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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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情风俗，回国后执笔撰写其《西洋事情》初篇。1864年，他晋升后任职于外国编译局，年俸150袋米。第三次是在1867年，这是幕府快要垮台之前，因幕府购买军舰“吾妻舰”（后改称“东舰”），他作为购买团的一员再度赴美，经由巴拿马，历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才回国。明治维新以前，福泽的3次游历西洋都跟军舰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他经由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所在。在早期的《伦敦日本协会杂志》中，也特别指出福泽1867年赴美，为军舰购买团的一员，参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跟他日后强烈地主张扩张军备论有密切的关系。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是与“野蛮末开”的概念成对比而展开的。他在1869年所著的《掌中万国一览》一书中，将人类分为“野蛮”和“文明”，由此再细分为混沌、野蛮、未开、文明开化四类，但他的文明概念可以说尚未成熟。其后，在1875年著《文明论之概略》，以骥左的《欧洲文明史》、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补强其“文明观”。依此文明史观，欧美列强为最高的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澳大利亚等为野蛮国家。
据此，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区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然后说，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
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到底哪一国较接近文明的阶段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虽然有独裁专制的政府，但是尚有易姓革命的事，而日本为天皇万世一系的政体，因之，日本比较“固陋”。然而，福泽反驳此为庸俗之论，主张“支那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于是论断日本较接近文明的阶段。他具体地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欧美的态度来评论。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开国贸易，然而，中国蔑视英国为夷狄而顽固不开，英国即以文明的利器“船坚炮利”攻击，中国一下子就被打垮。其后，中国的行动一直反复无信，而成为英国动用武力的理由，中国每战必败，接二连三签订不平等条约，支付赔偿金。
英国和中国这种一进一退的关系，福泽拿来应用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上。他说：“日本是强大的，朝鲜是弱小的，日本已经进入文明，朝鲜则尚停留在未开化。”他慨叹日本和朝鲜的贸易，在釜山、元山的进出口，一年才300万日元，仍然是寥寥可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等西洋列强曾强迫朝鲜“开国”，然而，因其顽固的坚守“锁国”主义，并兴起“攘夷”运动而未能成功。但是，日本在1875年乘江华岛事件，派遣使节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军舰，逼近其首府京城，以一朝之谈判，迫使朝鲜开放“和亲”贸易之路。因此，他主张“今后朝鲜即使与其他西洋各国缔结条约，因我日本为朝鲜最初的和亲国家，在交际上应占首座，此乃自然之趋势也”。
福泽的逻辑是这样的：英国由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首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在中国占最优越的地位。同样地，美国以佩里率领舰队迫使日本开国，最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美国从日本的开国到幕府末年，常在日本居首座。因此，同样地类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也应该居首座。福泽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他主张从“首座”再一跃而为“首魁盟主”，并强制对方“文明开化”。
既然日本居“首座”的地位，则对朝鲜的内政，不论是治乱兴废或文明进步，日本都不能袖手旁观。他说：“如果其国势未开，则应该诱导其开化，如果其人民顽固，则应谕劝其开明。”这样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也就正当化了。因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如果朝鲜或中国，拒绝日本为“盟主”，抗拒日本强制“文明开化”，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福泽的逻辑最后归结到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谓“我在东洋之战略，终究非依赖兵力不可”。
法国使用新式蒸汽的军舰，不到二三个月就征服了越南，这使得福泽大为惊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对立就如禽兽的弱肉强食，强食者为文明国，而弱肉者为非文明国，因此，日本应及早加入强食者的阵营，跟文明国人共同追求“良饵”。于是他主张，“应在亚洲的东边，创立一新西洋国（即日本）”。他预料中国迟早也会像波兰那样被瓜分，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绘“支那帝国分割之图”。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强食史观，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脱亚论”。
“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理。”福泽之所以被评论为日本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在1883年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应成为东亚的新西洋国；1884年10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1885年3月的“脱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10年前，就能预先决定日本以后所走的路线，向日本朝野广泛地宣扬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不愧是近代日本的“精神伟哥”。
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1882年3月创刊《时事新报》，到1898年9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16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第三编 文化制衡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2）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他的“内安外竞”之策。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认为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其后就把目光迅速瞄准中国。
1894年7月28日，当日本海军舰队在未宣战前偷袭胜利的第一道战报传到东京时，福泽谕吉和《时事新报》报社全体员工，在东京新桥的花月楼召开祝贺宴会。7月30日，福泽担任军费捐款运动发起人的总代表，跟财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东久世通禧等连名，劝诱民间有志之士为军费捐款。8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对中国宣战的布告，福泽在《时事新报》刊登“表诚义金”的募捐广告，亲自从私囊“义捐”1万日元。福泽从扩张国权的立场，策划对朝鲜的谋略，强烈地主张对中国开战，论断中日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当日本战胜，依《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庞大的赔款，加上吞并台湾、澎湖群岛的“良饵”时，福泽激动得掉下泪来。“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多么愉快，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见闻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泪哭泣。”以上这一段话，记录在《福翁自传》里面。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不单单只是要日本脱离亚洲，加入西洋文明国家的阵营，而是更进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蚕食亚洲邻国。当中日交战的1894年11月下旬，有美国报纸报道日本军队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单从日军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来，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6万人。美国的《世界日报》为此严厉指责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为“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本性”。《时报周刊》的通信员也作证，日本军将俘虏捆绑起来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福泽谕吉是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一个最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明开化”思想，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与制度，对培养日本国民“独立自主”的风气贡献良多。他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并不仅只是因为经营“庆应义垫”这所学校，还进一步利用《时事新报》等大众传播媒体，以整个日本社会为对象，教育日本人成为“文明国民”。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的身份制度，另一方面则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因此，福泽鼓吹“独立自主”的精神，期待“个人独立”和“国家烛立”，可以说尽了其在历史上的任务。而寻遍整个晚清，却没有这么一个呼之欲出的一个人，完成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林则徐不是，魏源不是，李鸿章更不是。
而历史的宿命终究走向了符合它逻辑的轨道……
第三编 文化制衡大久保利通：日本式维新（1）
假如没有“维新三杰”，近代日本会走向哪里呢？
三杰之死，或多或少都与西南战争有着联系。而这场政府军方面取得胜利的战争，其意义则更为深远。西南战争从军事上锻炼了日本军队，促进了其近代化改革。电报、侦察气球、地雷、近代化海军舰船等都在西南战争中得到测试与应用。政府军强大的后勤补给（政府军军费1/3用于支付三菱公司的运输费用，田原阪的胜利直接来源于得力的后勤支持）与机动的海军配合（黑田清隆的冲背军）作战，是其主要胜因，因而更使日本军队的领导者们深刻体会到了近代化战争的关键。
摆脱束缚的日本，以不可阻挡之姿向近代国民国家迈进。伊藤博文继大久保之后成为政治中心人物。西南战争后六年（1883年）伊藤着手制定宪法，再后二年（1885年）废止太政官制度，确立内阁制，再后四年（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紧接着（1890年）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确立近代天皇制，承认国会、政党与公选的合理性，日本迅速在名义上成为宪政国家。以福泽瑜吉为首的明治思想家们，更是以“脱亚入欧”为主导，给日本政治改革打下思想铺垫。
1830年9月26日，大久保出生在萨摩藩鹿儿岛下加治屋町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幼名正助，号甲东，后改名利通。大久保的外祖父是一个颇通海外事务的兰学家，父亲大久保利世是一个开明藩士，大久保利通自幼便深受他们的影响。
大久保自幼聪明奋发，17岁时便被任命为藩记录所的助理。但19岁那年（1849年），因藩主继位人选问题发生骚乱，开明的岛津齐彬一派失势，其父受株连被流放，大久保本人也被罢官，其母和3个妹妹的生活，全由大久保独立承担。这时期，大久保逐渐与同乡西乡隆盛，还有吉井友实、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40余人结为密友，组成了名为“精忠组”的政治团体，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其中西乡、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人都成了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
后来，在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的支持下，岛津齐彬终于当上藩主，大久保复职，其父也从遥远的流放地回归，家运自此好转。
岛津齐彬在藩内推行开明政治，还积极过问中央政局，掀起了一层层波澜。大久保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崭露头角，得到升迁，初任藩记录所书记，后提升为步兵监督，并从中积累了殖产兴业、开化富国的政治经验。
1857年，开明的阿部正弘病死，保守派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后，制造了镇压异己的“安政大狱”，许多人被屠杀，形势急剧扭转。而萨摩的齐彬也在此时病死，西乡隆盛等人绝望之余，曾投海自杀，被救活后流放到奄美大岛。“精忠组”的有马新七等人转投于更加激进的“尊王攘夷”运动之中。大久保在表面上也拥护“尊王攘夷”，但行动上却很小心谨慎。这时，井伊直弼任命齐彬之弟久光的儿子岛津忠义为藩主，藩内保守派也随之抬头。但敏于政治的大久保明白，久光虽在名义上是藩主后见（监护、顾问），但握有实权，不接近久光，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想方设法获取久光的欢心。大久保听说久光喜欢下围棋，并常和吉祥院的僧人乘愿对奕，他就向乘愿学棋。后听说久光想看《古史传》，这套书出版了28册，大久保便设法借到，一册一册地借给久光，每借一次就在书中夹寄自己或“精忠组”同僚们对形势见解的字条，通过这种密切交往，使久光“知道了大久保及其充满生气的集团的存在”。大久保日益得到久光的器重，“精忠组”亦得到久光的承认。久光在和大久保等人关系密切起来的过程中，逐渐疏远了保守派。1860年，大久保被擢升为勘定方小头，次年又升任御小纳户，和中山忠左卫门，小松带刀等人同掌萨摩藩政的中枢大权，时年32岁。
以萨摩藩力量为后盾和基础，大久保逐渐活跃于中央政界，其立场有一个从公武合体派转向割据倒幕派的过程。他和久光最初的目标是，反对幕府策划的将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下嫁给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作夫人，进谏天皇敕命德川庆喜为将军监护，让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就任大老，由萨摩藩兵任京都的警卫等等。1862年，岛津久光和大久保率萨摩藩兵1000人进京，向朝廷施加压力，这样的军事行动在德川幕府时代尚未有过。
他们深知“尊王攘夷”激进派有马新七等人准备乘久光进京之际举义，袭击佐幕派公卿，便断然派萨摩藩兵杀死有马等人，这就是有名的“寺田屋事件”。从中可见，大久保为了达其目的，不惜向早年的政治伙伴开刀的冷酷手段。这个事件造成了公武合体派和“尊王攘夷”派的完全决裂，当然也加速了公武合体运动的进程，朝廷颁布敕命：任命庆喜为将军监护，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并宣布要改革幕政。公武合体获得成功，大久保的名声也在中央及各藩传播开来。
但另一方面，“尊王攘夷”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岩仓具视被视为朝贼而赶下台去，长州、土佐等尊攘派力量的高涨抵消了久光等公武合体派的成功。大久保继续奔走在京都政界。
由于1862年萨摩藩武士砍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