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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氲摹Ｈ非械厮担遣皇恰安豢煞终摺保╥ndividus），而是“可分者”（dividus）。然而，这一思想是那么的具有革新意义，以至在当时没有人理解它。直至1900年，由于众多新的发现，尤其是细胞核里染色体存在的发现，孟德尔的看法才被接受。
至于所有的物种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起源（可能是35亿年前出现在海洋里的蓝藻）进化而来的，这在今天已经成为科学家们公认的事实。但进化的动力是什么呢？拉马克拉马克（Lamarck，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致力于无脊椎动物的研究，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译注回答是获得性状遗传，达尔文回答是自然选择。可是，这两位学者并不了解生物特征的遗传过程，他们不可能作出真正有根据的回答。群体遗传学的发展使人们从基本的遗传过程中得出结论：代代相传的，不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特征——“表现型”，而是掌管这些特征的基因组——“基因型”。
各种参量都应该被考虑到：繁殖力、死亡率、性伙伴的选择方式、突变、迁移、种群的个体数量等等。简便的做法，是把其中某些参量单独抽出来，在它们相对恒定或者容易测度的群体中进行研究。因此，这种做法特别适用于人类，适用于“孤立民族”，即长期与人类其他群体无遗传关系的个体集合。
所有的发现用完全自然的过程取代了一度似乎是个谜的东西。一步步地，我们分析这些过程，明确它们的每个阶段，以至拥有改变它们进程的能力。改造环境之后，我们即将改造我们自己。这使我们面临全新的责任。
能否大致给我们讲讲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和遗传密码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我不打算给你上生物化学课。我们只来了解一下DNA和RNARNA，即核糖核酸。——译注这两种基本分子作用的规律。
所有的DNA分子都是由A、T、G、C四种化学结构排成的序列。这些结构，由二十来个原子组成，它们就像一切分子一样，有的紧凑，有的疏松。人们发现这四种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它们彼此连接起来，形成按照一定顺序排列的长段，如TGGCAATCG……A与T、G与C之间，又另外显现出相对弱些的吸引。这样，与原始片段相对，形成一个互补片段，呈现的序列为ACCGTTAGC……但这两个片段并不只是无力地交缠在一起，它们可以彼此分离，两者中的每一个便各自产生新的互补片段，于是，在一组双片段之后，紧接的是两组相同的双片段。这就是发生了“复制”。据我们所知，惟一具有该能力的物质结构是DNA。
RNA分子同样是由四种化学结构的序列构成，只是其中U代替了T，因此，DNA与RNA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后者中有一类，被称为“转运RNA”（tRNA），它们含有两个特别部位，使它们能够翻译DNA片段上所呈现的序列，并将各种氨基酸连接起来，形成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是生命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也是长长的序列，序列的构成元素是被称为“氨基酸”的化合物，该化合物表现出20种形式。合成蛋白质，就是使氨基酸按照明确的排列顺序一一连接起来。这个顺序由DNA分子的碱基序列确定。转运RNA将64种可能的三碱基化合物中的每一种与20种氨基酸中的一种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对应。对于这种对应，人们命名为“遗传密码”。
在了解错综复杂的运行机理之外，重要的是明白这些机理具有多少的绝对性，相应地，又有多少发生可以改变其进程的作用的可能性。
因为，一个物种的任何表面特征都直接或间接地由一个或数个基因控制，同时，它又是环境作用的结果。这是两个来源，一个“先天”，一个“后天”，两者合作，产生表现型。要改变物种的一个特征，人们可以对环境施加作用，但该作用将局限于顺应了新环境的个体，而且个体发生的变化不会传给后代。与此相反，倘若人们改变物种的基因，那么发生的变化将是决定性的，后代全都会受到该变化的影响。基因操作（人们更喜欢用“基因工程”这个词）可能很快就将（在某些方面已经）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愿望来改变家畜的特征，培育出更优质的奶牛、产蛋更多的母鸡。不过，一特征的变化极难不对其他特征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并不总是有利的，人们最初的兴奋如今已经被比较务实的态度所代替。
显然，我们人类自己是最有必要采取防备措施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并不是任何技术上的进步都必然代表着人类的进步。排除那些造成可怕的疑难杂症的基因，诸如胼胝体先天发育不全，还有某些疾病……确实会使人类发展得更好，但是，需要排除的基因和只是与丰富人类多样性的标准有所偏离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界限应该如何确定呢？
因此，必须实现我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称之为“伦理民主”的东西。在这种民主之中，民众自己来确立支配新能力的规则。
第三部分希特勒
“种族大屠杀试图灭绝的，是千百万殉难者苦痛的肉体之中人的存在本身。”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VladimirJankélévitch，1903～1985），法国哲学家。——译注
20世纪的历史，在经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之后，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恶的问题重新列入当前必须讨论的问题中。我们不能否认恶的事实，更无法为恶辩护。恶存在于何处？是在人类身上吗？我想到了马尔罗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的一句话：“我在寻找至恶与友爱相对的灵魂之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要定义一个事物，必须指出所有属于它的东西，并由此确定所有不属于它的东西。描述“A”的特征，同时是在描述“非A”的特征。概念也是一样。
想“美”必定也是在想“不美”，美只是依丑的存在而存在。我们可以想像一种文化不懂得根据这个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但是，我们不能想像一种文化仅仅认识美而不知道丑。对于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关系到我所实施的行为：为了不至于饿死，我钓了一条鱼，杀死了它；为了摆脱妨碍我的人，我向这个人发起攻击，打死了他。这两项行为，我们可以撇开任何的价值判断来看待。它们都是我行使自由的结果，是各种因果关系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性运行发展的结果。就它们本身而言，无所谓什么善或恶。它们存在，仅此而已。只有当我对这些行为作出评判，力求肯定其中的一些行为，谴责另一些行为时，“恶的问题”才被提了出来。这一评判需要参照事先已经确定的准则。
所以，应该从人类树立道德规范的能力中去寻找“恶”的根源。对于别的生物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恶的概念。各种自然过程盲目地进行着，每个生物，除了继续自身或所属物种的生存之外再无其他明确的目的。
然而，一个道德规范的确立并不是可有可无、无缘无故的行为。它直接来自于我们思考未来的能力。与其他动物相反，我们人类知道明天将会到来，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参与到创造明天的事情中去。于是，我们向宇宙中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小小的角落引入了目的性。
因此，我们必须在所有可能的行动中进行选择，而为了作出选择，我们就必须参照一些使我们能够对这种或那种行为分别作出“善”、“恶”评判的标准。为了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标准，摩西登上了西奈山。今天的人们将登上哪座山峰呢？
这也有点像汉斯·约纳斯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德国哲学家。——译注在《奥斯威辛以后的上帝概念》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在书中写道：上帝任人类自由，是在“冒险”……
如果用本来就决定了一切的造物主的意志来解释目前宇宙的现实，那么很显然，造物主赋予自己的某种创造物自行作出决定的可能，是一项极大的冒险。
确实，20世纪的科学已经远离了拉普拉斯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译注的观念。拉普拉斯只看到宙中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照这种看法，从今天进入明天，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包含在现在之中。如今我们知道，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基本粒子层面，不定性占上风；在宏观层面，各种决定性因素混杂在一起，导致了长期的不可预见性。但我们周围的事物并不因此就是自由的，因为它们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们没有能力对它们的将来起作用。而这种能力，我们有。
我们可以选择。更好或者更坏，我们必须选择，我们没有不自由的自由。不管这礼物是造物主早就给予的，还是宇宙朝永远愈加复杂的状态跃进的部分结果带来的，全都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慢慢来”，而且要认识到，我们获得的，有时是有毒的礼物。
不过，毒性从来没有像在我们现在说到的情况中的这样强。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在《不失效性》中谈及纳粹罪行时，就把它们称为“反人性的罪行”、“反人类的罪行”，称为灭绝人类的行为。
首先选择的是我们注视自己和我们同类的目光，其他的一切选择均源于此。也就是说，这目光是包含尊重还是蔑视。但是，选择一旦作出和表明，就应当从中引出结论。最恶劣的态度，是像很多国家所做的那样，标榜选择尊重，而每天的行为却表现出蔑视。有些国家，表面上信奉福音书，实际却又将死刑纳入它们的法律武器，它们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任何使人受到轻视的行为都是“非人的”。
然而，纳粹的行为已经完全到了残忍恐怖的地步。纳粹不仅仅打击个人，而且迫害他们希望从人类中除去的集体，就像拔掉一颗烂牙一样。他们的罪行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非人的”一词已不足以来形容它。得使用新的词语，来表明纳粹摧毁了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东西，摧毁了既存在于他们的受害者又存在于他们自身的这种东西。
这最成体系的反人类的暴行，就是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它的领导者决定并有秩序地组织了对数百万犹太人和成千上万吉卜赛人的灭绝。鉴于在这之前还从未有哪个国家在最高领导者的权威下决定人类的一个群体应该被灭绝，我们能够从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灭绝，从这一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得出什么特点、什么特殊性吗？
历史充斥着人类犯下的累累罪行，不计其数的美洲印第安人被屠杀，无数的非洲黑人被流放……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或者说指挥这些罪行的人，一般都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违背道德准则的，于是，他们以战争或生产的需要为由替自己辩解。例如，这种辩解的企图就在罗马教会的《黑人法》中表现了出来，该法令把奴隶制度描述成了使非洲黑人进入真正的宗教的一种手段。
可是在纳粹眼中，他们实施的种族灭绝并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他们将其看成一项对人类有益的行为，认为就应该消灭人类的劣等群体。将犹太人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享有先行于德国国防军军车的权利，这一事实表明，在纳粹看来，毁灭是比军事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的目标。纳粹不是为了更顺利地赢得战争去消灭犹太人，而是想要赢得战争来完成他们毁灭犹太民族的“事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罪行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这一暴行是发生在科学技术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纳粹将科学技术改变了正确的方向，使其服务于他们的种种妄想。遗传学方面的早期发现就被纳粹肆意歪曲，成为他们将种族主义科学化的依据。一位遗传学家，柏林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费索尔还曾称赞希特勒是“第一位将生物遗传学的资料变成国家行动指导方针的政治家”。然而，遗传学最终证明，对于人类，种族的概念是任意的，用弗朗索瓦·雅各布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Jacob，1920～），法国医学家、生物学家。——译注的话来说，是“非操作性的”。
您详细阐述了“种族”概念。随着戈比诺戈比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家、作家。——译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发表，种族主义于1856年出现在了我们的历史上，它颂扬雅利安人种，宣称混血、混种形成的文化必将衰亡。确切地讲，您认为种族主义影响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吗？这些人说应该彻底地消灭所有“异常的人”、有缺陷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因为他们都是不可同化的。
寻求将人类划分为定义明确或不甚明确的种族，这本身并不是坏事。我们发现，就某些物种而言，这一内部的分类是比较严格的。因此，针对个体遗传上的差异，不同群体遗传上的差异应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人类，情况却是相反。寻求内部的分类并不能得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各个种族的定义。
19世纪致力于确定不同种族的人类学家们不能被当做种族主义者，成为种族主义者的人，已经超出了进行什么分类的限度，他们企图确立的，是一种等级制度，规定一些种族“优”于另外的一些种族。在这条道路上，戈比诺的确是一位“先驱”。奇怪的是，戈比诺把“雅利安”置于其等级制度的顶端，可这个词表示的并不是一个人类群体，而是一套语言体系即印欧语系。因此，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种族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不合逻辑，戈比诺的思想还是使瓦格纳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剧作家。——译注的信徒，英国政治家豪斯顿·司徒·张伯伦豪斯顿·司徒·张伯伦（HoustonStewardChamberlain，1855～1927），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译注受到了启发，后来又给《我的奋斗》《我的奋斗》（《MeinKampf》），希特勒著，书中阐述了其纳粹主义理论。——译注中的胡言乱语提供了素材。所谓“纯种”的观念突出了种族主义者和生物学主义者观点的对立。在前者看来，一个种族应该避免混合，否则便会衰亡，混血儿生来就是不健全的。而在后者看来，情况完全相反，一个群体基因遗传的价值正来自其多样性，“纯”意味着“贫乏”。
从幻想纯种到消灭不纯种，显然只有一步之遥。您觉得，就像保罗·里科尔保罗·里科尔（PaulRicoeur，1913～），法国哲学家。——译注在《批评与信念》中谈到的，“大规模的死亡”从来都是极权制的显露吗？这里说的，其实是一种制度化的灭绝，过去的十字军东征，甚至宗教裁判所都不是这种情况。您也和里科尔一样，认为极权制意味着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意味着人类共同体沦为无差别的群体状态吗？
极权制是到20世纪才开始出现的吗？我觉得，当宗教超乎个体之外企图以一种关注“整体”而非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教义之名逐去附在个体身上的魔鬼时，宗教就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形式的极权制。当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抱着与“整体”这个无处不在、张牙舞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