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想象:陆毅写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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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片出来了，他说：很酷！而我，心里却有些异样，就像当时的天气，阴沉沉的，很重。
回到酒店，我一直在看照片上的自己，思绪却在十年间穿梭。
十年前，我穿着妈妈为我织的一件白色毛衣，真的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温暖是在心里；十年后，我有专业造型师订制衣服，时尚对我却如过眼烟云。
十年前的那天，虽是冬季，阳光却少有的明媚，不知世事的我满脸天真，风华正茂；十年后的今天，虽是夏季，却是阴雨；就像我走过的这一路的风风雨雨。
十年前，那样的天真单纯，生活的目标只是为最基本的生存努力，能生存就快乐；十年后的我，生存早已不是问题，金钱给生活带来了莫大的改变，却买不回过去，找不回那种简单快乐的感觉。
看着自己十年前和十年后在同样一个地方，同样的背景下拍摄的两张照片，却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感受。当时的那种欢喜、兴奋与满足感，真的是难以言表。现在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那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生活，却带给了当时的我怎样的快乐。
十年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拍摄留影的地方，十年后还可以再次回来。我也不可能想到，自己能住在当初不敢奢望的宾馆里，更有这么多的同事为自己的写真集忙碌着。买一双最新款的运动鞋对我来说已是小儿科的事情，可我却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欢喜，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当初那种怀揣单纯期望的心情。
一切还恍如昨天，可生活却已走得很远。我发现，失去的与得到的其实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时过境迁之后，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惟一没有变的，就是照片上我身后的十二座雕像，依然是金光闪闪，给人希望。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1）（图）
上海戏剧学院毕业那年，我得到的毕业评语都是：形象好，演戏好。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当时我们班是学校的优秀班，虽说我的专业成绩在班上一直比较突出，但我自己觉得平时排戏算不上是最认真的那类，没想给老师们留下的印象还都不错。心里确实很美。
拿到了好的评语，我就开始考虑我的分配问题。考上戏的时候，我的愿望就是，毕业后能进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下面简称：上海人艺）。我想，这个愿望在当时，应该是所有上戏学生最大的愿望，因为从专业对口的角度考虑，进上海人艺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不像现在学话剧的学生，拍影视剧多了，也可以分到上影厂）。另一方面，学校里许多师姐师哥毕业后都去了上海人艺，我觉得能进这样的单位，熟人比较多，会没有陌生感。于是，我将自己演过戏的一些片断，毕业评语以及参加演出过的剧目制作成一份毕业档案，亲自送到了上海人艺，其他的单位我没有送，也没有考虑。
我记得面试的那天，上海人艺的领导都来了。一切很简单，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们说：你的戏我们都看过了，形象不错，其他方面都不错。然后让我回去听消息。人艺的回执很快就送到了我们学校，回执的内容大意是通知学校，人艺愿意接受你们学校的某个毕业生。因为我是上海户口，上海人艺跟我签了五年的合同。五年合同规定，如果我要离开单位，按每年一万元钱交给单位。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2）
就这样，1999年9月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获得了表演系学士学位。11月顺利分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进入上海人艺的第一年，我参加排演了一部以澳门回归为题材的朗诵剧，单位安排我在其中担任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朗诵剧去了很多地方演出，我在每场演出中只有两句台词，基本上来说属半闲人。从澳门演出回来，没多久，我在校时主演的《永不瞑目》开始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反响很好，电视剧一下子火了。一个月后，各种影视剧导演、制片都来找我，我一下子忙起来。按照院里的规定，凡参加外单位拍摄的演员，每个月必须向单位交劳务费。我也不例外。尽管我在单位属于闲人，但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然单位是不会放你的。只是单位没想到，我会一下子火起来，一连有几部戏找我，一部接着一部，完全没有空档期。
这时候，单位领导也开始注意我，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说单位给你量身定制一部戏，决定由你来主演。语末，领导特别提醒了一句：“你也是我们单位的人啊！”我一听当然明白什么意思，回答说：“行。我会回来演的，上海人艺是自己的单位嘛。”
影视剧一部接一部地拍，实在是抽不出整段的时间。在无锡拍《包青天》的时候，单位又给我打电话，并派了一个人过来告诉我，说单位给你选了一个剧本《牛虻》，剧本很好，你来主演。当时《包青天》已让我拍到体力透支，于是就跟来人商量，等我看完剧本，再具体定时间行不行。我这样说是有我的考虑的，我担心单位只是想借用我的明星效应，随便找一部戏，而我只是露个脸而已。可来人态度很生硬，说：就这样定了。我说：不行，不行，你先别和领导说我一定出演，我还定不下来呢！可没想那人扔下一句话：就这样定了。然后转身就走，让我愣了好半天。
又过了几天，单位给我打电话：“我们决定《牛虻》这部戏的男女主角由你和鲍蕾来演。”我一听让我和鲍蕾出演，心想完了，果然是为了炒作。当时的念头就是，我肯定不能这么演。电话那头问：“有没有档期？”我说：“没有时间。”（其实我当时也真的没有时间）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出戏会与我的“辞职”联系在一起。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作品，这个剧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据说，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这个剧本的时候，就很受这部作品的影响）。总之，这部戏最后上海人艺没有能承办下来，主要原因是单位没有人能把这个剧本改编好。所以这个剧本最后送到上戏，由我们上戏重新改编由毕业班的学生出演。其实原因是这个戏“上海人艺”没办法接下来，可他们对媒体说的理由却是：陆毅不想演，所以我们这个戏就只能这样（当时上海的报纸这样报道）。关于这些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很是委屈。这个戏上不了，跟我不主演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只是单位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一不小心在外火了，责任就落我头上了？这也太没道理了呀！这事过去后不久，我拍完《包青天》回到上海，单位领导给我电话：陆毅你来单位聊一次吧。我知道是要找我谈话，我就回了单位。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3）
一进院领导办公室，杨少林院长很客气地让我坐下，然后一脸严肃地对我说：“陆毅，我们给你量身定作的一部戏，你也不愿意演。”我说：“不是我不愿意演，是这部戏让我和鲍蕾演，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其实，这个话剧并不在乎是谁演，你把它送到了我们学校，由我们毕业班来演，你看他们演的效果大家都说很不错呀！”院长一听，马上转入了主题：“那不行，你不排戏，这样，你让单位其他的人……”我一听这话，心想是不是自己的事让院长为难了，于是就特别诚恳地对院长说：“院长，我在单位原来一直只能演个小配角，现在外面有一些机会给我，单位就放我两年，单位有那么多比我演得好的人在。我是单位的人，我一定会回来演戏的。”没想我这话还没说完，杨院长忽然打断我的话说：“你以为你现在红了，就不想在单位演戏，你不红，我们单位不会要你的！”我一听这话，火噌地一下子就蹿了上来。我说：“院长，你什么意思。”他说：“陆毅，我想你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更好。”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人，平常温吞吞的，什么事都不会跟人计较，也没什么多话，可真把我惹急了，牛脾气上来，没人能挡。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单位同事和演员队长，我一下站起来，很干脆地对他说：“好，我明天来辞职。”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我让鲍蕾给单位送了二万五千元（因为我在人艺工作了两年半），办理了辞职手续。2000年我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办完手续的那天，我给比我早辞职离开上海人艺的一位师哥打电话，告诉他：“我辞职了，交了二万五千元。”他说，你还交钱，我是连钱都没交就走了。我问他，你是为什么走的。他说，我接了一个戏，演主角，院里无论如何不愿意放我走，你想我总不能为在人艺当“龙套”而放弃主角吧。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卖奥迪还房贷（1）（图）
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跟闸北区交界处，就是现在靠近石库门的那一片。
提到石库门，提到上海的巷子，可能许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王安忆《长恨歌》中大段关于上海弄堂的描述：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 字里行间，流露着浓烈的小资情怀，掺杂着少许的媚味，也不是张爱玲笔下《倾城之恋》的“白公馆”那样的气派奢华。我们家住的不是老洋房，而是那种老弄堂里的旧房子，破旧、脏乱、阴暗不说，而且治安不好。
从街口窄窄的巷子走进去，里弄的房子确实是密密实实地紧挨着的。走进一个很高的石头门，穿过一楼的门厅，然后拐上二楼的楼梯，就到了我家。家里只有一间房，房子很小，大概只有十五平方米，没有卫生间、厨房。一张床，一个五斗柜，一个长沙发，一张饭桌兼书桌，几件简单的家具就已经把家里塞得满满的了。小的时候，我跟父母一起睡，也没有觉得家里很拥挤，碰到去剧组拍戏，住的房子一大，反而会很不习惯。可后来大了，就开始感觉有些别扭。冬天还好，夏天热的时候，因为房子小，就只能换着法睡。不是我睡在地上，我父母睡床上，就是我睡在床上，我父母睡在地上。后来大了，谈恋爱了，女朋友来了，没地方睡，就只能睡沙发。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我大学毕业。总之，24岁之前，我和父母亲都是睡在一间房子里。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卖奥迪还房贷（2）
住的弄堂，没有厨房，没有煤气，我爸爸就只好打楼道的主意，找了一个施工队，从楼下接了一根水管到二楼楼梯的拐角处，再砌了一个小水池，架了一个煤气炉，这样算是有了一个厨房了。做饭时，只要有一个人上来，自己马上就要先进到屋内，不能挡着人家上下楼，等人家过去了再接着做。尽管条件如此，仍让我妈妈好一阵欢喜。解决完了厨房问题，我爸爸又开始为厕所问题伤脑筋。
我十岁前，家里都一直用马桶。每天早上，总有推着收粪车的人，摇着铃来到巷子里，这时各家就会提着马桶去到大石门外，交给收粪人。我发育得快，越长越高，又和父母同居一室，到我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开始有些发愁了。家里条件稍好一点，父亲就买了一个电动马桶，装在阳台上。终于算是有了一个厕所，也算是解决了家里的一个大问题。
大学毕业那年，我突然听家里人说打算买房子。我父母做这个决定，主要是家里有亲戚在“万科”买了房子，虽然是属于上海郊区，可价钱比市区便宜很多。我怎么也想不出我父母是怎么省吃俭用存的钱，但我知道，我父母毅然决定将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买房，一定是觉得儿子大了，又有了女朋友，总不能老是这样同居一室吧。
最后父母买下的是位于“万科”对面的“南国”的房子。八十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十八万。我们把家里所有的钱凑起来，刚够交首付的六万，装修的钱就全靠向亲戚借了。房子贷款，父母选了最长的时间，二十年。这样的话，房子的月付算下来是一千多元。
买下房子不久，我妈所在的毛纺厂因为效益不好，一刀切裁员。我妈面临着下岗，下岗后的工资就只有五百元了，当时我爸的工资是一千元，两人工资加起来一千五百元，刚好能勉强还贷。我当时刚毕业，还没分到上海人艺工作，正在家中赋闲（分到人艺工作，一个月也是两百元工资）。一看家里出了这种情况，我突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我觉得我应该帮助父母分担一些经济压力。为了挣钱，我开始频繁地去接戏，接广告。几百元一条的广告，同学不拍我去拍，一心只想着能多挣点钱，帮家里减轻点负担。
《永不瞑目》播出后的第二年，也是我们家买房子的第二年，我获得了第17届金鹰节最受欢迎的男演员奖，奖了一辆“奥迪”。现场宣布的时候，我心里别提有多开心，第一反应就是我可以帮我父母还债了。
回到上海，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车行卖掉了“奥迪”，然后把卖的钱交给我父母，把房子按揭全部还清。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1）（图）
拍戏对我来说一直是件快乐的事情，尽管拍摄的过程也很辛苦，但我仗着自己身体底子好，属能熬能吃苦的那种，所以从没有过怨言，在各剧组的口碑都很好。可拍了《包青天》这部戏，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拍戏能累死人。
《包青天》是我接拍的第一部古装戏。开始找我的时候，我根本没想接。后来，剧组托了一个我很熟悉的朋友来劝说我，并且再三强调这部戏将会在香港的黄金时段播出，将会有如何如何大的影响。可我还是没有动心，为了不拂朋友的面子，我当时表了一个很含糊的态，答应考虑考虑。既没答应下来，也没有不答应。没想这事过了三四个月，制片方又叫那个朋友来问我，我对朋友说：我不想演。朋友劝说：人家一直在死等你，为你拖了这几个月，你再不答应总不好吧。我一听这话，心就软了，觉得不答应吧，有些过意不去，就勉强接了下来。
2001年2月，我进了剧组。开拍以后 ，我傻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拍法。演员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一个“机器”人。
事情是这样的。
《包青天》一共分为六个单元戏。第一和第二个单元剧本在开拍前已经全部完成，全部是以“包青天”这个人物为主，剩下的单元剧本还在慢慢写。这两个单元是由两个导演分别带领两个拍摄组（日景组、内景组），同时开拍。都是“包青天”的戏，而演“包青天”的就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日景组每天早上六点钟出发，我早上五点钟就要被叫起来化装，然后一直拍到晚上五六点，天黑时收工。接着我被转到内景组。晚上七点开拍，一直拍到凌晨四点钟，才能回宾馆休息。中间我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补妆加休整的时间。晚上说是休息，其实就是睡一小时再被日景组叫起化装，然后再重复同样一整天的拍摄。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2）
我每天都是凌晨四点才回到宾馆，洗完脸，头发还没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