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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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也不象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的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样成长，怎样壮大。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他的这样的信：
　　“妈妈，我在校里的学习接近终结了，１１月１日开始考试。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尽量地工作着。原来我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比别人少一半。
　　这次考试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考试。我一定用尽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国家需要得到一个技术熟练的坦克少尉。就是少尉，不是准尉，也不是上士。你知道哇，这并不是追求虚荣；这只是因为我应该做到一切我能做的事，成为一个更有用更有益的人。我读了些关于法西斯匪徒焚烧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残杀我们的儿童和妇女的报道，我回忆他们怎样残杀了卓娅，我仅仅热望一桩事：快上前线。”
　　另外一封信：
　　“妈妈，你听着：大考结束了。我的成绩是：技术得‘很好’，射击得‘很好’，战术和军事地形学得‘很好’……”
　　在这件骄傲喜庆的信的末尾添写着：
　　“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在害病，并且孤零一人。”
　　……有一次在温暖的下午，我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在我身边放着一堆我应该回答的信，可是我的眼总不能放掉晴朗无云的长空。忽然有宽大温暖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小舒拉！”我只能说出来这个。
　　“你没听见敲门声音，也没听见他们给我开门的声音，什么也没听见！”他笑着说，“我站在门口看着你，你总是坐着，坐着！”他又用一只手遮住了我的眼（好像他以为这样我听了他的话比较轻快似的）说：“明天我上前线。”
　　他强壮了，他的两肩更宽了，可是他的两只蓝眼依旧像小孩那样欢欣开朗地看人。
　　又是难过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只手放在颊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他，总看不够。想到这一夜一会儿就到头了，就觉得害怕。然而。终于在正常的时刻天亮了，舒拉从床上跳起来，很快地洗了脸，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点，就走近我，说了那几句已经习惯了的话：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担心。”
　　“你要永远忠实……和坚毅……常写信………”我勉强地回答了。
　　军事记者
　　舒拉走后，并没有信来。一个月过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总觉得我将在它里边得到无情的消息……这是最难过的日子，充满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娅去后我都没像这样等得难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什么是失掉孩子，现在我了解了。
　　有时候惊疑缠绕我太甚，我就设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尽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家里立刻就能睡着。但是这种办法有效的时候很少。无论我走过多少条街，走了多少里路，以后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睁眼躺着。
　　我时常步行到诺伏捷维奇公墓卓娅的坟上去。有一次，当我走近卓娅的坟墓时，我看见在它旁边有一个宽肩膀的军人。
　　在我更走近时他就转过身来了。这是一个年约３５岁，面貌开朗眼神敏锐的人，我觉得他似乎想说什么话。我看了看他，等他说话，可是他迟疑了一会儿就走开了。我忘记他了。在临离开这里时，我又在一条小路的转角地方遇见了他，他迎着我走来了。
　　“您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吗？”他犹疑地问。
　　“是啊。”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这时候他就介绍了自己：
　　“我是里多夫。”
　　我并没忘掉这个名字：《真理报》上关于游击队员丹娘壮烈牺牲的报道就是他写的呀……
　　我紧紧地握了里多夫的手……我们沿着小道儿慢慢地向出口走去了。
　　我真心地说道：“认识了您，使我非常愉快，我早就想见见您……”
　　我们就像多年的朋友那样开始了谈话，他对我讲了他怎样最初地听到了关于卓娅的事。他当时在莫礼伊斯克附近的一个半毁坏了的小农舍里过夜，在人们差不多全睡着了的时候走进一个老年人来取暖，他挨近里多夫躺在地下了。
　　里多夫说道：“我听见了，老年人睡不着觉，他叹息，呻吟，觉得难受。我就问：‘往哪儿去呀，老大爷？你怎么老哎哟啊？’”
　　这时候老年人就告诉了里多夫说，他听说希特勒匪徒们在彼得里斜沃村子里绞死一位姑娘，详细情况他一概不知道。
　　他只是重复着说：“要绞她了，可是她还演说……”
　　里多夫马上到彼得里斜沃村去了。从这夜起他就连续不停地调查了１０天有关自称丹娘的无人认识的姑娘牺牲时的一切详细情况。他仅仅采取了事实，因为他确信事实的声音一定比记者个人的话更响亮。
　　“为什么您一次也没到我家去过呀？”我问。
　　“我怕给您添烦恼。”他率直地回答说。
　　“您在前线上很久了吗？”
　　“从战争的第一小时起我就在前线上，”他说，“那时候在莫斯科人们还不知道有战争哪！６月２３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驻在那里的《真理报》记者……这是很有趣的事。”他沉思地补充说，接着他就微笑地回忆了他在逃避疯狂的空袭跑入电报局的地下室的时候，在那里人们还交给了他一件前一天由莫斯科给他拍来的电报。
　　这是一件完全太平年月的电报。编辑部要求里多夫写一篇通讯，报告一下收获运动准备得怎样了。他将电报藏在衣袋里，就坐着自己的汽车急速到部队里去了。那个部队当时正在准备防守的战斗，明斯克的街上已经到处起火了，空袭一直没停止。
　　里多夫当天就给《真理报》发去一篇通讯，但其中谈的并非收获问题。
　　他用很简单的话述说了这一切事情。我一边走，一边听着他，一边在想：有时候认识一个人很多年，但是不了解他。
　　现在我和里多夫在一起不足一小时，并且他关于自己的事也没讲很多，可是我却了解他很多，我了解了最主要的。我了解他是直爽、忠实、勇敢、镇静的人，他会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也不惊慌。我了解他能在困难的战场环境里，不是用话语，而是用事实，用自己的一切行动教给周围的人们镇静和坚持。
　　“今天我又要上前线去。”他在临别时对我说，并且又小声地补充道：“战后我一定写一本关于卓娅的书，一本很厚的好书。”
　　五张照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给我送来了新的辛酸。在报纸上登出了５张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个被苏军击毙的希特勒的军官身上找到的。德国人把残害卓娅的景况和她的最后几分钟全拍了照片。我看见了雪中的绞架，看见了我的卓娅，看见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围之中，看见了挂在她胸前写着“纵火犯”的那块木牌……也看见了那些残害她的人。
　　自从我知道了我的女孩子的牺牲那时起，我昼夜不停地总是想着一桩事：这就是当她登上她的最后的惨死的道路时，她曾想着什么呢？她感觉了什么呢？她曾回忆什么呢？……
　　无力克服的烦闷攫住了我：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和她在一起；我没能用话，或者用眼光……减轻她的最后几分钟的痛苦。这５张照片好像领着我看了卓娅怎样走向死亡，现在我亲眼看见她怎样被杀害了，我自己来到刑场了，但是太迟了……这些照片似乎在喊叫：“你看，是怎样残害她！你默默无声地看看她壮烈牺牲的情形吧，你重新体验一下她的和你自己的一切痛苦吧……”
　　看她遍体鳞伤，被解除了武装，一个人走着，但是在她那垂下去的头里有多少毅力和倔强！一定是在这会儿她并没把周围的刽子手看到眼里。她在想什么？在准备死么？在回忆自己的短短的光明的一生么？……
　　我没有力量再写这些事了，……让读了这本书的人自己好好地看看德国人拍的吓人的照片，看看卓娅的面目吧。他一定能看出：卓娅是胜利者，杀害她的人们在她面前是微末渺小的。世界上一切崇高的、美丽的、神圣的、人道的东西，全部真理和纯洁都在她这方面。这是不死的，这是不会死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他们是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他们不是人，他们甚至连野兽都不如，他们是法西斯匪徒，他们是活尸。今天，明天，千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坟墓，全是人类所最憎恨，最厌恶的东西。
　　“我很愿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没有信。又过几天，我打开《真理报》，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见了这样的消息：
　　“前方军报，１０月２７日（电讯）。某部正在激烈战争中，扫荡着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师的最后残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残杀了英勇的女游击队员卓娅的，就是这一个师的官兵。在《真理报》上刊登的５张德国人残害卓娅的照片，掀起了我们的战士和军官的新的愤怒的热潮。在这里卓娅的胞弟、青年团员、坦克手、近卫军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奋战，为姐姐复仇，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指挥下首先闯入敌人阵地，击毙和用齿轮轧毙很多希特勒匪特。少校维尔什宁。”
　　舒拉活着哪。
　　为姐姐报仇哪。
　　从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热的战场上寄来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响的门铃声把我惊醒了。
　　“这是谁呀？”我纳闷地说，开门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宽肩，穿着带有严寒气味的军大衣。他的脸由于风吹和疾行发红了，冰霜在他的浓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两眼欢喜地闪烁着。
　　“为什么这样看呀，不认识我了吗？”他笑着问。
　　“我看这是伊里亚·木罗米次来了！”我回答说。
　　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宝贵的新年礼品。
　　舒拉也无限地欢喜。他一步也不离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买香烟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样请求：
　　“咱们一块儿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复几次同样的话：
　　“你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
　　“我都给你写去了……”
　　“写算什么呀！你讲给我听吧。人们还照旧给你写信吗？
　　你把信给我看看……来，我帮助你写回信……”
　　这样的帮助正是需要的，无数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样地流来。人们直接给我写，往卓娅的母校写，往报馆写，往青年团区委写。
　　一位卓娅的同学，女战士敖克加布里娜·斯米尔诺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给我写道：“我在站岗的时候，我觉得卓娅挨着我站着。”
　　一位卓娅的同学，莫斯科的姑娘，在请求青年团塔冈区委派她上前线时写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成为像卓娅那样的人。”
　　一位巴什基里亚的青年女教员这样写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学生教育成像卓娅，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儿那样的人。”
　　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学校的学生写道：“这是我们的哀痛，这是人民的哀痛。”
　　还有很多接连不断地来自西伯利亚的，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来自乌拉尔的，来自第比利斯的书信。也有由国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写来的信。
　　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读了。以后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国寄来的信。这封信里写着：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幢小房里。我们刚读完关于您的可爱的英勇的女儿的事迹。她临死说的话使我们流了泪；这青年姑娘有多么勇敢和刚毅啊！据我们估计，明年初我们的头生婴儿应该降生，如果是女孩子，我们就用您的女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人民的女儿的名字给她命名。
　　我们听着和读着关于你们伟大的斗争的消息，无限钦佩。
　　但是仅仅钦佩无济于事，我们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现在需要的不是话，而是行动。我们确信，我们看见我们和你们一样仇恨的丑恶的法西斯的灭亡的时刻已经近了。你们的人用自己的勇敢刚毅造成了战胜法西斯的条件，因此你们将这样被载入史册，永垂不朽。英国人民很了解他们对于俄国负着偿不清的债，在我们这里人们常说：‘如果没有俄国人，我们该怎样了呀！’在电影院里，斯大林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马上就爆发了掌声，‘乌拉’和欢呼的声音。现在我们用以下的愿望结束这封信：争取胜利，争取我们永久的、在战争中与和平中的友好！
　　苏联人民和她的光荣的红军万岁！
　　致兄弟的敬礼麦布尔大卫里兹夫妇”
　　舒拉问：“你给他们回信了么？这封信写得好。我想这写的是衷心话，是不是？显见他了解我们不只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战斗。但愿他们永远不忘掉这个！”
　　……晚上我哥哥谢尔杰来了，舒拉因为他来很高兴。他们在桌旁对面坐着，直谈到深夜。我在忙着料理厨房里的事，只听见了他们谈话的片断。
　　谢尔杰说“……有一次你在信上说你脱离了队伍，闯到敌人的后方，干什么呀？这不是勇敢，这是逞能。应该勇敢，但是为什么胡干啊？”
　　“如果考虑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听舒拉这样热烈地回答。
　　“难道你不应该对你的兵士的性命负责么？你是队长啊……”
　　隔一会儿，我又听见谢尔杰问：
　　“你告诉我，你可别恼啊，你对待你的部下怎样？年轻人有时这样：总是做出高级首长的神气来……”
　　“不，我对自己的人们像朋友一样，你哪儿知道他们多好哇！……”
　　我又听见我哥哥说：
　　“关于勇敢……你再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袭击》，那里关于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简单，明确……”
　　舒拉说的话很少。他比过去谨慎了，好像每一句话都斟酌。这一次回来我感觉他变样了。很难用话说明他的变化。可能是我错了，可是我感觉：一个人即使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只走过一次非生即死的狭径，他就不高兴赘述关于战争，关于经历过的危险这一类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经看见了和体验了很多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