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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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４。 寂寞如沙的大自信
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的蓝调文明，面对重重阻力，真可谓是“雪拥蓝关马不前”。他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生前没有知音，没有同道，内心寂寞如沙。
一向开明的文坛领袖王运认为他不可救药，说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曾称赞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也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出言不逊：“筠仙首参岑彦卿（岑毓英字彦卿）宫保，以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算是被他言中了，郭嵩焘回归桑梓，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省城的士绅更是在街头贴出大字报，直斥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普通官员见到他也侧目而视，不理不睬。
对此，郭嵩焘蔑然视之，重压和积毁之下，他并不打算改弦易辙，重新做人。他始终坚信自己所践履所主张的一切都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虽被世人误解和攻讦，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他曾在致友人书信中表明了自己不以世间毁誉为进退的心迹：“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他还在诗中唱出了强音：“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如同一支响箭，他将自己的大自信射向了遥远的时空。后来，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果然挺身而出，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嵩焘侍郎、湘乡曾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维新派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人物梁启超也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然而这样的称赞也只是些历史的耳语罢了，听不真切也与世无补。晚清向左，郭嵩焘往右。在这场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博弈中注定了郭嵩焘的悲剧。而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只能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第二编 视野PK20年的真空时间（1）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为什么，中华民族当时自我更新如此迟滞？
鸦片战争打乱了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逆夷”居然把天朝大国打得损兵折将、失地赔款，这是清朝立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局面。于是遵循“知己知彼”的古训，晚清出现了了解和研究夷情的热潮。
热衷于了解夷情的不仅有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等人，也包括道光皇帝、奕山、奕经、耆英等向来为中国不少史家所贬斥的人物。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皇帝就曾要正在浙江前线统兵的奕经等人审讯英俘时“细询该国底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有些问题令人发噱，但这正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朝皇帝急欲了解世界真面貌的表现。这类事例还有不少。下达上述上谕半个月后，道光帝又询问台湾军政负责人达洪阿、姚莹等人：“该夷（指战俘）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提出一系列他急欲了解的夷情。耆英等人在两广总督任内还曾专折上奏美利坚立国大概情形，并将上述基本情况大体说清楚了。他还奉皇帝之命查阅过《万国地理图》。
不过，为了解夷情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著称的学者，其中好些是干练的中下级官员。除了魏源在1842年编了《海国图志》50卷本以外，徐继畲在福建布政使和巡抚任内利用主管“夷务”之机虚心请教外国人，编成《瀛环志略》，于1848年刊行，战后又苦心研究，写成《康纪行》16卷，除了西藏地区的情况外，还介绍了不少西藏周围地区及西洋各国的情事。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楠则写就包括介绍英美状况的《兰伦偶说》、《合省国说》在内的《海国四说》一书。此外，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蒋敦复的《英志》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研究西方和域外各国的著作也相继在这个时期问世。这些著作介绍了有关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有的还介绍了他们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富饶的情况，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铺下了最初的台阶。
鸦片战争也令朝野人士大都认识到西方军队在好些方面远胜于清军，几乎没有什么人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还有少数人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军队在训练和组织、指挥方面也远胜于中国。对中国军事弱点的认识更成了“师夷长技”的直接通道。在战争初期，林则徐已动手购买西方的枪炮。而战争还未结束、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策还未面世以前，道光帝和一些督抚、士绅已急于学习和掌握西方对手的军事技术。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在江浙闽广等地一再受挫，无非是军事装备不如“逆夷”，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情况就会根本改观。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台湾军政负责人在审讯战俘时就曾“诘以制造药炮用何物料，该夷能否造办”。同年七月十六日，道光帝的上谕谈道：“前因海疆防御首重战船，降旨饬令粤省酌筹制造……着奕山等悉心体访……究以何项船只最为得力，即购备坚实木料，赶紧制造……其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设法购买夷船者，并着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劝。”过了6天，他又发出指示：“朕闻浙省获一夷奸，系广东人，在彼二十余年，以造船为主……修造船只是否坚实灵巧，能否适用？着奕经、刘韵珂查明，据实具奏。”九月间，两广总督和巡抚等明确提出“必须仿照夷船式样作法，庶堪与该夷对敌”，道光帝立即表示“着照所议办理”。当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洋商”）买到了外国船，或者有些士绅仿照美国船和请外国技师指导制造水雷成功以后，道光帝立即予以支持奖励。
但是，道光帝的这些举措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类似60年代以后被称为洋务运动的对工业化的追求，更没有成为系统改造旧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起点。
以了解夷情来说，一直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研究外国基本上是自发的、零星的，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考虑过要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怪事：在西藏拘留了两个法国人，从他们的行李中查出“夷字五张，又夷字二十一本，其中是何语言，无人认识”。以后历时半年多辗转送至四川、广东，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最后还是在广东找到美国“夷目”帮忙，才弄清那不过是几封家信和天主教常用的福音书！如此窘相，在战争初起之时就已出现，可是就是没有人着手培养翻译人才，直到1862年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京师同文馆才在北京建立。
再看一下造船制炮的状况。道光帝和一些督抚、士绅确曾热衷于学习西方、造船制炮，在广东已经有人分别“雇觅夷匠”造出了小船和火药、水雷。可是，由于中国工人没有受过近代工业技术训练，也缺乏必要的技术装备，造出来的船“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皇帝的决心便动摇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他在答复广东的上谕中就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着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水雷制成后，也因施放技术没有妥善解决而不了了之。接着各地督抚纷纷上书，在因地制宜的借口下主张只对旧有船型稍加改进。例如，山东巡抚说：“臣与登州镇道及水师员弁再四熟商，博采众议，旧有各船弁兵习用已惯，且与北洋相宜，今造新船，似宜悉循旧制，唯船头改尖，船尾改宽，通船板片加厚，船体大木加粗，先求坚固，以耐风浪。”不久，道光帝便表态“着照所议办理”。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统治者内部开展的关于“善后章程”——即对付新局面方略——的讨论中，从军事方面走向“师夷长技”的通道在草创阶段便被堵塞了，直至太平天国的狂飙震撼大江南北、这个政权再度受到威胁时，他们才又一次想起夷人的枪炮还有点用处。
出现这样的局面绝非偶然。
障碍首先来自于知识不足。道光、咸丰两帝及其大臣们都对西方的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严重现状缺乏起码的认识，这种蒙昧状态不可能成为自觉学习西方的基础。他们更不了解造船制炮等军事工业不可能孤立地成长，这些产品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技术水平，企图一举成功、几年内就达到和超过西方同类产品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状况下，稍遇挫折便安于“悉如旧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编 视野PK20年的真空时间（2）
其次，障碍还来自于当时缺乏从学识到政策的良好转化机制。同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一样，当时的中国也有一些识见超群或在某些方面有真知灼见的人物，在健全的社会里，他们的学识应该有上达当路的途径。道光帝曾以“虚怀纳谏”的明君自居，但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和末世的腐败使他无法真正兼听广取。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代表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等一系列对策不失为切中时弊的救世良言，可是，道光帝生前虽已有两种版本问世，他却都无缘获睹。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兵部左侍郎王茂荫给皇帝上书：“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于守之法，战之法，款之法，无不特详。……其书版在京，如蒙皇上许有可采，请敕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亲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尽管当时《海国图志》的最新版百卷本已面世6年，上书人还未看到，这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如真蒙采纳，将有振聋发聩之功。可是，这个建议却如石沉大海，更不用说将其中的创议变成国家的政策了。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2年）魏源便责问：“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但在60年代以前，根本没有人理睬这些建议，直到国家遭到更大屈辱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译署）才于1861年1月成立。
如果再深入一层去考察就会发现，障碍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落后因素。魏源曾经好不容易从历史记载中找到一句话“吾闻由余之告秦缪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证明师夷长技古已有之，但因这句话来自《史记》，既非儒家经典，亦非圣人教诲，实不足以使儒门时贤信服。岭南一些经世派的儒学大师对此便作出了强烈反应。梁廷楠写道：“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在举了三个似是而非的所谓西学中源的例子后，他断言：“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双方都是经世致用思潮的著名代表，在夷务问题上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从先秦儒家的典籍看，梁氏的论断更符合孔孟的本来意思。
这种来自文化糟粕的障碍不仅表现在理论的论争，还成了实际工作中排拒正确建议的堤坝。当时，法国和俄国都曾建议中国派人到他们那里学习修船铸炮的技术，清政府都坚决拒绝了；一个熟悉天文算法的美国人要求为中国效力，也被拒之门外，理由是这乃“天朝定制”，不必多生事端！这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被轻轻地放弃了。
这种文化中的落后因素集中表现为愚昧的天朝心理，这成了当时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直接障碍。当时许多国家要求与中国互派大使，要求进京递交国书并与中国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谈，这本来是现代外交的常识，却被坚决拒绝，理由仍然是“中国自有定制，向例所无，不能增加”。
不过，道、咸两朝虽然没有提倡改革，但一再强调“整顿”，从广义上看这也是一种改革。在召见一个地方大吏的时候，道光帝曾经阐明他的指导思想：“汝此去，诸事整顿……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咸丰帝即位之初也一再发出上谕“敕沿海整顿水师”，支持“整顿财政”和综核名实、整饬吏治等等。
那么，整顿究竟收到了哪些效果呢？
先看看军队的情况。八旗兵和绿营本是清朝的基本军事支柱，可是，在道光、咸丰年间，不但八旗兵已丧失战斗力，绿营也已成腐木朽株。全国有绿营兵60万人左右，每年支出2000余万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至近一半，但兵不足额已成公开的秘密，各级领兵官员普遍吃空额，贪污军费。军纪败坏也已经达到兵匪不分、无恶不作的地步。
有个在八省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至署理巡抚达30年的官员曾有这样的见闻：道光十八年他调任太原知府，看到的竟是“太原驻防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而地方官莫敢谁何”！道光二十二年他在福建任职，发现作为绿营组成部分的“水师与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有的御史还向皇帝报告：“近日各省营伍操演之日，所有马匹兵勇往往临时雇觅替代……其军器或至朽烂不堪，火药或至不能运送。”
这些公私记载表明，当时朝野上下都知道军队已经腐烂，“力除积弊”、“大加整顿”一类的上谕没有少下，却均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这支军队除了解散重建之外已经毫无出路，可是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在兵匪一家的状况下，裁撤旧军队会立即增加社会动荡的因素。在鸦片战争中，各地都曾募勇御敌，结果易聚难散，“勇散为盗，在在劫掠”，令许多督抚心存疑虑。再加上按清代军制，地方大吏手下都有兵，总督有督标，巡抚有抚标，此外还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辖下的漕标、河标，军事官员如提督、总兵则分辖军标、镇标，这些都是利薮所在，所以，尽管其中也有明达之士立意改革，这些军队的整顿始终成为具文。
除了军队以外，其他内政应该怎样整顿呢？
第二编 视野PK20年的真空时间（3）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已成风气，等而下之的书吏衙役则包赌包娼，敲剥百姓。而各级官员每季度和逢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