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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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很显然，晚清这次是败下阵来了，中国的国力走到了它的谷底。
第二编 视野PK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
19世纪中叶前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中日两国先后发起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世纪性挑战中，日本巧妙地摆脱了民族危机，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则严重受挫，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同步的，比较观之，早在现代化的启动发轫阶段两国即存在着80余年的“时间差”。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在日本，其具体标志性事件是1774年兰学运动的兴起；而在中国，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为标志性事件。日本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其传统的“三国世界观”非常狭隘，认为世界是由中国、印度、日本三国构成的。而自1543年葡萄牙人始通日本后，随着西方“拉丁文明”的陆续传入，日本的精英阶层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由此，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774年，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证明了荷兰医学的正确性，纠正了传统中医理论的错误，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激烈批判，揭开了日本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序幕。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感应则比较迟钝，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眼看世界的史地著作诞生作为标志，才摆脱了华夷观念和“中国中心论”的束缚，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完成了由传统世界观到现代世界观的转变，早期现代化才得以启动。可见，从两国现代化的起点看，日本现代化的启动发轫比中国早了80多年，这种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时间差”，正是两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与日本早期现代化“先难后易”的推进路径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循着“先易后难”的路径向前推进的。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曾提出一种“先难后易”的现代化方略。他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求其易。”具体程序为：“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这实际上是根据文明诸层次的主辅地位，将文明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主张循着精神、制度、器物这一“由难到易”的路径来推进现代化。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虽然没有完全按照福泽设计的方案推进，但大体上是以观念革新为前提，制度变革为基础，辅之以器物文明的移植输入，全面、有序地向前推进的。由于明治维新前日本已有三百多年学习移植西方文化的历史，解决了世界秩序观的转化问题，所以维新后执掌政权的日本社会精英人物对现代化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明治初年，他们便制定了“求知识于世界”、仿效欧美各国制度、殖产兴业的现代化方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立宪君主制，同时还学习西方经济、法律制度，大规模地引进、摄取西方“器物”文化，完成了产业革命，在“制度”、“器物”层面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反观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自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兴起以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已初步打破了华夷观念的束缚，实现了世界观的转换，为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条件，但由于明清封建统治长期奉行闭关政策，漠视西方文化，导致西学积累严重不足，文化观念的变革幅度不大，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精英人物对现代化的理解极为肤浅，遂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带有层次低、推进速度缓慢的弱点。其具体运行轨迹与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一“先易后难”的路径前行的。60年代，洋务派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首先意识到从技术上模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开始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掀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谋求制度变革；在政治革命屡遭顿挫之后，五四文化精英才在苦闷困顿中萌生文化启蒙的念头，掀起思想革命的狂飙，企图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推进现代化。从中日现代化的早期推进历程可以看出，早在现代化发轫之初，两国便存在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差异。
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在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行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但事实上，中日现代化不仅在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发动力”层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之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承载力量”，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力量格局。在日本，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幕府大力提倡学问，奖励办学，在日本3000多万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识字，这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而自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之时起，日本的教育事业更为普及，创造了当时亚洲最高的就学率，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民，为日本现代化营造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底座”；其二是日本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由旧武士、农民、市民等阶层转化而来的实业家，这些实业家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成为将外来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强有力的承担者，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相互呼应，才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能够较为顺利地向前推进。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格局，19世纪下半叶，虽然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传统士大夫仍醉心科举八股，鄙视西学，教育空疏，学风腐败，已达病入膏肓的程度。虽然洋务派也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在顽固派激烈的反对下，应者寥寥，社会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以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才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学制，这比日本晚了30多年，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缺乏民间的“承载者”和应有的智力支持。
第二编 视野PK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1）
作为近代中日两国国家视野比较的一个经典案例，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可称得上是各自国家的不二人选。
李鸿章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个“以科甲奋起”之家，早年师从意欲“补天”的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重叠的所谓“内忧”和“外患”交至的形势下李鸿章展现了“经世”之才，成为一位赏爵封疆、位列阁首的清朝大员。他对兴办洋务鼓吹之力，建树之多，赢得很高的时望和许多并世新人物的尊崇，在同辈达官中，无人可望其项背。
伊藤博文在日本的声望和地位与李鸿章在中国的情况不分轩轾。他出生于长州藩（今山口县）的一个破落藩士之家。早年受开国论影响，拜“学兵习儒，兼及洋学”的吉田松阴为师，参加“尊王攘夷”、“开港倒幕”活动，明治政府成立后官居要职。70年代后期“明治三杰”相继故世后，他很快成为日本政界头号实权人物，曾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天皇最信赖的重臣。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确实不同凡响，且很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识见和政治作为却有诸多不同。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还相当牢固。就李鸿章来说，虽此前已进入翰林院，但他政治上的真正起飞却是从“卫道”、“救时”开始的，50年代办团练成为道员，60年代统率淮军成为督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李鸿章长期“靖内”的经历使他更忠于清王朝，又自恃为强者，并铸成了迷信“官力”和“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其民”的思想。
相反的，在日本被迫“开国”的过程中，封建统治秩序是从离心走向对抗的。伊藤博文正是在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反对封建幕府的斗争中崭露头角的。他作为奇兵队中坚的力士队队长，坚持支持高杉晋作等人实现了“藩的革命”，首先在长州藩内形成了“开国攘夷的主体”。在倒藩过程中，他深感必须“明察世界大势，欲与五洲各国并立，就不能以世禄之制建立国政”，为此于明治元年首先提出“废除诸藩”，“使全国政治划一”的建议。
就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而言，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是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进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经、史、子、集。尽管他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的“经世之风”和“经世之学”的影响，但“经世之学”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相对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经济”之学和其他切于社会民生实用的“实学”，“经世之风”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讲求经国济世、识时知变、重视实学、学以致用的一种士风和学风。它们本身不是“新学”，也不含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新内容。随着西学的不断传播，光凭这种传统文化而不直接广泛吸取西学，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学派。李在直隶任内，喜看《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再从李鸿章留存的众多著述来看，他一生言事论政一般都只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范围内，对西学的了解和称引始终停留在非常浅薄的水平上。
而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的开阔和新颖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但得来的知识和见闻，比之留学之前所学已有霄壤之别。伊藤博文亲眼看到英国的“统一”和“隆盛”，便决心回国后“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他“不断地读书研究，以致做了总理大臣后，他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为政很忙时，也手不释卷，“对于外国的新闻杂志等他亦极要看”，尤注意“关于远东的纪事”“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官阅览”。他很爱看《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从此类的书中“得到了政治的暗示不少”。他后来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
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在维特评价李鸿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
一个国家的近代化，从国际关系来说，就是一种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过程。应该说，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要高出一筹，但是，清末的对外关系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李鸿章虽以“善待外人”著称，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负，大清王朝重臣的地位，使他长期足不出国门。他只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才被迫出洋。先是求和于日，继而乞援于俄。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内大臣欢迎时说：“唯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而伊藤博文在青年时就“好和外人接近”。他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留英归国后的40多年间，他又四下西洋，四来中国，总计在欧美考察的时间共达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或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世界识见和近代头脑肯定在伊藤博文之下。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岩仓使节团1873年访德时，俾斯麦告诫说，当今世界各国实际上“是强弱相凌”。毛奇告诫说，万国公法完全“系于国力强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伊藤对这些说教心领神会。而李鸿章虽说过“洋人论势不论理”的话，甚至在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时，他仍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对于国际关系的明察和识见，是特别高人一筹的”。近代国家思想包括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方面的内涵。别的方面内容不讲，单就近代法制观念而言，李鸿章也无法与伊藤博文相较。伊藤博文是一位被称为“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基本上是中国的“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的承奉者，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他对确立近代法制始终缺乏认识。1873年，当李鸿章不知近代法制是何物时，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从欧美考察归来不久的伊藤，便负责“调查政体”，以期制定“建国大法”。尽管他不赞成自由民权运动，但他认识到“不平士族的蹶起，和世界思想的影响”有关，认定“立宪思想为世界的大激流，非有司之所可抑制的”，仍坚持他既定的“立宪”思想。伊藤博文对近代宪政知识的追求，在1882至1883年赴欧考察中可见一斑。他在德国，与著名宪政法学家格乃斯特（今译古纳依斯特）每周交谈三次，此外更聆听法学家斯泰因的法学课程，“从德国宪法以至政府百般之组织，地方自治之界限等，依照法学上之顺序，每周作三次之讲演考究”。他在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伊藤博文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