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顶-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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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与创业：来自死亡区的教育合作精神
登山者都会不停地谈论他们的搭档或队友。绳子将我们和队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登山经验中少不了这种合作。每当我超越极限时，队友们都会热情地帮助我，认真地指导我，并且密切关注我的安危。在你奋斗时，不论是否能够明显感到队友的存在，他们都会使你做得更好。
攀登喜马拉雅山这样的高风险活动极度依赖队友合作。虽然在生活中很难找到这样极端的例子，但是很多经历也验证了我在攀登喜马拉雅山时所获得的关于合作的经验。当我们建立第一家属于自己的攀岩馆时，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超越了自我，组成了一个表现卓越的团队，这在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企业中很常见。我们非常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在攀岩馆建设的最后9天里，我们几乎一直呆在工地上，连续干上几个小时，然后倒头睡上45分钟。我们从来没在工程质量上打折扣。事实上，在历时6个月的施工过程中，我们最后几周的表现是最好的。这一段的从商经历可谓我有史以来所参与的最紧张的一次探险，从某些角度来讲也是最为持久的。直到今天，我们每个人心中还是感到无比自豪。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一个兢兢业业、追求卓越的同伴都曾经在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里体味了极限状态。修建攀岩馆的小组成员知道他们已经在心中永久地种下了卓越的种子。
修建攀岩馆时，我们在拿钱冒风险。而在圣福灵上； 我们在拿生命冒风险。午夜时分，丹·简金斯从我手中接过了登山用的保护装备，开始领攀一个陡峭的悬崖带。我选择了有冰柱的那条路线，而放弃了这条路线。但是当我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丹和奥斯丁看到了我所没有看到的可能。奥斯丁给丹向上递绳子，丹沿着岩壁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经过14个小时的领攀后，我悬吊在安全绳之中一边恢复体力，一边等着丹爬到崖顶。
到了凌晨两点钟，我们又聚集在一块狭窄的岩脊上。这块岩脊就位于顶部雪原的峰头之下。我们头顶上悬挂着一块风蚀而成的雪檐。雪檐之下，纵横交错的石头卡住了我们的绳子。丹推不动这些石头，于是他就沿着原来的路线向下爬，在把绳子抽出来之后，又重新爬回我和奥斯丁所在的位置。现在丹精疲力竭了。
我又开始领攀，寻找雪檐上的突破口。就在我不断向右爬时，我想起一张苏格兰冬季登山运动早期时的一张经典照片。那些登山者几乎是在雪檐里凿出一条向上的隧道。在这张照片上，第二个登山者正把自己的脑袋从洞中探出去。我们可以够得着雪檐的底部，我想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当然，这很危险。如果雪檐破裂，一吨多重被压实的冰雪就会突然掉下来，把我从山坡上掀下去。
我挥动着冰镐挖洞，一直挖到洞的直径比肩宽一些。我钻入这个冰洞之中，背靠着岩壁一侧的冰层继续挖洞。冰洞向上越挖越深，我的双脚也可以离开地面抵住洞的内壁，这样身体就完全进入到冰洞之中。置身于这鸡蛋形状的冰洞之中，我向下望去，5 000英尺的圣福灵东坡尽收眼底。我继续向上挖。
在挖掘了8英尺深的冰洞之后，我终于挖到了冰层表面，向着安全的峰顶爬去。我们6天前开始攀登圣福灵，然而直到现在，我才能够第一次使用自己不断颤抖的双腿走路。在绳长允许的情况下，我在距离洞口处最远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固定点。由于既没有现成的石头来固定绳子，也没有一块冰层来打雪钉，于是我就挖了一个洞，自己坐了进去，充当固定点。绳子缠在我的腰上，这样丹和奥斯丁就可以抓着绳子安全地爬过冰洞，坐到我的身旁。
这时天空开始放晴，云层开始变薄。我们取出炉子，把挡风锡板重新圈成一个小锅。在登山的第六天早晨，我们每人吃了一块巧克力，喝了半杯煮化的雪水。
峰顶看起来是那么近，可是奥斯丁却不想再向上爬了，于是我和丹就放下背包，一起向峰顶进发。虽然距离峰顶的垂直高差仅有几英尺，可是头顶上通向峰顶的山脊却蜿蜒曲折，十分绵长。在距离真正的峰顶还有100英尺时，我们停了下来。对于我们来说，要想跨越剩下的不长距离，实在是太危险了。在经历过千辛万苦之后，我们却不能触及峰顶。丹和我挨着坐在一个小雪堆上，尽情享受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此时我们还不能放松，因为我们离安全还远着呢。
我们的伙伴关系始于彼此共同的愿望，我们都想在遥远、险恶的高山上挑战极限，证明能力。丹、奥斯丁和我都非常年轻，而且雄心勃勃。我们从没想到此行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捍卫生命之战。我们三人身处圣福灵高耸的山坡之上，感受了以前很少经历过的持久友谊。我们完全依赖对方以求得生存。个人为小组所贡献的力量被放大了。极端的环境要求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弱点。极端严酷的环境铸就了一种文化：让那些在某个时刻最能勇挑重任的人立即承担起责任来。直到今天，我还确信多数登山队都可能在圣福灵上丧生。
建立Earth Treks时，我把合作精神的重要性牢记在胸。我想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塑造成登山时的队友合作关系。在商海中左右搏击时，企业的领导通常冲锋陷阵，并且摇旗呐喊，指挥手下的团队。登山也是同样的道理。领攀者冒更大的风险，为队友放下绳子，保护跟攀者不坠下山去。我在Earth Treks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我在贷款文件、租赁契据和合同文本上签字。如果出现现金短缺，我就没有收入。如果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我的房子就归银行所有。同样，如果有回报，我就获得最大的一部分。
这就是管理的基本常识。然而登山队友式的伙伴关系以极其细微而又非常重要的方式带来了变化。如果我先领攀带着大家登上第一块岩脊，然后你再领攀带着大家登上下一块岩脊。这种平衡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森严的等级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的依赖之上。高危险的登山活动也使得这种关系更为密切。在登山过程中结成伙伴关系时，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在与自我怀疑角力，与重力的牵引以及在极端环境中冒险所必然带来的不适和残酷奋争。当一个弱点暴露出来后，我们也看到了个人战胜弱点的那一份美丽。我们见证了超越极限、超越预期的时刻。我们共同分享了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感受到的震撼和恢宏。在整个行程中，我们对彼此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经营Earth Treks时，我也尝试着这样做。当其他许多企业的所有者强调领导力时，我却强调合作。为了树立这种合作意识，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新人的雇用，因为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企业的文化积淀。我们花数小时的时间确定价值观。在员工培训会和季度末的汇报会上，我们十分关注每一位员工还能为客户做些什么、如何才能使客户的体验尽善尽美这样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交流和早期所犯的一些招聘错误使我们完善了招聘和培训流程。现在，由一个招聘小组来面试每一位候选人。至少经过三轮面试后，才能雇用一名全职员工。我们想要确保加入团队的每一位员工都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愿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攀岩经济学”决定了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人选。与以前相比，几乎每一个加入Earth Treks的经理的收入都有大幅度下降。而他们之所以还决定加入到我们中间，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对登山的热爱之上，是因为他们满怀信心，认为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成长，重新获得曾经享有的薪资水平。
不论是从开诚布公的管理模式，还是到分享利润的方案，我们对于合作的重视渗透到企业运作和决策的方方面面。全部利润的20％在所有全职和兼职员工中进行分配。发奖金仅仅是我们庆祝成功的众多方法之一。就像登山中的合作关系一样，企业中的合作关系也很难维持。高强度可以使人精疲力竭。我们不得不解雇那些不成功和没有热情的员工。在漫长、艰苦的攀登过程中，一个糟糕的登山伙伴可以比一次闪电或一次雪崩更快地让你丧命。但是不论在高峰还是在商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取得了成功。
登山与创业：来自死亡区的教育勇气
丹、奥斯丁和我不得不沿着一条我们所不知道的路线从圣福灵峰顶下山。我们所经过的地带也许比南面或东面更容易发生雪崩。我们背着包，穿越位于21 000英尺高度的宽广雪原。当山体突然变得陡峭时，我们就沿着300英尺高的厚厚冰壁绕绳下降。在这之下，山坡上出现一个1 000英尺的陡峭悬崖。我们开始进行第六次绕绳下降。当我绕绳下降时，丹和奥斯丁正在下面等着我。我们把一圈细细的尼龙绳网绕在一块巨大、结冰的岩石上，并把绕绳下降用的绳子系在尼龙绳网上。
正当我绕绳下降时，绳子从岩石上脱落下来，我开始下坠。
在空中下坠的8秒多钟内，我只关注一件事：生存。我不但不恐惧，反而非常地镇静。我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思路：寻找解决方案。首先，大脑向我确认：我在下坠。然后头脑中自动浮现出雪山的图像。我已经向下跌了几百英尺，正向55度的斜坡冲去。在积雪覆盖的斜坡下几千英尺处，表面破碎的冰崖好像一幅张开的扇面，布满了裂缝。当我的身体还位于雪坡之上时，我就思考着如何停止下坠。我需要把带着连指手套的手插入雪中，同时尽量把腿叉开，以防止翻滚跌倒。
但我向下坠时，丹开始大声叫喊，奥斯丁扑过去抓住脱落绳子的末端。奥斯丁没有告诉我们，在此次攀登之前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会丧命。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变成了事实。当我扭曲的身体向下坠时，我和奥斯丁之间的绳子绷紧，他被绳子拽得站立不稳。最终绳子从他手中脱落，他，连同他的雪镐一同失去控制，滚下山去。
在他身下几百英尺处，我正被强大的重力吸引着向山坡坠去。由于绳子突然紧绷了一下，于是我下坠的轨迹发生了改变。在下坠450英尺后，我重重地摔在覆有积雪的斜坡上，并且弹了起来。由于我身体的剧烈冲击，斜坡上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雪崩。坠落物不断打在我的身上，好似要把我推下山坡。
坠落物埋至我的膝盖，但我还活着。虽然我知道此时此刻过度的自信要比坠落山下还危险，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安全感在全身涌动。这种荒唐的错觉告诉我，同伴们会把我从这里活着救出去。现实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单独或一起为生存而奋斗。地形和当前的状况太令人绝望了。
我想哭泣，不是那种轻微的抽泣，而是由于内心恐惧所引发的嚎啕痛哭。我想要发泄，想要屈服于自怜和绝望，但是我不想接受死亡。经过艰苦持久的奋斗让自己活下来之后，我不愿意轻易放弃。我拿起雪镐，把夹子取掉，向身边的积雪挥去。这一简单行动让我重又找回一些控制，再次确定了求生的意愿。当我挥动雪镐刨雪时，像婴孩一样号啕大哭的需要消失了，至少暂时消失了。（这种哭泣的需要不断涌上心头。刚开始时，仅间隔几秒钟，几个小时后，我可以挺过一分钟，几天后，坚持的时间又延长到几个小时。）
虽然仍处在19 000英尺的高山上，但至少我们还未受到大的损伤。我的鼻子上仅有一小处划痕，右脚上的冰爪松了，一堆雪崩后的坠落物堆到我的胸部。不过谢天谢地，虽然我从500英尺的高空摔下来，骨头却没有断裂，韧带也没有扭伤。
奥斯丁调整好自己，然后向我所处的位置爬下来。我们无须说话。当丹向我们所处的位置爬下来时，他把绳子收在一起。现在轮到他控制局势了。他成了我们的领导。
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沿着曲折的路线在山体表面攀登，想找到一个平坦、安全的岩脊宿营。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岩脊时，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合作精神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为我们煮雪水。那天深夜，我们三人蜷缩在小小的“雪巢”中，距离岩脊边沿只有一步之遥。经过连续40个小时不间断的技术攀登后，我们都精疲力竭了。清晨时分，悬于我们头上的冰坨突然崩塌，使得悬崖表面成吨的冰块从12个小时前我们绕绳下降处顷刻而下。当成吨的冰块撞击在曾经托住我的积雪上，又引发了一次雪崩。几秒钟之内，雪沫在帐篷周围堆积起来，达到1英尺，把我们从山上坠下来的任何痕迹和向安全的岩脊攀登的每一个脚印都覆盖住了。
此后，我们花了几个小时从岩脊上爬下来，选择好走的地带步行回到大本营，还时不时地抬头仰望山上。身处最困难的境地时，有三种基本的本能反应供我们选择：战斗（直面问题，试图解决它），逃跑（回避问题），不作为（仅仅忽略问题，但要承受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选择了战斗，这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
我们在圣福灵上的攀登过程也正是我们为生存而战的奋斗过程。不论是肆虐的暴风雪、吹到山下的锅，还是从500英尺的高空跌落下来，一切都那么不尽如人意。其中任何一次事件都可能使我们丧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情况好似失去控制，当身上的压力常人难以承受时，我感到自己更为强大，更有能力。我能够更为勇敢地面对每一次挑战。我会想：“既然我攀登圣福灵时都活了下来，那么我们一定会经受住这次考验。”
在圣福灵，勇气激励着我们这个团队。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愿意拼搏，我们就在向安全迈进。这种现象在企业中也不断得到验证。决定建立第二家攀岩馆时，我们把Earth Treks 团队的成员召集在一起，列出这一决定的风险和回报。就在几年前，我还在一家该死的仓库里经营企业，而现在，我们计划贷款96万美元建立一家价值150万美元的攀岩馆。我们决定试一把，拿出大量的血汗钱，并且千方百计地融通资金来填充债务，建立一家最好的攀岩馆。就像在攀登圣福灵时采用阿尔卑斯式登山方法一样，我们在修建攀岩馆时也采取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办法。攀登圣福灵时，我们几个人背着相当简单的装备向未知领域进发。而在修建攀岩馆时，员工们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其中有些人每周工作7天，经常连续工作14到48个小时。我们向供应商阐述我们的梦想，说服他们给我们优惠条件并且打折出售他们的产品。
尽管我们非常执著，可还是遇到了障碍。律师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我们必须把攀岩馆所在地的区域类别从制造类改为休闲类。巴尔的摩的地方法规要求每1 000平方英尺的面积需要10个停车位。很明显，我们没有满足这一要求。现在，我们只有不到40个停车位，而我们总共需要160个。
负责区域规划的那位律师摇着头说，“这个项目永远永远都不会被区域规划委员会批准。”
律师那么容易就承认失败了，这令我很吃惊。我说，“我们必须获得批准。我已经把大楼的房顶掀了下来，而且在这块地上已经投了36万美元。我们只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