。但是从大臣的角度讲，处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中最痛苦，他们没有在感情上没有依靠，心理上没有安全感，职责和法度将他们变成了一台惟命是从的做事机器，与包围在四周、无孔不入的君权相比，他们的存在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权力是零和游戏，满意无法共赢，君主最满意的状态却是臣下最痛苦的状态。臣下势必会与君主抗争，君主必然也会压制，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随时随地在进行的战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所谓“君臣之间，一日百战” 。一切对赞美君臣关系的赞美都是表面文章，和平共处是暂时的、偶然的、表面的，勾心斗角永恒不变。即便中国最昌盛的时期，最英明的帝王的朝堂也充斥着君臣之间的勾心斗角，只是程度相对较少。人们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中也不乏侯君集的谋反、尉迟恭的居功自傲以及李世民的打压。
臣下与君主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结党。人人都知道团结起来力量大，在压倒性的君权面前，群臣只有结成党派才有出路。结党的方式各有不同，有因利而结；有因学术立场而结；有因地域文化而结；有因血缘关系而结；有因希望而结；有因恐惧而结；但大臣结党的目的只有一个———保存自己，对抗上面的君权和周围的敌人。什么？还有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笑话！要论开展工作，照章办事才是最好的途径。党派形成的地方就是法度失效的地方，就是君权稀薄的地方。他们会为了同伴的错误相互掩盖，为了同伴的贡献相互吹捧，这都会影响君主的判断，他们会齐心协力谋取非法利益，会联合一致打击异己，其他大臣见他们势力庞大，影响力强会纷纷前来投奔，长此以往，为君主做事的人越来越少，灭亡是必然的结局。我们从后世的历史经验来看，越是衰败的王朝，朋党的势力就越大。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佑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昆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韩非在《孤愤》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现象，所以一个爱护自己权力的君主应该坚决制止群臣中的朋党。那些妄想以朋党制朋党的君主无不以越制越烂而告终，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不是什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是农夫家的狗和鹅相搏，无论谁输谁赢，损失的都是自己的。
危害仅次于朋党的是权臣，在《爱臣》篇中，韩非已经深刻得剖析了极端富贵的大臣对君权的威胁，权臣是君主权力结构中的恶性肿瘤，一旦出现权臣威胁君权的苗头就要及时进行治理，绝不因他们曾经的功劳而手下留情。整饬权臣的方式有很多众，第一种如中医看病，讲究内外结合，治标治本。对大臣的财富、权力、资源要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还要早早的选定接班人，杜绝祸起萧墙的可能。第二种如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对高官厚禄之人要加以削减，对官禄微薄之人要予以增加。遥想英霸当年对欧洲大陆也才用这种政策，叫势力均衡，其妙处在于能够消灭大臣中潜在的带头大哥。在没有朋党、没有权臣的朝廷里，君主可高枕而无忧矣。
【唯我】
君主，作为一国之内的最高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排他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概念已经深入到每一位君主和臣民的心中。在不知三权分立、代议制度为何物的中国，一国一君、一君独大被视作当然。君主应视权力为禁脔。女人夺权杀女人，无论他是母亲儿子还是女儿，大臣夺权则杀大臣，无论他是功臣、才子、民族英雄还是老百姓的青天。无论我多么残酷，但我爱自己爱得有理。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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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榷》篇结束。
4．南面——我的朝堂我做主。
古代君主在朝堂议事的时候做北向南，韩非用“南面”代指君主备臣、制臣、治臣之术。君主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才能成为朝堂中真正的主人，否则，空有其权，而终为臣下的意见所摆布而渐至无权。当然了，南面的首要前提是朝堂有人，天天眠花卧柳、颠龙倒凤根本谈不上如何行使南面之术，在《三守》篇中，韩非将亲理朝政列入君主被需坚守的原则之一。
与法度的稳定客观相比，人非常善变和难以把握，因此君主的统治基础应该建立在法度之上，而不是一些个人身上。人一个随时随地发生变化的变量，所以需要加以防备，防备的意识本来没有错，错的是采取的方式是用人来备人，更其错误的方式是用相对不信任的人来防备相对信任的人，这里的道理不言自明。以人备人只能越备越难备。人从来都不曾客观，涉及到自身利益，没有几个人能坚守立场。欲望、情绪、潜意识这些因素经常能改变一个人的观点，背人之人客观公正，所背之人全力以赴的现象少之又少。背人之人与所背之人要么结成统一阵线共同蒙骗君主，要么相互较劲，将有限的精力由于无限的内耗之上，而不是做事。。“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
人不可靠，那么什么可靠？当然是法了，法公正严明，客观稳定，伤人但不伤心，打击面广而不惹众怒。君主应该旗帜鲜明的高举法的大旗以约束臣下。臣下势力的恶性膨胀都是采取非法扩张的手段，智慧、才敢、美好的名称，高尚的道德，都可以作为违法法律的凭借。这些迷人的品质违反法律时，君主依然要力挺法度。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西瓜舍弃芝麻是明智的选择。
臣下蒙蔽君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诱于事 ；另一种是壅于言；
臣下为了立功；好让君主批准自己的方案，故意将复杂的事情说的简单，代价少。君主受到诱惑不加考察，便授权与臣下，这叫诱于事。臣下先前是欺骗了君主才获得授权和做事所需的资源，可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君主即便不知道事情的真实难易程度，但总该知道事情交给臣下的事情如果完不成要进行处罚。这个嘛，臣下也有办法。先把君主授予的有限职权和资源运用起来，等事情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再向君主讨要更多的职权和资源，理由就是当初低估了事情的困难。这个时候君主一般会想，不继续投入先前的工作就会全攻尽弃，最后只得给臣下更多的资源和更大职权。臣下通过这种巧妙的算计要来了在事前无法一次性得到的职权和资源，最后事成之后，功劳属于自己，奖赏属于自己。
这样的事情，《战国策》上就发生一起，被我引入了新书《战国那些事儿》（原名《铿锵战国》）中，；，不忘给自己做个广告。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25年，这一年赵国新君（就是伟大的赵武灵王）刚继位。公孙衍（就是历史上张仪的真实对手，此时在魏国为将）为了立功，以保持在魏国的地位，想拉拢齐将田盼一起出兵攻打赵国，对田盼道：“赵国新君（赵武灵王）刚继位，按照国际惯例咱们应该出兵问候一下。你代表齐国出5万兵，我代表魏国出5万兵，一起进攻赵国好不好？” 盼想了半天道：“不好吧，10万兵好像不够吧。”
公孙衍道：“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10万兵是不够，但要多了，咱们的大王也不一定能给。10万兵只是个开始，咱俩先领着去攻赵，一但进入战争状态，咱们的大王能不增兵么？”
于是公孙衍和田盼各引五万大军向赵发起攻击，魏君担心公孙衍兵力不够，只得增兵支援，后来公孙衍果然打了胜仗，也稳固了在魏国的地位。
臣下为了蒙蔽君主不但会把困难的事情说简单，也可能将简单事情说困难。这很好理解。本来一件不难的事情，臣下故意添油加醋增加事情的苦难度，君主不明所以，便授予臣下职权和资源来处理此事。有了牛刀杀鸡还不容易，臣下三下五除二就将事情办妥，然后到君臣那里邀功领赏。由于事情的进展顺利得超出预期，君主自然要重赏臣下，殊不知已经落入臣下从一开始就进行布置的圈套。不但付出了多余的奖赏，还浪费了资源和职权。君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臣下是讨了便宜又卖乖。
臣下对具体事物别有用心的算计，一般的君主很难发现的，因为从常理讲谁也无法事前准确预料做一件事情的投入和产出。臣下正是利用了这种常理常情，将君主忽悠了一把。其实，这种常理常情根本不可靠。提出某一项目的臣下必然是此项目的专业人士。在一个专业人士那里，估算做某件事情的投入和产出，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