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释读韩非子-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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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政权还是企业，在打江山的阶段，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由于某些个人的作用对组织的影响巨大，作为领头人，就必须注重人的作用，该论哥们就得论哥们，该讲交情就讲交情，该拉拢就拉拢，该贿赂就贿赂、该降身以求就降身以求，该做秀就做秀，该唱高调就唱高调。韩非的那些不讲人情的法、术、势在组织成熟的时候才有用武之地。这个时候，君主或者老板成为国家或企业毋庸置疑的唯一所有者，任何个人都无法挑战他的权威，他们这才具备全面推行韩非法家思想的权力基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韩非子的思想并不能指导政权或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它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的支持。当然当政权或企业小弱的时候，韩非子思想在微观、局部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我再重复一下以前的意思，《韩非子》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是一种针对性很强、威力巨大的管理体系，针对性强的反面也是局限性大。包治百病是广告，专治一病才来得真实。
韩非子思想中的具体操作可能由于时代或客观的原因与现实脱节，但作为韩非子的思想内核一部分的“顺理而为”却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人们对何谓“理”可能有不同理解。这一部分思想是韩非对道家思想的扬弃和改造。“顺理而为”也可以作为韩非子对自己思想的注解，即：非正规时期实行非正规管理，正规时期实行《韩非子》这样的正规管理；看得见的规模就用看得见的管理，看不见的规模就实行看不见的管理；对于管理思想的取舍，既不能强求，也不能落后，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为正解。还应该说一句，在正规组织的山头，韩非思想是最响亮的歌。
2，上下/下级关系与老板/打工者关系
众所周知，上、下级关系与老板、打工者关系是两组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上下级关系是一种由职权界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老板与打工者是一种由资产所有权界定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职业经理人，虽然在企业中的职位很高，但还是打工者；丞相，虽然在官僚体系中职位很高，但也只能算是普通一官，乌纱一丢就什么也没有。丞相与君主，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虽然在只差一级，但跨越这最后一级的难度要比从要比跨越前面所有级别难度之和都大的多。正是这层关系决定了君主或老板具有能够翻天覆地的权力，如果愿意他可以将整个全部洗牌。
君主、老板没有私人利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各级官僚、各级管理者却有私人利益。君主、老板的利益与各级官僚、管理者的利益既是统一的，也是矛盾的，但问题是很少有人将君主的、老板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是以人人希望少付出、多获取，最好是不劳而获。这种想法不但最基层的体力劳动工人和老百姓有，连最高层的丞相，总经理都一样有，其实君主和老板也一样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只有一方可以将这种想法变成现实。根据能量守恒原理，下面的人少劳多得就意味者君主和老板受损失，君主和老板少劳多得就意味着下面的人多劳动，在这两个矛盾的命题中，韩非只为君主和老板提供了解决方案。可是，事情就怕反着看，《狐狸与乌鸦》寓言的本意是让大家看清狡猾狐狸的真面目，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楞是学着狐狸的狡猾四处寻找容易上当的乌鸦。《韩非子》也可以看作一本变相地教人徇私舞弊、投机钻营、空手套白狼的书。《韩非子》为君主或老板提供了许多制服不良分子的招数，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君主或老板都能修炼到韩非所要求的功力。
准确地说，《韩非子》提供的是君主管理所有臣民，老板管理所有打工者的方法系统，而不是简单是上级管理下级的方法系统；由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许多貌似有理，其实有害的命题。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权谋家为出君主、老板之外的大小领导提供了一条处事准则，叫：“功归于上，过归于己”。它的妙处在于上级不劳而获功必将感激于我，下级有过而无罚亦将感激与我，上下同爱我，我将无往而不利。其实，从君主、老板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危害甚大，因为君主之所以能驱动臣民，老板之所以能驱动打工者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手中掌握着赏与罚两把利器，实施赏罚的关键是求真务实、分量匹配。“功归于上，过归于己”的结果是上级不劳获功，下级有过不罚。如此下去，上级将产生惰性，下级将失去畏惧感。诸如此类的命题还有许多，诸位读者不得不察。
3、法制与法制
与儒家崇尚人治相反，法家崇尚法治。儒家与法家虽然采取的手段截然相反，其实服务的对象一样，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儒家通过熏陶教育将亿万斯民引导到为君主利益而奋斗终身的道路上来，我起了个名字叫“诱心”。法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将芸芸众生限制在为国出力自己受益的框架之下，我也起了个名字叫“逼脑”。法家推崇以法律和制度治理国家，而在今天，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是否具备健全法制。法制健全的基本特征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话，《韩非子》中早已经提到。同样的形式，不一样的是精神，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制其实是民主法制，而韩非推崇的法制是君主法制，一字之差，而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今天的法制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国家利益不是某个人的利益，而是所有人民的利益，而法家的法制承认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不平等，国家利益只是君主的利益。现代化的法制应该具有修复功能，即能够除去那些危害大众利益的恶人，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而法家的法制却不具备此项功能。因此法家有一个致命伤，如果那坐拥天下的君主是个昏蛋怎么办？这个问题法家无法彻底的回答，儒家也不能。在企业里也是这种情况，老板是企业的天花板，如果老板做不到，其他人也无法做到；如果老板决意犯错，没有人能够阻止。现代政治提倡民主，但现代企业却依然独裁专制，然而正是这种独裁专制的个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往往打败了我们号称全民所有、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国有企业。
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独裁专制的小环境中，正是韩非子思想的用武之地。有感于此，海尔总裁张敏瑞说道：用孔子的思想做事，用老子的思想做人，用韩非子的思想做企业管理。对于前两条此处不便评论，而第三条无疑是深解其中味了。
四，替韩非补一课（上）
替韩非补一课，内容是关于意识。
在拆解韩非子的法、术、势之前，有必要对君主的生态环境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只有了解了环境才能建立起应对环境的意识，只有具备应对环境的意识，才能有效运用应对环境的思想策略，方式方法。因此，意识是比思想策略、方式方法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只知道思想策略、方式方法的人是学者、研究家，而不是行动者。可惜啊，咱们的韩非子就是这样的一名同志。不过也不能认定不能行的韩非所发的言也没有参考意义，不然走同样路线的秦始皇怎么就成功了呢？能行者未必能言，而能言者则未必能行。行重要，言同样重要。韩非子在书中没有强调的东西，我要在这里给他补上。希望后学者不要像原书作者一样知而不能行。你看，我就有意识很重要这个意识。
说意识，道意识。意识很奇妙，也很重要。奇妙是由于它属于心理学范畴，其表现形式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因果根据律，重要是由于它像一支无形的手拨弄着人们的理性思维。疑人偷斧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先验的念头占据了观察者的头脑，时间一长就形成一种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观者者观察到的所有现象都会自动向原先的念头靠齐。疑人偷斧中的意识与我们将要谈及的意识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后者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对于前者，我们应该消除，消除之后才能形成和谐的邻里关系；对于后者，我们应该养成，养成之后才能在残酷的环境中长久的生存下去。
意识虽然重要，但却经常为人们所忽视。还是疑人偷斧的例子。那人在观察的时候，注意到的是邻居手中的斧子在形状、重量、手感、颜色、新旧、刃口的锋利程度如何与自己的斧头相似，而根本不会去想他在这样思考的时候是否受到了某种成见的影响。造成不良后果后，人们分析原因时也是就事论事，就理论理，而很少注意到那能够影响事理的意识。通常情况下，人们犯错误并不是没有办法阻止，而是没有意识去预防。阴谋阴谋，阴为首，谋为次，消除对方的防范意识，掩盖自己的行动是阴谋成功的最主要因素，而最后一击往往很简单。世上没有无法防止的阴谋，只有不去防止的阴谋。试想那些历史上的伟大阴谋，哪一个不是经过长期的前期准备最后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杀人于无知无觉无行之中。一代霸主齐桓公死于三小人之手，赵武灵王饿死沙丘，甚至越王勾践灭吴都是这个样子。
说了这么关于意识的话，而学习与应用《韩非子》应该具有怎么样的意识呢？这种意识所出来很雷人，各位坐好了，容我慢慢道来。
那就是：身边都是敌人————！
怎么样，够劲吧。如果这一条还觉不够劲的话，我再加上第二条：如果某时某刻发现与事实不符，请参考第一条。唉，不是我这个人对人性绝望，而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人性确实让我绝望。这个结论的得出是经过对事实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思考，而不是先有结论后去找与之相符的事实。身边的人从根本上讲都是敌人，不是敌人的情况纯属偶然，且随时会发生改变。同样是敌人，性质上仍有不同，有意识形态上的，有利益之争的，有明争的，有的暗斗的，有耍奸的，有使诈的，有示忠的，有示爱的，不一一而足。在《八奸》中，韩非子展示了包围在君主周围的八种危险，其中排列前两位的是同床共枕的妻妾与手足般的兄弟。连妻妾兄弟成了危险，更别说诸位大臣了。这么说来，称孤道寡的君主确实既孤且寡，总是一个人在作战，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却总有无缘无故的恨。
君主的生态环境确实令人堪忧，然而是什么造成这一切呢？一般的观点认为是环境改变了人心，是人性在权力场的辐射下发生了扭曲变形，所谓环境比人强。如果在深入问一下，权力场为什么会改变人性，使本来毫不相干的君臣两人站在了对立的两面？尼采说过：生命意志即权力意志。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权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说白了就是人们进行权力斗争的本质是为了生命的扩张。生命的扩张有很多种表现形式，诸如凌驾于更多的个人之上，拥有更多可以满足生命需求的资源，生出更多儿子使生命得到变相的延续，不但追去自己荣华富贵还争取后代的荣华富贵。可是，大臣对扩张生命的追求与君主对扩张生命的追求无法同时满足。君主一人占有全部的国家资源，大臣只能临时使用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君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指定接班人，而大臣却不能。因此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零和游戏，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君主必须意识到国家是且只是你一个人的财产，别的所有人都没有，可是他们都想得到，所以你的身边都是敌人。
替韩非补一课（下）
身边都是敌人不假，可是这些敌人的身上却没有贴着明显的标签，说：危险，请注意，我是敌人。相反他们看起来总是谦和恭谨，慈眉善目，说出来的话悦耳动人，做出来的事也似乎有道有理有根据。如果仅从表面看权力场绝对没有那么凶险，可是地火在地下运行，熔岩一旦喷出将摧毁一切；平静的海面下面是暗涛，一旦发动必是惊涛骇浪。君主如果将表面当真实，必将遭受现实的重重惩罚，而且连重来一次的机会都没有。这正是君主长期保持危机意识的难处，一百年的政权安稳不等于第一百年零一天的政权就能安稳，而且仅仅第一百零一天内的变化就能使君主在一百年的成果全部化为乌有。参考阴谋的发生机理，我们便能发现，阴谋家正是在伪善的遮掩下长期进行着积蓄力量的工作，一旦自认为时机成熟，便是发难之日。维护权柄的工作是长期的，也是残酷的，君主不能有丝毫大意，必须具备危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要依靠法术势严密控制，而不是相信那多情善变的命运女神和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性。齐桓公的利益就是一个法术不行，因人成事又因人败事的例子。
齐桓公在位四十二年，前四十年堪称一代贤君的楷模，对内任用贤相管仲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对外取得了九合诸侯，尊王攘夷的骄人成绩。奇怪的是，齐桓公同样的一双眼睛，能够看出管仲的贤能，竟然看不出竖刁、易牙、开方三个小人的奸诈。管仲一死，习惯于做甩手掌柜的齐桓公将国家大权交在了竖刁、易牙、开方手中，结果三小人合伙搞乱了齐国朝政。齐桓公病重的时候，诸公子为争权大打出手，害还得齐桓公饿死在宫中，尸体停放六十七天无人收殓，蛆虫爬满了窗户，死相惨不忍睹。一代霸主一不小心就为铸成了自己的不得善终。
与齐桓公命运类似的君主还有一位，即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赵武灵王雄才大略，英才天降，自从亲自掌权以来就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气象，在治国，军事和外交上卓有建树，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唯独在感情世界赵武灵王没能脱离常人的见识。常人可以为心爱的女子做力所能做的一切，君主却不能。赵武灵王因爱吴娃而废长立幼，又因爱长子而准备分国为二，在接班人问题上如此没有主见，导致朝臣分野。当赵武灵王旅行到沙丘时，双方开始火并，赵武灵王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对于春秋战国期间的这两个经典案例，韩非给出的标准答案是此两位君主没有实行法术，究其原因并不是不知如何运用法术，而是在巨大的成就、长期的平稳和老年心理的影响下丧失了使用法术的意识。
大臣们那些损君利己的事情的源动力是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走的是浅规则的路子，表现出来的却是冠冕堂皇的规则。在明朝就必须明白大臣们满口的先贤古训，道德箴言之下，实际上讨论是利益分配和权力的划分。在《教父》中的黑社会混，就得习惯于屋外举行着庆祝美好生活的宴会，而屋内却在谈论着如何分赃、杀人。官有道，盗亦有道；其实官伪道；盗亦伪道，大家都在唱伪道学，道的背后是权力，是利益。这是传统政治中永恒不变的模式。
“身边都是敌人”的意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来，需要不断的刺激，不断的反思归纳，不断的重复强化，直至形成条件反射，才会是大脑中牢不可破的观念。这个意识的获得过程因人而异，但却与智商的关系不大。世上有很多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