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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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远”虽然遭受围攻，但抵抗顽强。约8时20分左右，“济远”命中“吉野”右舷，炮弹穿过装甲，直入机舱，可惜却没有爆炸。“济远”随即也撤退，日本3舰紧追不舍。
在日本3舰利用高速追击撤退中的“济远”途中，日本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下令各舰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追击“广乙”，“吉野”、“浪速”继续追击“济远”，并向“济远”猛烈开炮，途中突然发现了“操江”和“高升”2船。8时53分，“济远”打起白旗，但仍继续逃离，“浪速”紧追不舍。双方相距3000米时，“济远”桅杆上升起一面日本海军旗和一面白旗。“浪速”随即打出“立即停船，否则炮击”的信号。“济远”火炮随即停止发射。“浪速”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已经降服，已发停船信号，准备与其接近。
此时对海战爆发一无所知的“高升”正好从旁边经过。“高升”是英国怡和轮船公司下属的一艘1355吨货轮，7月23日被清政府租用运载仁字军两营官兵1100余人前往牙山。此时的“高升”上的人们看到了“济远”所悬挂的白旗和海军旗，但均感莫名其妙。
据“济远”的军官声称，他们在遇到“高升”和“操江”后立即发出了警报。但“高升”的航行状况未有任何变化，似乎并没有接到这样的警报，倒是“操江”立即调头。但是也不排除“操江”是因发现3艘尾随而来的日舰而立即撤退的。这在战后就成了一个难以考证的谜团。
“浪速”发现了“高升”上载有中国士兵，随即向“高升”发出了“立即停船”的信号，于是“高升”停船。而“济远”立即利用这一机会加速西逃，“吉野”立即加速追赶，12时38分，两舰相距仅2500米，“吉野”开炮。此时，愤怒的“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自发用后主炮回击，首发即命中“吉野”桅楼，次发再次命中，第三发未中，第四发命中“吉野”要害，“吉野”当即艏倾，并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于26日清晨带伤撤回威海。
第一编 海权博弈大海战（2）
“高升”虽然按照日本舰队的信号停船，但日舰对这艘英国商船也感到棘手，坪井最后决定要将该舰带回日本锚地。“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派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汽艇前往“高升”向英国船长发布命令。船上中国军官见事态紧急，通过当时正在船上的北洋海军德国总教习汉纳根明确向舰长表示宁死不当俘虏，并要求依照当时的国际法，让“高升”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轮船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浪速”随即向“高升”开炮并发射鱼雷。
此时的“高升”上的中国官兵勇敢地用步枪向“浪速”发起最后的反击，他们知道自己必然面临的命运，但没有人乞降，没有人退缩。池仲的《海军实纪·高大令次浦事略》中记载了领兵的仁字军帮办高善继与营官骆佩德、吴炳文最后的对话。高善继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深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骆、吴二人回答说：“公愿赴死，我辈岂可独生！”1100多名官兵，除随后赶到的法舰“利安门”救起45人，英舰“播布斯”救起87人，汉纳根等112人游上附近的海岛，为德舰“伊利达斯”救回之外，其余官兵全部殉难。
负伤的“广乙”船小伤重，110多名水手中，仅阵亡就有30余人。该船在向朝鲜西海岸撤退时，至十八岛附近搁浅，管带林国祥见事不可为，纵火焚舰，率残余的70余名官兵登岸分头撤退。其中20余人逃至朝鲜大安县，由地方官雇船送其回国，另有9人雇船抵达成山。林国祥带领的54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未料叶部已撤，于是辗转赴仁川，经英国领事帮助搭乘英船“亚细亚”归国，途中被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与闻兵事”的声明，才被释放。
“操江”上载有20万辆饷银和密码本，以及丁汝昌托带的重要军用文书。其发现日舰后立即转向撤退，但因该舰是早期船政局建造的轮船，速度仅有9节，故很快为“秋津洲”赶上。“操江”被迫降旗投降。搭船的洋员弥伦斯立即销毁了密码本，并劝“操江”管带王永发销毁了丁汝昌的文书，但饷银却未能及时投海。“秋津洲”押送该船7月28日返回佐世保，舰上官兵被押游街示众，受尽屈辱折磨。
“高升”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日舰违反国际法，无故击沉中立国船只在英国朝野引发了普遍的愤怒，英国公使当即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李鸿章也希望得到英国的干预。英国当时在舆论的影响下确实已经准备出兵干预，但由于后来中日战局的确定，使得英国政府认为不宜多事，以免在东亚与俄国的争夺中将日本推向俄国。因此，在政府授意下，一批法律专家连篇累牍在报纸上为日本辩护，逐渐平息了英国国内的愤怒情绪，最终反而是中国招商局赔偿了“高升”的损失。
就在丰岛海战的同时，北京城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光绪皇帝生日在即，百官全不以朝鲜的紧急事态为意。偶有提及，也是清流们气势汹汹的战争高论。
而此时的朝鲜局势已经一触即发。日本控制了汉城后，随即打着“为韩庭驱逐妨碍朝鲜独立之清军”的旗号向真正应朝鲜朝廷乞援而来的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7月27日，两军骑兵在成欢附近遭遇并交火，7月28日，日本混成旅团强渡成欢安城渡，与中国守备部队发生激烈战斗，损失数十人。7月29日，4000余日军向驻守成欢的清军聂士成部2300余人发起了全线总攻，聂部誓死抵抗，一时间双方伤亡惨重。但中国军队数量既少，战术也比较死板，基层军官更没有受过足够的近代军事教育，对火力、火器的分布和近代陆军战术一无所知，蒙受了重大伤亡，并最终被击溃。在此后的朝鲜战场上，这样的惨败还有许多，而这仅仅是第一次。
7月28日是光绪皇帝的23岁生日，北京歌舞升平。庆亲王奕、翁同、李鸿藻等人受命筹措朝鲜对策，然而此时的中枢竟然对前线战局一无所知。且翁、李二人同为清流领袖，清流内部视日本为不堪一击，在对敌我情形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依旧强烈要求开战。而方伯谦、叶志超为掩饰战败，先后奏报的大捷更成了清流们的依据。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下，年轻激动、深受老师翁同影响的光绪皇帝终于在8月1日颁布上谕：
……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已拯韩民于涂炭……
同日，早已急不可待的日本也对清政府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7月27日，北洋舰队开往汉江巡弋，根据李鸿章“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唯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的指令，未见敌舰便折回威海。
8月1日，双方宣战，北洋舰队再次出巡大同江。
8月2日，朝廷电诘李鸿章：前报丁汝昌往返汉江口，未遇倭船，不知做何进止？
8月3日，李鸿章回电：丁汝昌云，我无侦察船为前驱，若在大洋明战可冀取胜，若入汉江寻敌，则恐触敌水雷。我军精锐只“定”、“镇”等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
8月5日，朝廷再电谕：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
李鸿章急奏回电：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障，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御。
8月9日，丁汝昌率10舰再次进抵大同江，因日本舰队试图袭击威海卫军港，13日返回，但未能遇见日本舰队。
8月14日，在光绪的严旨下，舰队再次出巡渤海。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汉江洋面实际就是指仁川附近的海面。仁川当时为日本舰队重要锚地，储存了大量的煤炭、军火，是日本运输船队的主要登陆港口之一。联合舰队主力也经常在此游弋。北洋舰队主力突入仁川是不可能的。而丁汝昌数次东巡一无所获，显然是应付差事，到外海转了一圈敷衍了事，自然为中枢所不满。
第一编 海权博弈大海战（3）
清廷中枢非常明白，丁如此行为，显然是李鸿章所指使。北洋舰队往来一月，只在渤海湾内巡弋，却既没有突入仁川，更未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为搜索，实为回避，令清流们切齿痛恨。李鸿藻在给翁同的信中说：“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钟德祥、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侍读文廷式等纷纷上书弹劾，力主撤换丁汝昌，而其实际的目标，却是主政的李鸿章。
晚清的清流党人们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但却是一支可以左右政坛的重要势力。其成员基本都是传统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僚。这些历经寒窗，满腹八股的官员们醉心于陈腐的名教道德文章，昧于世界局势，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引导着传统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清流党以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为能事，却对近代洋务事业一无所知，更担心有洋务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会触及其既得利益，因而对于洋务持天生的排斥态度。对具体操办洋务的李鸿章和淮系集团更是敌视。在对外交涉上，与洋务派所采取的妥协但务实的态度不同，清流党人“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唯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随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攘臂言战，殆事不利，则归于用人不当，唯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这派势力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完全懵懂无知，对外策略上全凭想象和一腔愤懑，对于李鸿章力求妥协极其不满，一方面高声主战，却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作战；甚至提出了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日本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的“策略”，与鸦片战争时代寄希望于马桶秽物能降伏英国舰队的颟顸愚昧如出一辙。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思想竟丝毫没有进步；另一方面，主战派对李鸿章多方攻击，或称其胆小怯懦，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称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要求清廷予以撤换。
事实上，北洋大臣李鸿章采取保守的战略，既有其对实力对比的现实分析，也有当时中国海防思想不成熟、不完善的根源。应该说，李鸿章对当事双方战力的估计是比较准确的。海军多年未曾增加新舰，也没有购买新式火炮，其技术已经逐渐落后。自琅威理去后，舰队的训练也江河日下，加之贪墨盛行，保养低劣，内争不断，北洋海军的真实战力已经堪忧，久历宦海的李鸿章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以这样一支虽然看起来实力强劲的力量与新兴的日本舰队争衡海上，结局如何殊难逆料。而一旦战败，二十年的心血，朝中的攻讦，更有国运的危亡，都不可能不压在他这个主政的北洋大臣的身上。在他看来，海军出战必有伤损，无疑对自己的实力造成打击，远不如保持一种现实存在，实现战略上的威慑以震慑日本更为现实可行，而且也可以为和谈留下一个有力的砝码。
另一方面，整个清廷从上至下也没有任何人对于近代海防有一个明确而根本的认识。尽管到1889年时，中国海军拥有战舰6万吨，规模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却没有认识到近代海军的根本意义和海军应用的根本战略，对于采用沿海防御还是外线进攻没有一个基本的、明确的战略定位。
鸦片战争给予了当时的清朝廷重大的冲击，数目庞大的旧式水师连对手的少数二线旧式船舰也无法抵挡，因而被迫形成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陆防思想。然而，这一思想本是建立海上力量在技术、战术上绝对落后的不得已选择，却影响了后来的几代当权者。甚至李鸿章也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始终没有认识到制海权对于有漫长海岸线的沿海国家的重要意义。而北洋舰队的保守避战的根源大概也就出在这里。
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考量却与之截然不同。仅以日本频繁活动于烟台、威海的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发回的第11号报告为例：
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连一个间谍也能有如此的评判，还能说当时的清朝廷败得偶然么？
如果说李鸿章尚且因为是朝廷的股肱，慈禧太后也倚重于他，因而清流党人尚且难以撼动的话，直接督率海军的丁汝昌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靶子。前面引文已经记载了光绪对丁汝昌的严重不满，而至8月25日的军机例会中，讨论到御史高燮曾、易俊分别参奏丁汝昌贻误战机，请另派大员统领海军的折子时，翁、李二人坚决要将丁汝昌治罪。倒是额勒和布提出先让北洋保举替代之人再降旨，翁坚决拒绝。双方争论激烈，最后报请圣裁。次日的上谕显然受了翁的影响，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戴罪自效。又命李鸿章在诸将领中遴选堪以胜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27日，军机处再一次电谕：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语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显然，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丁汝昌严格执行李鸿章的避战策略已经是痛恨了！
然而，无论是局中人还是局外人都很明白，明指丁汝昌避战，实际丁执行的正是全权统筹战场的李鸿章的指示。清流议论汹汹，其真正含义是想瓜分李鸿章的权力，逼迫李鸿章交出海军的控制权。李鸿章步履维艰，丁汝昌更是左右两难。作为一线直接指挥舰队的海军提督，他对海军现状的了解甚至比李鸿章更清楚。8月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说：“在水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现仅得有十艘。此外势皆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东路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足，再冀添补，立待断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