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想象:陆毅写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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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初，我的经纪公司告诉我，今年要推出我的第二本写真集。4月，我在上海拍电视剧《向左走向右走》。公司打来电话，和我商议写真集的拍摄地点。他们提了几个备选地点，威尼斯、埃及、俄罗斯，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回答：俄罗斯。
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定下俄罗斯，主要原因是十年前，我参加拍摄的第一个电视剧《血色童心》，就是在莫斯科，拍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那是我少年时期第一次离家去国外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拍戏生活，所以，潜意识里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内心是存留着一份特殊情感的。
7月3号；《情人结》一杀青，我就飞回了上海。休整了两天，收拾了一些前往俄罗斯所必需的物品后又赶到北京。接下来的两天，与写真集的主要工作人员开会，确定一切有关此次拍摄的策划案，确定服装、行程等等必须事项。7月9号，我们一行七人简装上阵，正式启程。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莫斯科 我又回来了（1）（图）
被梦惊醒的时候，飞机已进入了俄罗斯的上空。从舷窗望出去，云层又厚又密，远处云层断裂的地方，有阳光呈线状射出，像是一幅很具印象派的版画。头等舱里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很静。低头看表，已飞了近六个小时了。北京时间已是晚上七点，空中服务员开始第三次送餐，前方电视显示屏上标出的飞机位置，已近莫斯科。
本想小睡一会儿，没成想居然已过了几个小时，真快。头一清醒，就觉得肚子有点空。于是要了份牛肉味的俄式航空餐，猛吃起来。几口下肚，觉得味儿还不错。更重要的是，肚子一饱，心里也觉得实了许多。放下椅背，想着马上就要到达的莫斯科，心里有些说不清的期待。十年了，那里的变化会有多大呢？我的思维有点不受控制了。
1994年的8月15日，我只身一人飞往莫斯科。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血色童心》的剧组早已到达。之所以我最后一个归队，主要是因为我的护照问题。当时小，不知道护照有因公、因私之分。在来北京前，我去过一些国家，身边有一本因公的护照，所以在剧组最初办护照时，我告诉说我有不必办了。直到临行前剧组统一办签证时才发现，我的护照根本没法用，必须重新办理。就这样，我一个人被迫留了下来，一边等护照，一边等毕业证书。不得不数次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总之，登机时，我几乎是一无所有，我的行李就是随身携带的一小包衣服。所以，俄航上提供的食品对那时的我来说真的是美味极了。八小时内的三餐，总是服务小姐送什么，我面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下飞机的时候，我还记得服务小姐一直眼光疑惑地看着我，她奇怪是因为她发现我每餐连餐具也同样的一点不剩（当时的餐具不是一次性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被我边吃边偷偷装进了包里的餐具，是我初到莫斯科时随身惟一的生活用品。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莫斯科 我又回来了（2）
那是一趟既兴奋又孤独的旅程。兴奋是因为终于在飞往莫斯科前拿到了上海儿童艺术学院的毕业证书，终于熬过了在北京孑然一身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父亲的探望，我坚持下来的决心，会不会动摇？许多事情，你总想找到它当时的缘由。可十年前的我，并不清楚面前的路，只是出于本能地喜欢。更确切地说，我其实是一个内心里不允许自己妥协的人。
机舱的播音器突然叽里呱啦地说起了俄语（俄航是不用英语的，很有性格，听不听得懂是你的事）。抬眼一看，电视屏显示飞机在下降，空中服务员已开始例行检查安全带，莫斯科就在脚下了。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好像心里有什么落下了似的。这是我一直的习惯吗？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那年我八岁，接拍了一部叫《匿名电话》的戏，其实那个戏里我的戏份只有几分钟，不过还是让我坐了飞机。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是妈妈带我去的，那也是她第一次坐飞机。那时的飞机可不像现在这样又大又舒服。记得乘飞机的前一晚，我怎么也睡不着，老在想飞机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直到上了机才发现，椅子下面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是透明玻璃的底舱，可以直接看到地面。而且，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以后工作，飞行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内容。
飞机在下降，从窗口望下去，是大片大片的绿，浓浓密密的，让人心旷神怡。久违了的莫斯科一点点地在向我靠近。我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激动，是这个城市让我有了陌生感？还是我……
无论怎样，在飞机触地的那一刹那，我还是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莫斯科，我又回来了。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幸福的苦恼（1）（图）
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北京时间是晚上八点）。我们一行七人随着人流走到了海关口，一个不过三百平米的空间里塞满了排着长队的旅客，灯光昏暗，墙饰陈旧。
完全十年前的老样子啊！
这一句感慨刚刚冒出，突然发现心里有股酸酸甜甜的东西在向上涌。有些熟悉的温暖，又有些直接的失望。
从北京出发时，旅行社就再三交代：莫斯科的工作效率极慢，工作态度与中国八十年代初“大锅饭”时期很相似。过海关时很可能会没有任何理由地让你站上几小时，如果遇上这种情况，千万别问为什么，就安静地等待。最后都会过的。
远远一看海关检查员如慢动作的办事方式，我们知道旅行社的交代得以应验。再一看大家的表情，哈！一个字“颓”。无可奈何地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长队，又一个个地被扣留下护照，干等了一个小时后，终于分别被放出了关口。
走出机场大门，立即感觉阳光灿烂，迎面走来一位中国女孩子，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是我们此次的导游：李真。
一上车，她就开始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起来。她的热情与我们刚刚经历的冷脸服务形成了极大对比。
“莫斯科的名字来源于古斯拉夫语中的‘潮湿’一词。据说可能与莫斯科周围都是沼泽有关。莫斯科的人口约一千三百万，整个城市的布局像打靶的靶子一样，中心为克林姆林宫、红场，依次向外分别为林阴环形路、花园环形路、以及大环，大环的总长度为109公里。莫斯科的绿化面积占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一，有‘森林中的城市’之称。所以，你们沿途都会看到大片大片的森林和浓密的灌木林。这些是地上部分的主要情况。那地下部分呢，莫斯科地铁是很值得一提的。它虽不及巴黎那么宏大，但却是全世界各大城市中属最豪华的。它修建于1935－1937年间。当时修建的目地是出于军事考虑。现在拥有十三条线路，每天有八千七百辆地铁在运行。基本解决了交通问题。并且每个地铁站都像一个地下宫殿，几百个地铁站的装饰风格完全迥异。尽管莫斯科目前还存在体制改革的问题，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消费水平却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纽约。莫斯科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异，所以治安情况也很不好，你们千万不能一人出门……”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幸福的苦恼（2）
没等她完全介绍完，我们就已到达了下榻的酒店——宇宙宾馆。
宇宙宾馆是标准的七十年代俄式建筑，简洁的大板楼，幅面特别宽，很大气。只是一进室内，就发现了差别。酒店大堂的三分之一处摆满了“博彩机”（就是赌场用的水果机、老虎机等），另三分之一全是商铺，琳琅满目地全是俄罗斯的手工艺品。看样子经济改革真的是让俄罗斯人的经济头脑大开啊。
“陆毅！陆毅！”
我还没回过神来，就发现身边多出了三个学生。
“陆毅，我们是你的影迷，能给我们签个字吗？”
“你们是在这儿上学，还是……”我很诧异。
“是的。我们前天在网上，还有电视上看到了你今天会到莫斯科来拍写真集的消息。”
“啊！传得这么快。这儿能收到国内的台吗？”我边给他们签着名边问。
“能收到三四个台。像CCTV4，安徽卫视，浙江卫视，你们住的这个宾馆也可以收到。”
“是吗？”一听能收到国内的电视节目，突然感觉亲切了许多。
“我们与你合张影吗？”
“行！”
刚到莫斯科，就遇到自己的影迷，心里真的是有股说不出的亲切与开心。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在国内的那些铁杆影迷和歌迷。他们总是能在我参加的每一次活动地点出现，支持我，鼓励我，从不图任何回报。他们自发集资为我成立了“陆毅网友俱乐部”，网站做得有声有色。我所参加的所有电视、电台活动，平面报道，在那儿都能找到。尽管我总会找时间定期与他们进行交流，可相对于他们为我所付出的心血，却少得太多。所以，除了感谢外，我想我能回报他们的，就是尽一切的可能演好的作品，唱好的歌。
人们常常问：什么是幸福？在我的影迷身上，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被宠爱的幸福。这让我既幸福又苦恼；感觉开心的同时又背负了一份更重的责任。一种做“好人”的责任。是啊！从小我就被老师夸，被邻居夸，被朋友们夸：“陆毅是个好孩子，好人。”二十多年的好人意味着什么？又有谁知道我心中的负累呢？
推开房间的窗，晚风柔柔地吹了进来。放眼望去，工人、妇女和集体农庄社员纪念碑的标志在夕阳下像一张定格的图画。十年了，居然一点没变。记得十年前，我还特意在广场的“国际友谊喷泉”那儿留了一张影。只是那时是冬天，现在是夏季，这难道是巧合吗？十年前的气息扑面而来，所有的记忆在一瞬间被打开，我知道，我无法阻止它，索性就让那些原以为忘记，现在却清晰可见的人或事重新上演。
首先我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我在莫斯科的“干爸”。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干爸”杨亚洲
十年前，我飞抵莫斯科见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导演杨亚洲。一个改变我艺术命运的人。而莫斯科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城市很大，树木茂盛。
认识杨亚洲导演是在1994年初。当时他到我所在读的上海儿童艺术剧院为《血色童心》挑演员。在那以前，我还没有接拍过一部电视剧。但试戏、试镜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的事。所以，有一天，老师说有导演来选演员，我也没有特别的兴奋感，只是和同学一起例行公事般地去了。
杨导是西安人，看上去高高大大的，剪了个平头，挺平实的样子。当时他是一个人来的，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戏的内容，并强调这部剧是要出国拍摄的。然后就是很惯例的挑选。杨导的这次到来，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成为我艺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更确切地说，这次的面试，我觉得挺不靠谱的。心想真的还是假的啊，出国拍戏也是件大事，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大的剧组来看人呢？因为在此以前我已随儿艺去过英国、新加坡几个国家拍戏。每次来学校都弄得很隆重。后来，叶大鹰导演和全剧组的人都来了，又定装啊什么的，才觉得是真事。1994年5月1日，我正式收到剧组的通知，确定我演谢廖沙。6月，我飞往北京接受俄语培训。
初到莫斯科，与剧组一起住在靠近威登汉地铁站旁边的一个旅馆。那里离莫斯科市中心不远，出入很方便，组里的人也并不陌生，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身在异地的感觉。而且那时年纪小，对各种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常常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到各处游走。很奇怪的是，我是当时惟一一个不恋家的孩子。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是男孩子中属于比较晚熟的那种；也许我性格的潜意识里就有着某种天生的独立性？总之，18岁的我第一次在一个异国他乡的集体中一点也不觉得有任何的不适应。反而有着更多地在享受着自由的感觉。
一个月后，剧组决定“转景”。我一听说要换地方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我几乎是抱着欢天喜地的心情跨上了前来接剧组的大巴车，可是这份欢喜在行驶了五个小时后终于消失殆尽。在安静下来以后，我终于知道将要前往的疗养院离莫斯科需十几个小时的车程。直到到达目的地才发现，这个坐落在森林中的疗养院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孤老院。室内一切空空如也，我们几个孩子住的房间大得怕人。一百平米的房间只放了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感觉特别得空荡。再加上房间的高度有四五米高，所以站在房间里说话都会有回声。
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贾林。他曾在《三毛流浪记》中主演三毛。他那时在我们中属小有名气的一个，特别好动。我俩经常会在空荡荡的疗养院过道里玩耍。尽管疗养院很偏僻，但因为剧组的中方和俄方的小演员加起来有十多人，所以并没有感觉孤单。其实在那群孩子里，我的性格是最内向的。刚到的时候，剧组是发餐补给我们，自己打理。我为了省钱，就买了一大筐的土豆，用白水煮熟，然后蘸盐吃。每天如此，一吃就是一个月。直到有一天杨导叫我去他那里，说是教我做饭，让我去帮他打下手。那是我第一次干家务，杨导和他的夫人都是格外温和的人，所以干得特别来劲。杨导的厨艺很棒，我的胃口又好，所以那天晚上我是毫不客气地吃了四大碗饭。而也从那次起，我和杨导他们夫妇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几乎天天去帮着打下手外带蹭吃蹭喝，我现在做饭的手艺也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后来日子长了，不知从哪天起，他开始叫我“干儿子”。我开始叫他“干爸”。
《血色童心》是我在国外拍摄时间最长的一部电视剧。整整拍了半年。之所以拍摄时间拖得那么长，并不是因为内容多，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工作人员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态度的原因决定的。他们是到点下班，雷打不动。任何的节假日也决不加班。如果你让他们加班，他们会回答说：这是我的假期，我有权利享受。我不要钱。这样一来，拍摄的进度自然快不了，一晃就从夏转到了冬。不过，这不紧不慢的节奏，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却一点也不是坏事。要知道，疗养院虽然地处远郊，但风景却是美极了。所以，我们也学会了自己找乐子。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裸 浴 ·冬 泳（1）（图）
疗养院的四周，生长的全是高大笔直的杨树、松树和桦树，几乎是“被森林掩埋”。夏天的时候，阳光只能从浓密肥大的杨树叶的缝隙中透过来，光束落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像斑点狗的皮肤。穿过疗养院的大门再往前走，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场。那是我们游戏的好地方。再往前走十米的样子，就可以看见一个清澈透明的湖。湖水清凉清凉的，很是诱人。
盛夏的时候，常常有许多俄罗斯人在湖里裸泳。我们国内去的孩子一见，自然是羞得不行。我记得有一次大家打赌要一起试一试裸浴。于是我们先是一个个在草丛里脱光了衣服，然后像模像样地平躺在湖面阳光下。其实那时心里都紧张得要命，谁也不敢看谁，彼此都能听到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