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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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厘定官制的载泽，也是明哲保身、不再吭气了。此外，有些人虽然赞同立宪，但因反对袁世凯与奕结党营私，对奕、袁所要求的责任内阁连带反对。其强调“立宪精神全在议院”，揭露袁世凯不提议院“徒将君上大权移诸内阁”是居心叵测，都很深刻；而其当时反对设立责任内阁本身，却正好使清廷借口保留军机处，阉割掉了仿宪改革官制的核心，客观上滞缓、牵制了“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官制改革的模仿。
由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地主武装的代表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开展洋务活动中特殊作用的影响，晚清地方督抚的实力随之增长，有的几乎集兵，政、财及用人权于一身，日渐形成外重内轻之势。当清末立宪问题提上议程时，地方督抚尤其袁世凯等人力图通过立宪形式的政治改革，谋取更多权利；而清朝中央政府，亟欲借口立宪的需要，削减督抚已有的实力。在关于为预备立宪而先行改革官制的御前会议上，清廷决定，不仅中央组织略与日本现制相等，而且督抚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权、军权则全部收归中央政府。对此，袁世凯带动各省督抚纷起反对，清廷只得暂时搁下。待公布地方官制后，清廷又一步步具体安排陆军部和度支部，分别揽取各省督抚的军权和财权。为减少阻力，清廷将权势最盛、位居督抚领袖的袁世凯和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名为尊崇，实为裁抑。平实而论，明治维新也发布过“改革藩制布告”，收回了各藩主的种种大权。清末“预备立宪”既是模仿明治宪政，其将全国军权、财权统一于中央，当在情理之中。但是，这里有两个重大区别：其一，明治维新前的幕藩体制，各藩主相对独立地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和税收权，还有自己的军队，还可对幕府的政策、法令变通执行。清末各省督抚的状况，显然不是这样。因此，清廷收揽地方权利，与明治时期改革藩制的背景并不相同。其二，明治维新初的藩制改革，各藩主是通过“倒幕”而主动“奉还版籍”，明治政府将各藩大权收回中央后，转而又将这些权利的很大部分，委以在中央任职的各藩维新人士。清末削夺督抚权利的状况则与此恰好相反。一方面，地方督抚们尽量抵制，只是在抵制不了时，才勉强认从。另一方面，清廷竭力逼迫，待从各省收回军、财大权后，其完全转托给了铁良、溥、载涛等满洲贵族。可见，同为中央集权，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态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是“合作式”的，在清末“预备立宪”时则是“对抗式”的。“对抗”的实质即争权夺利。清廷将其对地方督抚的收权之举，与日本的“削藩”并提，旨在有意类比而借题发挥。借题发挥自当使模仿“走样”。
可以说，“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处处充满尔虞我诈，“正常”地进行通盘规划和协调行动实不可能，“模仿”中的“保留”势所必然。
第三编 文化制衡以敌为师：明治宪政的中国模式（2）
清朝的“责任内阁”模仿日本，其章程可谓“难产”，其人员安排则为移花接木。如关于内阁负责人的官职，日本只设总理一人；清廷则除总理外又加设协理二人，这隐然部分沿用了军机处以多设员额而互相制约的陈规。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由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度时，身为皇室旧贵族的原太政官三条实美，退为内大臣专治宫中之事，“草莽出身”的伊藤博文“超然”出任内阁总理，于是只有亲王和公卿才能充任大臣的传统宣告结束。新内阁较之旧官制，下级武士成员增加，亲王和公卿的势力则大大减弱（除三条实美外，原左大臣炽仁亲王也未入阁）。但清末废除军机处、改设新内阁的做法却完全不同，不仅原军机处领班大臣庆亲王奕摇身一变成了新的内阁总理，两位协理亦即原来的军机大臣，而且组成新内阁的13个大臣有9个是满族人，其中5个属于皇族，时论讥之为“皇族内阁”。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带动社会各界轮番上书，以“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为由，要求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清廷蛮横斥之为“议论渐进嚣张”，并公然宣称“朝廷用人……一秉大公”，臣民“不得率行干请”。显而易见，组织责任内阁事关君权问题，清廷甚为敏感，决不允许他人染指。新的内阁官制在章程上既是“参仿”日本所拟定，但清廷“照章”所组成的却是“皇族内阁”。形式上，这个“皇族内阁”是有些近代责任内阁的建制，但实际较之所参仿的日本内阁中官制，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封建遗存却更多、更深。
这是因为清朝末年的处境与日本明治时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日本除少数阿伊努人外，全国基本为单一民族，其君主政体一姓相传、千年未变。明治天皇在幕藩体制的崩溃中受到“王政复古”形式的拥戴，从登基之日即由一批维新人士推动锐意进取，显露出一种犹如新朝开国的勃勃生气，维新运动的开展与统治秩序的稳定互相促进。然而，中国境内民族众多，进入封建社会后。君主政权虽多次变“姓”，但主要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改朝换代。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全国政权，“以满制汉”的方针，基本为其两百多年的统治一以贯之。可是，由于汉满民族地理、历史文化上的区别，两族人口数量的众寡、文明程度的高低、政治能力的强弱判然分明。这种状况，与双方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极不协调，清朝统治的危机实亦隐伏其中。到了王朝末年，满族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导致外患加深、国内民族矛盾激化，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采取多种形式表示愤懑和抗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直接挥舞“排满革命”的大旗为天下倡，各地武装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张謇、梁启超等海内外立宪派鼓动起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强烈要求改行君宪制度，满汉平等地奉行三权分立；统治集团中部分汉族大员也应和立宪派的呼声，接连奏请在立宪改制中消除满汉界限，力谋获取更多权益……。满洲贵族原有的统治基础动摇了，旧秩序受到新势力的严重挑战，满汉民族关系在清朝统治集团内外变得复杂起来。
时势至此，虽是不改制则难以为继，但清廷作为满洲贵族利益的最高代表，不管新定什么政策都不能不考虑到对汉民族的防范，特别是仿行宪政须部分开放原属自己专利的政权，更不敢掉以轻心。其隐忧所在也就是，汉民族在人口数量、文明程度和政治能力上均占绝对优势，立宪将有利于汉人“合法”地与满人竞争并逐渐取而代之。所以清廷在模仿日本宪政时，不可能达到日本那样的开放程度（尽管日本也很保守），不可能像明治政府信任藩士改革派那样信任资产阶级立宪派（立宪派基本为汉人），其势必暗中新设防线，以确保满族王朝的统治不致因立宪而大权旁落。正是基于这种动因，清末两次改定官制，又是规定对皇室、八旗事等“五不议”，又是假借“满汉不分”，将中央部衙官缺由原来的“满汉平列”，先后变成了“满七汉四”和“满九汉四”，并由满人占据要职。这种改革有名无实甚或“以退为进”，当然不能和明治宪政相提并论。
清末“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实质是通过学习日本，由旧的封建文化转向新的资本主义文化。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是师承汉学，而且明治初期输入近代西洋文化也是依赖汉译西著，为何中国在引进资本主义立宪政治方面，反倒落到了以前只是自己追随者的日本后头？原来，正因为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是师承汉学，所以，既使得其旧的封建文化远不如中国的悠久和丰富，同时也使得其向新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转化，又比中国要容易和快速得多。因为其原有惯性和负担要比中国少得多。换言之，旧的文化形态越是成熟，其所产生的传统力量越是强大，向新文化的转化也就越是困难。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既构成了高度成熟的封建形态，又为文明古国的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制造了极为深重的历史惰性。船大掉头难！
清末“预备立宪”对都察院的保留，集中说明了以上问题。相对西方和日本来说，作为清王朝监察机关的都察院，可谓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产”。清末预备立宪，虽然仿行日本明治宪政对中央官制作了较大改革，但对于日本所没有的都察院，却一直没有动摇。有意义的是，为了保留都察院，清末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头面人物，曾附会宪政名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设想：有的要求直接定都察院为下议院，与定政务处为上议院相对应；有的认为资政院成立后即有了上议院的基础，都察院则“改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有的建议将都察院与资政院合并，平日分科研究调查，遇事大众集议，科道弹劾之责亦仍准照旧，既可“收议院之效”，又可“广朝廷耳目”；有的甚至标榜都察院是统括立法、司法、行政的机关，“上承列圣倚任之重，下系臣民是非之公”，与一般议院体制“万难含混”，因此不仅不能改为议院，而且在上下议院成立后，仍要独立存在，“不可轻议更张”。不难看出，以上说法虽异，但实质则是一样的：面对世界立宪政治的新潮流，仍以封建文化旧有优越感的惯性，认定都察院在世界各国“数千年都未尝有”，实为中国“古先哲王之美德，历史之盛事，尤今日所当保全者”。就这样，在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模仿中，都察院始终以一种封建文化的“国粹”堂而皇之地保留下来，直到与整个封建王朝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应该说，清末“预备立宪”所唯独模仿的日本明治宪政，与大多数立宪国家不同，属于封建残余最多的二元君宪制，此使热望建立议会君宪制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大为失望，立宪派之于清廷，遂由请愿、抗争直至完全对立；“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但在范围和程度上都进行保留，又引起统治集团内部多方面的不满，有的还明确应和立宪派的请愿（各省都督于宣统二年九月两次联衔奏请国会、内阁同时成立），显露出了公开分离的倾向。这样，清廷本想借模仿日本明治宪政之名，行更为集权以加强统治之实，未料事与愿违，其反倒严重削弱了王朝原有的统治基础。促使清王朝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以敌为师，终致学得不伦不类，而再次被敌所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再也波澜不兴了。
第三编 文化制衡日本取舍：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1）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和充满“先进性”的判断。
自7世纪初，日本旧一万元币上印有的画像人物圣德太子两次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来中国，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隋学习中国文化。
这些隋唐时期的日本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中的佼佼者，如空海的书法与佛教哲学造诣，高向玄理，晏先的汉语唐诗水平，直追中国顶尖文人，称他们为中国的精英也当之无愧。
然而，日本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的拿来主义者，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致隋朝的国书，就直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在政治上强调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汉字楷体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形成了独特的粘着语汉字系统。这种独立和独特性，即是所谓的和魂。和魂汉才这种二元性是日本统治阶层和精英集团追求和标榜的“理想像”。
不过到了西学东渐的18世纪初，日本也没能逃逸这一冲击波，日本长期遵奉和魂汉才的二元结构也遭到大动摇，逐渐演变为和魂洋才的新二元结构。
首先作为洋才进入日本精英社会的是兰学。
17世纪的荷兰是海上强国，其舰队曾一度占领中国的台湾，但对日本，荷兰却一贯持和平的通商政策。约在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统治时期，有关西方基督教和西洋知识的汉文（汉译）书籍，获准进入日本。日本通过这一间接的文明传播途径，开始把目光转向西学。
首先被翻译成日文的洋书是荷兰医学解剖书，由前野良枝和杉田玄白等译成，以《解体新书》之名出版。其中有铜版的印刷插图，十分精准。日本知识分子通过对人体的观察，认为兰学科学，由此为契机，日本的兰学开始兴起，荷兰驻日商馆的医生还在长崎设塾收生，培育了许多兰学者。
与此同时，由荷兰介绍到日本的世界地图也令日本知识分子打开眼界，他们发觉天朝中国不是在世界的中央，地球是圆的。他们没有像中国士大夫指责利玛窦那样是“以其邪说惑世”而是大感佩服，踏踏实实地学习。著名学者伊能忠敬按幕府的命令，测量了全国海岸线，按兰学绘画方法，制作了具有立体感的现代地图，被称为“伊能地图”。
同时，荷兰的实用性书籍也渐渐传入日本，在日本形成兰学，兰学与儒学和国学并立。
1754年，山胁东洋发表人体解剖报告，揭开了日本启蒙的序幕。兰学对日本思想文化和生活造成全面冲击。完成了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启蒙之后，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使日本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天朝的形象开始崩溃。作为开国论者的代表，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得到启发，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术”。
同时，日本传统的文化体系也遭到冲击，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发生怀疑，认为日本才应该是中国，因为中国战乱频仍，而日本正统相继。还有国学家抨击清代中国人虚伪，而日本的大和心与古中国人那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日本人本居宣战认为，中华世界虚伪狡诈，政治不修，而日本则“春日明净”。他们将那些“妄自炫目于支那学说”的日本人斥为“腐儒庸医”，总之，认为中华文化与上古时相比已失去活力，趋于死亡。日本思想界急于向西方先进思潮学习。
。c。１。 “反面教员”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逐渐从“正面教员”变成“反面教员”。中国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败绩，成为日本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中的挫败，对当时尚未尝到洋炮滋味的日本所造成的震撼非同小可，反而对中国的士大夫圈影响不那么大。日本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西方的情形，许许多多当时中国翻译的西书，甚至是明末译的西书，都流入日本领导阶层手中，尤其是《万国公法》一书最值得注意。连大明律也在明治初年得到相当大的注意。
中国成为日本“反面教员”的另一个例子是太平天国战争。日本从这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学到了许多。1862年，高杉晋作、久阪玄瑞还有其他日本官员就曾亲自到上海观察太平军的组织，这些观察对幕末日本也有影响。当中国勉强从太平天国之乱挣扎过来时，日本正好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进行一系列的新改革。从此时开始，文化交流的方向整个倒过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