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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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9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西方强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荷兰国力已经下降；法国在远东立足未稳；德国尚未统一；俄国在克里米亚败于英法；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倾向于不对外扩张领土、摆脱海外殖民地的“小英国主义”。美国则有内战以及战后重建的问题，所以西方列强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在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时期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此时的中国就其外部环境来说并不十分险恶，也有与日本一样同肩并进、一同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存在着种种内在缺陷和阴差阳错（天朝观念和“法祖宗之法”的传统对吸取外来思想文化的束缚；太平天国、捻军、回教之乱对国力的削弱；绝大多数满汉官员的颟顸保守；甚至当年道光皇帝择储的失误），一拖再拖，最后于这种机会失之交臂。而日本的维新派及时地抓住时机，选择了决定性的出路——倒幕。于是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历史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了。
第一编 海权博弈一条道路：回到历史的宿命（1）
。c。１。 侵台及海防大讨论
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必须非常重视的事件——日本侵台。
1868年日本倒幕派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即迅速开始组建了新型的海军。1874年，日本即派出其当时并不强大的海陆军力量威逼琉球、入侵台湾。
清政府一开始一无所知。直至日军5月7日在台湾登陆后才发觉日本的企图。5月14日，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随即沈即率“安澜”、“伏波”、“飞云”3舰抵台，之后又调“扬武”等舰常驻澎湖，“福清”等舰分驻台北、厦门、福州，掩护淮军武毅铭字军6000余人登台。从而在陆上、海上对日军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中国方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和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在多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危机（西北阿古柏叛乱，南方因越南与法国关系殊为紧张），因此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清廷决计妥协，以50万两白银了结了此事。
此次台湾事件，对双方影响均极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地体会到了海军在侵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随即从英国进口了“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加强自身海军建设。而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国近在咫尺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
其实早在日本侵台之前，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的严重，开始大声疾呼加强海防，研究退敌御侮的办法。著名将领林福祥在《平海心筹》中认为，海防应“以战为守”，主张利用清军现有装备，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火器，在海上以火攻制敌。林则徐则先是主张对入侵者“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其后又提出，“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萌发了建立外海水军的思想。他的挚友魏源更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理论，冲破了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是自施琅提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这一海防思想之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成为其后清朝军事近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可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清统治者的重视。之后1867年，藩司丁日昌鉴于东南海防空虚的现状，提出建立中国新式海军之建议，将东南沿海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大军区。第二年，他在《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中，又倡议改江南水师提督为海洋提督，并把提督驻所由厦门改为台湾，这种将台湾置于东南海防突出地位的战略眼光，尚难以被时人理解，故上述建议均未被清廷及时采纳。直到1874年3月，后起的日本侵略者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的时候，清朝统治者才如梦方醒，中国的海权意识和海防措施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防大讨论。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他尖锐地指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故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1875年4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在创建中国近代海防的同时，清廷的治台政策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防台以靖海疆变为保台以御外侮；从抑制台地的发展到全面开发和经营台湾。当时，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先提出：筹划台湾“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吓”。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亦意识到，“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从此，朝廷上下对台湾在中国海权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但综观来看，这次日本进犯是在其羽翼未丰的情况下的一次冒险。清廷没有能够借此机会倾力进击日本，确实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依照当时的清廷实力，并非没有力量将战争转移到日本本土，迫使日本签订城下之盟。而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当时的艰难局面，甚至可能导致日后中日局面的全面变化。然而清廷之所以如此缺乏决战的决心，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内、国际局势的交困。陆军精锐开赴西北平叛，其背后有沙俄的阴影；西南则与法国争夺日趋激烈，不得不遣军以防。且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战屡战屡败，也确实极大地挫伤了清廷从中枢到地方各级决策者的自信心。没有开战，也实在是出于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清廷面临的困局了。
在中日签署《北京专条》之后，总理衙门立即上疏，明确指出台湾事件被迫签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防力量的严重不足，原拟定的各项国防政策在“清流”们的严重阻力下多未能实行，导致面对多方危机时没有足够可靠的依仗力量。上疏明确指出：当务之急乃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紧急待办的事宜，并将该疏发往各地讨论。
与此同时，丁日昌也向清廷提出了《海洋水师章程》，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三洋新式水师，以近代军舰完全取代旧式师船的构想。这一设想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赞同，尤其是得到了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的鼎力支持。总理衙门的清廷中枢们明确意识到，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国防的主要敌人了。然而，晚清的官僚们毕竟都是旧式文人出身，真正了解洋务的官僚仕宦非常少有，对于19世纪的世界重大变革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目标上虽然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而且显然判断也相当准确，但在具体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中，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台湾事变迅速平息，“清流”们也根本没有身在中枢和东南沿海的官僚们的切身感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变的意义何在，“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从舆论上反而对革新依旧百般擎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保守、陈腐展露无疑。
第一编 海权博弈一条道路：回到历史的宿命（2）
1883年11月，法国为鲸吞全越，将战火烧向中国的西南边陲。第二年7月，法国侵略者悍然进攻福建水师，炮轰马尾造船厂。接着，法军进犯台湾，陷基隆，攻淡水，然后封锁台湾海面，台湾受困，牵动全局。1885年2月，清廷借冯子材等人率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形势，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了《停战条件》。
中法战后，中国十几年的海防建设遭到沉重打击，人们痛定思痛，于是再次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各地督抚纷纷陈奏。李鸿章认为，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主张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综理其事，以筹全局而专责成，下辖水师四镇，“平时分防汛地，建威销萌；有事合力通筹，声势联络”。左宗棠则主张设立海防全政大臣，建立10支海军，以夺取制海权，并在病逝前一月上言：“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
同年9月，清廷先是批准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接着又明谕：“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将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并从财政和人事上积极支持首任巡抚刘铭传筹建台湾省。这两大举措，一方面说明清廷对台湾在整个东南海防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即欲守中土，必固海防，欲固海防，必保台湾；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海防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台湾首抚刘铭传在保卫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海防和海洋军事建设，先后兴办台湾军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等，以解决台地兵器修理和制造的难题，并于台、澎海口要隘之处修筑近代化炮台，配备新式的阿马士敦后膛炮及各种水雷；另一方面则“与敌争利”，从海洋经济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台湾岛。1886年刘铭传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的同时，先后定购和集资购买了8艘轮船，开办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澎湖、上海、香港之间，有时亦航往吕宋、西贡、新加坡等地。为与列强争夺海洋利权，刘铭传不仅苦心经营台湾航运，而且积极建造台湾铁路，创设台湾邮政局，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线，敷设从台湾至大陆的海底电缆。从开辟海上运输、海上邮政，到建设台湾铁路、铺设海底电缆，说明近代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已从加强海洋国防，捍卫海洋国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升华到重视和发展海洋经济的历史阶段。
1875年，同治驾崩，然而这对于中国的海防建设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为稳定时局，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清代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其中又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积极支持海军建设的文祥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海军建设由此得到了中枢的全力支持。此时远在揭阳丁忧的丁日昌在李鸿章等人的要求下，再次呈递了复奏，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路。他认为清廷在外交上应暂时努力确保和平环境，迅速加强陆海军建设。尤其在海防建设上，鉴于海岸线绵长，海域辽阔，必须建设一支庞大的近代舰队，尽管目前由于本国技术、工业都相当落后，但如果不努力保证自己拥有建造能力，则“终受人把持，终无自强之日”。在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在国内大力开发经济，尤其对当时强大的“清流”复古反洋思潮予以了猛烈的批判：
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之业少，虚文多而真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书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使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者。
这份6000余言的奏折其实可以看作是早期洋务派官僚的总目标与总规划，不仅翔实具体地提出了练兵、造船、工业等方面的具体计划与措施，更是把思路展开，从国防推及到国家发展的全局战略规划，如果当时清廷能够完全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恐怕日后必定是另一个局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奏折虽然得到了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人的大力支持，却几乎完全未能实现。其原因就是以“清流”自居的汉族士大夫群体和保守的京官们的全力阻挠。
通政使于凌辰上书攻击说：“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他认为，李、丁等人讲求洋学，延用洋器，就必定已精修洋业洋学为取士标准，则仁义廉耻必定会被弃置敝屣，危难之时无人可共国家缓急。因此，他声称：“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复不可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大理司少卿王家璧更是一折五片，抨击丁日昌“矫饬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是“丁鬼奴”，对大力兴建海军，自行建造、购买近代战舰更是嗤之以鼻，声称：“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舳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之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援应，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两人的背后，其实是一大批对洋务变法坚决抵制的士大夫官僚，其直接目的是阻止丁日昌出任两江总督，更深层次的是对洋务运动的全面否定。
由此，不得不慨叹，在这个纷乱复杂的年代，在这个整个世界都在飞速进步的年代，新兴的洋务派官僚们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孜孜以求，探索着复兴国家的道路，而正统的士大夫们却依旧死死抱住旧儒家的陈腐观念不放，其固执迂腐几乎不可理喻。他们依旧坚定地认为，只要重人心、重教化，必定能够用夏变夷。即便是满清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归顺于汉民族的礼义教化。因此，他们视洋务派为汉奸，却忘记了历史上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之所以归化于汉民族，正是因为汉民族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谓“礼义”，其实仅仅是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文化上的体现，自古至今的所有胜利者都不是用什么空头的“礼义”制胜的。可悲、可叹、可恨、可笑、可怜的是，他们还自以为得计，并为自己维护了所谓的“尊严”而洋洋自得。而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世俗道德阻碍了近代中华民族最后逃脱灾难的机会，带来了百年的悲剧。
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洋务官员们决心不惜一切把改革推进，提请按照原拟定的六条参考各地意见开始着手办理。海防建造近代舰队一事，囿于财力，先设北洋一军，拱卫京畿，待财力逐渐充实，则当继续建设其他两支水师。并要选派人才留洋加强制造学习，对于凌辰、王家璧等人的批评，应当“毋庸置议”。然而，宫中发出的《著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却是：
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