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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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
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
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
，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
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
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
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
，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
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
、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
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
、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
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
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
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
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
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
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
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
，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
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
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
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
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
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
”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
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
《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
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
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
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
《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
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
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
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
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
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
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
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
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
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
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
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
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
《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
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
，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
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
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
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
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
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
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
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
，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
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
、《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
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
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
、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
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
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
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
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
，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
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
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
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
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
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
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
卫礼贤（Richard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
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
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
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
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
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
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
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
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
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语文学类
许慎：《说文》
许慎（约五八～一四七），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
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一○○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
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
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三十卷，五四○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
，同时在文字学、语义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朋
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
。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
的许多问题。
《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定出来。其中以段玉裁
、桂馥、朱骏声、王筠等学人功劳最大。丁福保汇集历代注家于各字之下，成《说文解字诂
林》一书，最方便实用。
陈彭年等：《大宋重修广韵》
文字学在中国古代叫“小学”，因为读经书要先识字，所以叫“小学”。“小学”分两
大类：一类是字义，一类是字用（字和辞的联缀用法）。字义中有一个附庸，就是“音韵”
。在传统中，“小学”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是“小学”的附庸。中国字典有三类
编法，从意义上分类的，有“尔雅”、“方言”、“释名”；从字形上分类的，有《说文》
、《玉篇》；从读音上分类的，有《切韵》、《集韵》、《广韵》。
《广韵》原为隋朝陆法言所著，宋朝陈彭年、丘雍等花了五年工夫重修的，全名叫《大
宋重修广韵》，它是世界上最早也最完整的一部“声音的书”。
《广韵》共五卷，分二○六部，收了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字。它把每个字都先说明意
义，再注上声音，然后把许多同音字，排成一组，放在后面。它收的字，超过《说文》、
《字林》、《玉篇》等书，所以它是宋朝以来的最通用的一部字典（后来的《康熙字典》收
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字更多了）。
《广韵》的另一价值在它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古音，在对中文溯源寻根上，很有帮助。
马建忠：《马氏文通》
马建忠（一八四四～一九○○），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他年轻时候，愤外患日深，乃
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提出有关洋务运动的种种意见，很得李鸿章的赏识
。此后在洋务上、在朝鲜事件上，他都有很大的功劳。
《清史稿》记马建忠说：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
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
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
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典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
别，而后施之子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
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这就是中国第一部文
法书的由来。
马建忠另有《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记录他救国的言论和为国家辛勤的日记。他在五
十六岁时，为李鸿章连夜翻译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