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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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下的需要叙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愈显然，我就愈难找到需要的话……
　　卓娅去后的每一天，连最琐碎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她走后我和舒拉两人的生活就完全变为期待了。在过去，舒拉回到家里看不见姐姐的时候，他向来问：“卓娅在哪里？”
　　现在他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信吗？”以后他就不把这句问话说出来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永远可以看见这句问话。
　　有一次他很兴奋、很高兴地跑进屋来，并且紧紧地搂抱了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有信吗？”我马上猜中了。
　　“岂只有，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呀！”舒拉喊着说，“你听：
　　‘亲爱的妈妈！你现在好么，精神好么，没害病吗？妈妈，如有可能，就是给我写几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一定来家里看看。你的卓娅。’”
　　“哪一天写的呀。”我问。
　　“１１月１７日。这就是说，我们等着卓娅回来吧！”
　　我们又开始等待了，不过现在不像那样担心了，而是抱着愉快的希望等待着。我们时刻地等待着，昼夜地等待着，始终在准备一听见推开门的声音就跑去迎接她，我们时时刻刻地准备成为幸福的人。
　　可是１１月过去了，１２月过去了，已经要到１月底了……
　　再也没有过信或是别的消息。
　　我和舒拉俩都有工作。一切家务事都由他担当起来了，我看出来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娅。如果他先回到家来，他就为我温上汤菜。我看见过他在夜间起来给我加被，因为那时候木柴得来已经困难，我们尽可能地节省燃料。
　　有一次——这是在１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这样，我每逢很疲倦了，就仅仅无意地听到一些路人谈话的片断。那一晚在街上处处听人们说：
　　“今天您读《真理报》了吗？”
　　“您读了里多夫的那篇文章吗？”
　　在电车上有一位脸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对自己的同伴说：
　　“多么动人的一篇通讯啊！多么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报上一定登着什么不平常的东西。
　　“舒拉，”我回到家里说，“今天你读了《真理报》吗？据说在那上边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讯。”
　　“读了，”舒拉眼不看我，简单地回答道。
　　“关于什么事呀？”
　　“关于一个青年女游击队员丹娘，德国人把她绞死了。”
　　屋里很凉，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了。但是这会儿我觉着我的内脏全凉了，全紧缩了。我想：“这不知是谁家的女孩子，家里也一定等待着她，一定也替她担心呢……”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先是一些关于战争的报告和劳动战线上的消息。忽然广播员说：
　　“现在我报告登在今天（１月２７日）的《真理报》上的里多夫的一篇通讯。”
　　于是悲伤愤慨的声音就开始述说，在１２月上旬在彼得里斜沃村德国人怎样杀害了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
　　舒拉忽然说：“妈妈，我把它关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觉着奇怪：舒拉向来睡得很酣，大声说话和无线电声音全不妨碍他睡觉。我本来很想听到完，但是我终于把扩音器关了，对他说：“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团区委去了：可能那里知道关于卓娅的什么消息。
　　“任务是秘密的，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信。”区委书记对我说。
　　又过了几天难熬的日子，在２月７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我回到家来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妈妈，青年团区委请你到那里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娅托谁带来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飞似地跑往区委去了。那一晚很黑，刮着风，电车没开驶，我差不多跑着，常常滑跌，起来仍继续跑，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关于惨事的思想。我没预料到有什么坏消息，只是想知道：几时我能看见卓娅？她能快回来吗？
　　到区委以后，他们对我说：“你们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团市委的人到您家里去了。”
　　“快，快知道卓娅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开门就楞在门坎上了。有两个人离开桌子起身迎我来了：齐米列捷夫区文教局局长和另一个不相识的、脸上表情严肃并且微微紧张的青年人。由他嘴里冒着蒸气：屋里冷，谁也没脱大衣。
　　舒拉靠窗站着。我看了看他的脸，我们的视线遇着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扑向我来了，并且还碰倒了什么东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钉在地板上，丝毫不能动了。
　　这时我就听见有人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读了《真理报》上关于丹娘的那篇通讯了吗？那是您的卓娅……日内我们到彼得里斜沃去。”
　　我颓然倒在有人送过来的椅子上了。我没有泪，也没有呼吸。我只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个人，在脑子里总是这一句话：“她牺牲了……她牺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并在床边坐了一整夜。他没有哭。
　　他的眼睛没有泪，只是向前凝视着，双手紧握着我的手。
　　“舒拉……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好容易我才说出来。
　　一向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舒拉，这时候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呜咽地重复说，“那时候《真理报》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带着绳子……虽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这是她……我不愿意对你说。我想，我可能错认了……我就想是我错认了。我不愿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给我看看。”我说。
　　“不！”他呜咽地回答说。
　　“舒拉，”我说，“还有很多事摆在我前边哪，我还要看见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里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日记本子：在洁白的一页上粘着由报纸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块。这时候我看见了她的骨肉相连的、亲爱的、受尽折磨的、不动的脸。
　　舒拉还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可是我没听见，忽然我耳朵里听见了他的一句话：
　　“你知道她为什么说她叫丹娘么？你还记得丹娘·索罗玛哈吗？”
　　那时候我就回想起来了，并且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无疑义，这是她回忆着很久以前牺牲了的姑娘，才报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在彼得里斜沃
　　几天以后我往彼得里斜沃去了。现在我记不清楚是怎样去的，我只记得柏油公路达不到彼得里斜沃，汽车走了差不多１５公里土道，都是拖过去的。我们来到彼得里斜沃几乎全冻僵了。人们把我带进一所农舍里，可是我究竟没能暖和过来！内心里冷。尔后我们到卓娅的墓地去了。孩子已经被掘出来了，我马上就看见了她……
　　她在地下躺着，两手直垂着，头向后扬着，颈上带着绳子。她脸上的表情是完全镇静的，脸完全被打伤了，在一边面颊上有打伤的黑痕。全身被刺刀刺烂了，胸脯上有凝结了的血。
　　我在她身边跪下看着她……我掀开了她光滑的额上的一绺头发，这被伤毁了的脸上的镇静又一次使我惊讶。我不能放掉她，我不能使我的眼睛不看她。
　　忽然一位穿着红军战士大衣的姑娘走到我身边，她温柔地、但是坚决地搀着我胳膊把我扶起来了。
　　“咱们到屋里去吧。”她说。
　　“不去。”
　　“去吧，我曾和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告诉您……”
　　她领我进入一所农舍，挨着我坐下，就开始述说。我勉强地，像穿过云雾似地模糊地听着她。有些事我已经由报纸上知道了。她对我述说：有一组青年团员（游击队员）怎样越过了战线，他们在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林子里住了两个星期。
　　他们在夜里出来执行队长交给的任务，白天他们在雪里睡觉，烤火。他们携带了５天的口粮，可是分用了两星期，卓娅曾和同志们分食最后的一块干粮，最后的一口水……
　　这位姑娘的名字是克拉娃，她一边说，一边哭。
　　……以后到了他们返回根据地的时候了，可是卓娅总是说做得太少，她请求队长许可她潜入彼得里斜沃村里去。
　　她放火烧了德国人占据着的农舍和部队的马厩。过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边缘的另一马厩，在那里有２００多匹马。
　　她由背囊里取出了盛着汽油的瓶子，把汽油洒在目的物上，弯下腰去正要划火柴，这会儿一个卫兵由后边抓着她了。她把他推开，掏出了手枪，但是没来得及放响，德国人打落了她手里的武器并发出了警号……
　　克拉娃沉默了。那会儿农舍的女主人，看着炉中的火，忽然说：
　　“我能告诉你们以后的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也听了她的述说。但在这里还是让我们读彼得·里多夫的通讯好啦。他第一个写了关于卓娅的报道，他首先来到彼得里斜沃村，他追寻着新鲜的踪迹，了解了和问明了德寇曾怎样用酷刑摧残她以及她是怎样牺牲的……
　　经过情形
　　……他们把卓娅带进来了，对她指示了板铺，她坐下了。
　　在她对面，在桌子上放着电话机、打字机、收音机和摊着司令部的文书。
　　军官们渐渐地聚拢来，他们命令房主人（沃罗宁）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躇不去，一个军官就对她叱责：“老婆子，滚！”
　　并且捣了她的背。
　　德寇一九七师三三二步兵团团长留得列尔中校曾亲自审讯卓娅。
　　沃罗宁坐在厨房里究竟还能听见屋里的事，一个军官发问，卓娅（她就是在这会儿报的丹娘的名字）不迟疑地、大声地、不谦逊地回答。
　　“你是谁？”中校问。
　　“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沉默。
　　“你在什么时候通过了战线？”
　　“在星期五。”
　　“你来得很快呀。”
　　“那么还楞着是怎么着？”
　　又曾问谁派卓娅来，她的同伴是谁，他们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来。隔着门传来的回答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不说”。以后在空中有皮带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声音。几分钟以后，一个青年小军官由屋里跑到厨房，两手抱着头，闭着眼，堵着耳朵，直坐到刑讯终了，连法西斯的神经都受不住了……
　　四个体壮的男子解下皮带打卓娅。据房主人计算，他们打了２００下，可是始终没发出任何呼疼的声音，以后她仍是回答“不”，“不说”。只是她的声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尔刑讯卓娅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鲍尔连的士官（以后被俘了）曾在场。他在自己的口供里曾写道：
　　“你们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终是坚毅的，她不懂什么是背叛……她冻得发青了，伤口流着血，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卓娅在沃罗宁家里过了两小时，审讯后他们把她带到了瓦西里·库里克的农舍里。卫兵押解着她，她仍然是被剥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带进库里克的农舍的时候，在她的额上有大块紫黑色伤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伤痕。她气喘不息，头发蓬乱，在汗珠遮盖着的高额上粘着一绺一绺的黑发。姑娘的两手在背后绑着，咬破了的嘴唇肿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时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国卫兵守门站着，她安静不动地坐着，以后她要求喝水。瓦西里·库里克走近了水桶，但是卫兵抢到前头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灯送到卓娅嘴边。他想用这个说明应该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库里克开始为姑娘求情，卫兵最初一点也不通融，后来才让步了，许可给卓娅水喝，她贪婪地喝了两大杯水。
　　一群驻在这屋里的德国兵包围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头触她，有的用燃着的火柴烧她的下颚，还有一个兵用锯刺她的背。
　　兵士们取笑够，就睡觉去了。那时候卫兵端着步枪对准卓娅，命令她站起来走到室外去。卫兵在卓娅身后跟随着，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触着了卓娅的背。后来他喊了一声“向后转！”
　　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带着卓娅走，仅仅穿着衬衣的卓娅，赤着脚在雪里来回地走着，直到那个刽子手自己冻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温暖的屋里的时候，才回屋里去了。
　　这个卫兵由下午１０点钟看着卓娅直到下半夜２点钟，每隔一小时他就带卓娅到外边冻１５到２０分钟……
　　新卫兵接岗了。他许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库里克的妻子偷了个空和卓娅谈话。
　　“你是谁家的呀？”她问。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吗？”
　　姑娘没回答。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没说什么话，并且虽然脚已经冻坏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没呻吟。
　　清晨德国兵们开始装置绞架。
　　库里克的妻子又开始和卓娅谈话：
　　“前天是你吗？”
　　“是我。德寇烧死了吗？”
　　“没有。”
　　“可惜。焚烧了什么呀？”
　　“他们的马烧死了，听说，兵器也烧毁了……”
　　上午１０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又问卓娅：
　　“你告诉我，你是谁？”
　　卓娅没回答。
　　“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
　　以下的审讯，房主人没听见：他们被由屋里推出来了，在审讯完了的时候才放他们回去。
　　德国兵们把卓娅的物件拿来了：一件短袄、裤子、袜子，她的背囊也在这里，里边放着火柴和盐。帽子、皮上衣、毛绒上衣和皮靴全没有了。士官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分赃了，手套落在军官厨房里的红发厨子手里了。
　　他们给卓娅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帮助卓娅往发黑了的腿上套上袜子。他们把没收来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块写着“纵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带到立着绞架的广场去了。
　　刑场上由１０几名亮着刀的骑兵、１００多步兵和几个军官包围着。
　　地方居民奉命在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场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场站一会儿就溜回家去了，以免亲眼看这惨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绞架上放下来的绳套下边，叠着两只木箱。他们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绳套套在她的颈上。一个军官拿着他的“柯达”照像机开始朝着绞架对光，警卫司令向刽子手打了一个等待一会儿的手势。
　　卓娅利用这个机会向着集体农场男女农民大声清脆地喊道：
　　“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旁边站着的德国人挥动了手，不知是要打她，还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挡开他的手继续说：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摄影师由远处和近处都对绞架拍照，现在他又在对光，打算由侧面拍照。刽子手们急躁地望着警卫司令，警卫司令就对摄影师喊了一声：
　　“快，快！”
　　那时卓娅就转身对着警卫司令和德国兵士兵们大声喊道：
　　“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２万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