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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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北京专条》，与李鸿章的这种态度大有关系。《北京专条》是一项十分屈辱的条约。该约承认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等于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地；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平心而论，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国内混乱，羽翼未丰，中国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如果那样，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当有不同的轨迹。
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并非由于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高。尽管当时日本有两艘铁甲舰，但李鸿章认为“其力尚不足以图远”，中国陆军力量相对雄厚，在台湾取胜并不足虑。所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日本借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构乱之始。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二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在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所谓“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均非单指日本而言。显然是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的动向；防范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数年以后，他在给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信中还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方今各国协以谋我，其伺间蹈瑕者，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真令人应接不暇，可虑亦可闷也。”
台事之后，李鸿章在一件复奏中曾表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但这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台事之后已经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中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在他心中造成的阴影，仍然远远超过日本的威胁。《北京专条》签订后5天，总理衙门奏请“切筹海防”，在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中间发动了一次海防建设的大讨论。不少大吏直接针对防范日本发表见解。而李鸿章在洋洋9000言的复奏中，针对的却是列强“各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并无把日本当作主要目标、“战略假想敌”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由李鸿章幕僚而升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在复奏中却主张联日。在他看来，日本自从向西方开放，受列强盘剥，有败亡之象，“日本若亡，固不足惜，而西人以日本为外府，蓄谋已久……一旦兼并，逼近肘腋，其患更何可胜言。臣拟遣使兼及日本，以使臣驻扎彼国，诚信相孚，既联络之，又讽谕之，俾早知感悟，勉力图存，则犹为东洋屏蔽也。”王凯泰在处理台湾事件中与李鸿章书信不断，他的这种观点，当与李鸿章一致。李鸿章这时的指导思想，仍是数年以前的“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尽可能地化解与日本的矛盾，不使日本成为西方列强的“外府”。“海防议”发动不久，在家养病的大学士文祥上奏，提出：“目前所难缓者，唯防日本为尤亟。”请饬李鸿章、沈葆桢等赶紧购买铁甲舰、水炮台及应用军械，“不得以倭兵已回，稍涉松劲”。词语间对李鸿章等不甚满意。由于文祥奏折的促动，李鸿章才附和舆论，有前述防范日本的表示。
日本侵台未能得手，便又着意打开朝鲜大门。1875年9月，日本在朝鲜海岸制造了“云扬舰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军舰到朝鲜逼迫开国。同时派使节来华试探清政府的态度，要求清政府派官员陪同或行文介绍日本人去朝鲜，企图假手清政府实现其征服朝鲜的祸心。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不同意日本的要求。日使森有礼于是否认中朝宗属关系，与总理衙门发生了一场辩论。1876年2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该约第一款写入“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以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为其独霸朝鲜预留地步。中日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及《江华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对日本野心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一步。
日本觊觎朝鲜，引起同样对朝鲜有着强烈欲望的俄国的关注。俄国报纸报道说，“日本已向朝鲜宣战，舰队封锁了朝鲜的港湾”，并表示：“对于接近俄国边界地域的这种纠纷，政府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英国对俄国南下心怀恐惧，其报纸乘机宣扬：“俄国决定增派舰队……陆军准备与日本占领南朝鲜相呼应，侵入朝鲜北部。”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也开始做防俄的准备。日本国内，“士绅不服朝政，有四十万众密约为乱，不日内难将作”，日本近代史上一场最大的内乱——西南战争已经迫近。在这种内外形势下，为平息由于《江华条约》带来的清政府的不满，日本又以防俄为名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当时，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防俄这一题目，对清政府有相当的吸引力。1876年10月，副岛种臣以旅游的名义到天津拜访李鸿章，声称法国窃取到俄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其中说：“俄如与日本生事，必先据日本赤马关，以断东西之路。”以此表示日本防俄之心甚牢，“其意似欲中、东两国推诚相与，共御俄患。”11月间，日本西部连续发生士族叛乱之后，日本公使森有礼返任过天津，在与李鸿章晤谈时称：“黑龙江东岸，俄人方鸠集蒙古、高丽人民，开拓日广，日本现于土满江置领事府，实虑俄人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戈，自开衅隙？”他还请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嗣后商办各件，如蒙开诚相示，定当竭力以从。”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友好与亲近。对副岛种臣和森有礼的游说，李鸿章信以为真，认定“该国防俄之吞噬甚切，其愿与中国并力亦属实情”，于是决定“联日防俄”。
1877年春，日本为镇压士族叛乱，指示其驻天津副领事池田宽治向李鸿章商借子弹。李鸿章为表示“救灾恤邻之谊”，未经请示总署即借予10万粒。
第二编 视野PK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3）
《江华条约》之后，日本对朝鲜苛索百端，因而遭到朝鲜政府的抵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赴任后，日本为减少在朝鲜扩张的阻力，要何如璋设法为之介绍，愿与朝鲜“诚心和好，两无虞诈”。于是李鸿章在1878年10月致书朝鲜国王的叔父、太师李裕元，劝其联日防俄。信中首先宣称日本自西乡隆盛带头叛乱兵败自焚后，“彼君臣鉴于国小多难，或不敢复勤远略”，要朝鲜不要再担心日本的侵略。接着为日本说项，称：“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其于贵国既无恶意，似欲联为辅车，引为唇齿，颇疑贵国不肯倾诚相待。”最后提醒李裕元警惕俄国的威胁，与日本“蠲细故而扩远图”。李裕元在复函中不以为然，认为俄国固应防备，而日本“喜愠无常”，“少不如意，易致葛藤”，揭露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反对朝鲜在文书中称中国为“上国”，以及对朝鲜欺压讹索种种情形。可知日本并无与中朝两国“并力”的诚意，“联日防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李鸿章“联日”幻想的彻底破灭，是在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琉球自明初即受中国册封，至万历年间，日本进攻琉球，迫使其向萨摩藩称臣，于是琉球便处于两属的状态。明治维新后，日本于1872年10月宣布琉球为藩国。1875年5月，正式禁止琉球向清朝朝贡。1876年5月，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琉球国王尚泰派紫巾官向德宏等到中国乞援。驻日公使何如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他于1878年5月间致函李鸿章，指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如果不加干涉，不仅祸将延及朝鲜，而且“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这时李鸿章尚在致力于“联日防俄”，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唯不暇，亦且无谓。”对琉球问题采取消极态度，只同意由何如璋反复向日本政府交涉。
何如璋在东京所进行的舌敝唇焦的交涉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日本于1879年4月悍然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消息传来，李鸿章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愤激与憎恶的情绪：“东人居心狡狯，往往以巧言我，辄用为生事之据。前此台湾之役、朝鲜之役，皆其明鉴。”“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倭人贪利弃信，诈伪无耻，有西人所不屑为者。”在给江西按察使沈保靖的函中，他对日本的野心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分析，指出：“日本地狭民贫，迩来宗尚西法，国债累累，妄自谓富强之术胜于中国，恒思逞其狡谋以偿所费。故数年之间，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此时中国若操之过蹙，固启兵端，若竟置之不理，彼谓中国畏之已甚，必且得步进步，纵兵四出，无所顾忌。”
日本吞并琉球，选择了沙皇俄国图占伊犁，在中国北部边疆重兵压境的时机。面对俄日交乘，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恰值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于1879年5月经中国赴日本游历，李鸿章请其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特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来华谈判。日本的打算是，以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定为中国管辖作为交换条件，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谈判期间，俄国派一支由2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在长崎购买了价值50万元的日本煤。总理衙门恐日俄要结，采纳一部分人“联日拒俄”的主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于中日谈判之初，为“不于俄人外再树一敌”，也曾主张分岛以存琉球宗祀，来年再议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在中俄、中日关系中，中俄关系的处理更加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日本便必然“伺隙而动”，乘机要挟，“日人之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因而主张赋予与俄国议约的大臣曾纪泽以便宜行事之权，早结俄案。后来，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11月11日给清廷的奏折中力辟“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意在俟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说”。1881年2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
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才真正开始为防范日本进行军事准备。1879年7月，他致信驻英公使李凤苞，令其在英国购买铁甲舰，明确要求其购买“于中国海口相宜，能制日本之船”。此后，他不仅一再向朋僚谈及购买铁甲舰以防日本的问题，还于1880年7月间的奏折中向清廷申述：“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土，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今欲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数只，认真练习，不足以控制重洋，建威销荫，断无惜费中止之理。”由于有了明确的防范目标，中国的海防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另外，李鸿章自球案开始，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但一步错，步步错，谋略者李鸿章最后终于没能守住晚清最后的底线。
第二编 视野PK一个王朝的视野（1）
。c。1。c。。 1887年之前
在距离1887年那次著名的行动之前，一个王朝的视野，是怎么渐渐打开的呢？
1866年2月20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正巧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总理衙门便派知县斌椿父子与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其赴欧洲游历，“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海外游历。1868年，清政府又派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等组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11国。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出洋。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就马嘉里案件向英国致歉，并出任驻英使臣，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清廷以后又陆续派出驻美国、日本等国使臣。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曾派遣江西贡生黄懋材赴缅甸、印度等国游历，这是地方大吏首次派员出国游历。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了一个奏折，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等在议复谢祖源奏疏中，也指出，“今外务日繁，诚宜广为储材，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针对谢祖源的奏议，总理衙门认为“查出使各国大臣不乏差遣之员”，可以“随时分饬属员游历境内，考核记载”。同时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在皇帝严旨催促下，六部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总理衙门也于1887年5月18日特别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缮呈御览”。这个章程共14条，是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章程第一条规定派遣游历官员人数，因受经费限制，只能以10—12人为定额。第二条规定采取考试选拔方式，由各衙门先推荐保举，然后由总理衙门“定期传集考试，以定去取。其考试所取专以长于记载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