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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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就抓着她，带她游到河岸来。
“好种！再过两次就会游泳了！”父亲这样确信地说。
“害怕吗？”我一边把她身上擦干，一边问她。
“害怕。”她坦白地说。
“我们还去游泳吗？”
父亲戏弄地问她。
“还去。”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冬季
西伯利亚的多雪的冬季到来了。冰封盖了河川。虽然冷到零下５７度，但是没有风，所以孩子们就很容易地抗住了寒冷。
我还记得初次的雪使他们怎样高兴：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围柔软的雪堆上像在草堆上一样地打滚，有一次他们堆了一个比卓娅还高的雪人。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唤回来吃午饭。他们回来的时候，脸通红，很高兴，但是也疲倦了，并且带着极大的食欲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很暖的鹿皮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他们做了很好的雪橇，卓娅和舒拉每天都长时间地滑雪：
有时候俩人彼此轮流拖着，有时候俩人全坐上，卓娅在前，舒拉在后，用带着红手套的短粗的手搂着姐姐，十分高兴地由山坡上像飞一样地滑下来。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整日不得闲。每天早晨临出门的时候我就嘱咐卓娅：
“不要忘了：饭在烤炉里，牛奶在罐子里。你看着舒拉，让他规规矩矩的，不许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掉下来跌着，就该哭了，你们乖乖地玩，不要吵嘴。”
我们下午由学校回来的时候，卓娅总是用这样的话迎接我们：“我们玩得很好，我们乖乖地没有吵！”
屋里乱得不像样子了，但是孩子们的脸却是愉快的，满意的，所以就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了。用椅子建筑了一座二层楼房，箱子和匣子都乱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着。在最不适当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东西：我差一点儿踏在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刮脸时用的镜子上，过一会儿又触着了底朝天放着的铁罐。屋子中间放着普通的小孩玩具：铅铸的兵，装在轮子上的被拔去一半鬃的马，一只手的假娃娃，纸片，破布，木偶，碗和盘子也在这里。
“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打碎，也没弄洒了。”卓娅报告说，“就是舒拉又把玛娘的脸都抓破了，她哭，我请她吃果子酱才不哭了。妈妈，你告诉舒拉，让他以后别再打架啦，不然我们就不和他在一起玩了。”
调皮的舒拉自知理屈，看着我，不很自信地说：
“我再不这样了……我无心地碰了她。”
我们全在一起，围着桌子或是围着暖和的、欢腾的炉火，度过那漫长的冬夜。那是很好的夜！可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时间完全给孩子们：我自己，尤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还有很多需要在晚间完成的工作。“做工作”这句话，我们的孩子很早就了解：
妈妈工作哪……爸爸工作哪……这就是说：应当完全安静，不可以问问题，不可以争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时候孩子们钻到桌子下边，就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玩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时也像当年在索罗维延卡一样，窗外的风雪在房前的松树的密枝间怒吼着，还有什么在烟筒里凄惨地呻吟着，诉着委屈……但是在索罗维延卡我是只身一人，现在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挨着我坐着，聚精会神地低着头看书，或是审阅学生们的本子，卓娅和舒拉轻轻地蠕动着和打着耳语，我们都在一起，就更愉快，更温暖。
许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学读书去了，他们还常常回忆起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农村中的这些夜晚。固然，舒拉在我们住在西特金的时候还很小，他仅仅４岁半，他的回忆虽然是愉快的，却总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卓娅的记忆里，这些夜晚所留的印象却很清楚，很鲜明。
做完了我的事，或者把工作放下一会儿，等孩子们睡着以后再做，这时我就挨近火炉坐下，“真正的”晚会在这时候就开始了。
“讲个什么故事吧！”
孩子们要求说。
“讲什么呀？所有的故事你们全记得很熟了。”
“没关系，你再讲吧！”
于是就开始了：金冠子雄鸡，圆面包，灰狼和太子伊凡，阿辽奴什卡姐姐和伊凡小弟弟，哈夫罗娘和暴富的库兹马。——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谁没到过我们那里作过客呀！可是他们最喜欢的、最愿意听的却是关于美丽的娃西丽莎的故事。
“在某一国里，某一朝代……”我开始了差不多是第一百次地给他们讲，可是卓娅和舒拉就像第一次听这故事那样看着我。
有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放下工作，参加谈话，孩子特别高兴听他讲的故事。这常常是出他们意外的事。有时候孩子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我们：他们坐在屋角小声地议论着自己的事，忽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倾听一会儿，推开了书，走近火炉，坐在矮矮的小凳上，把舒拉放在一个膝盖上，把卓娅放在另一个膝盖上，就不慌不忙地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
孩子们的脸上马上现出幸福、好奇和急切的表情来：父亲要给讲什么吧？！
我记得这样的一回事。
孩子常听人们讲春季河水泛滥的事。在这些地方春水泛滥可不是儿戏：它能冲倒房屋，卷走牲畜，几天的工夫许多村子完全淹在水里。人们对我们这些新来到此地的人讲了不少关于当地的可怕的洪水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怎办呀？
”舒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问卓娅。
“我们离开家呀。登上船我们就漂走了。或者我们跑到山上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
“水来了就把什么都淹了……”卓娅好像冷了一样，哆嗦着说，“舒拉，你怕不怕？”
“你呢？”
“我不怕。”
“那么我也不怕。”
舒拉站起来，模仿着父亲，在屋子里慢慢地踱了一趟，然后很勇敢地补充说：
“让水来吧！我不怕。
我什么也不怕！”
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说出了他习惯说的那句话：“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于是他就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麻雀落在矮树丛上，彼此辩论：禽兽里谁最可怕？
一个秃尾巴麻雀说：‘黄猫比谁都可怕。’去年秋天猫差一点抓住它。麻雀虽然拚命地逃跑了，可是毕竟尾巴叫猫给抓掉了。
另外一只麻雀说：‘男孩子们更厉害，他们拆窝，用弹弓子打……’第三只嘛雀争论着说：‘可以飞远一点躲避男孩子们呀！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鹞鹰。它比谁都可怕！’这时候一只很幼稚的、黄嘴的小麻雀，唧嘹一声（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改用很细的声音学着小麻雀说）：
‘我谁也不怕！猫算什么，男孩子和鹞鹰我都不怕！我还想把它们都吃了呢！’正在它这样唧嘹的时候，一只什么黑色大鸟在小树林上空飞过去了，并且大叫了一声。麻雀们吓得魂不附体：有急忙飞了的，有藏在树叶下的，勇敢的小麻雀放下翅膀，惊慌失措地在草地上乱跑起来。这时候那只大鸟一边用长嘴啄着地，一边向小麻雀方向走去，可怜的小麻雀用尽所有的气力，往前跑，后来就钻进一个鼹鼠的洞里去。老鼹鼠正缩成一团在洞里睡觉。小麻雀更被吓坏了，但是它下了决心：‘反正我要吃不了它们，就让它们吃我吧！’于是它就往前一跳，用力啄了鼹鼠的鼻子一下子。鼹鼠莫名其妙地睁开一只眼睛说：
‘怎么回事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闭着一只眼打了一个哈欠继续学着鼹鼠低音说）‘啊！你呀？大约饿了吧？给你谷粒儿，吃吧。’小麻雀害臊了，它对鼹鼠诉苦说：
‘黑鹞鹰要吃我！’鼹鼠说：‘哎，这个强盗！走，咱们跟它讲讲理去。’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随在后边跳着。可是它很害怕，它又可怜自己，又懊悔：为什么当初自己假装胆大呀？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也在它后面把啄子伸出洞外来，可是马上就吓掉魂了：那只大黑鸟就在它眼前落着，并且凶狠地瞪着它。小麻雀瞟了一眼，立刻就吓得晕倒了，黑鸟嘎地叫了一声，周围的麻雀就都大笑起来。原来这个鸟并不是鹞鹰，而是一只黑大姐……”
“乌鸦！”卓娅和舒拉同声说。“当然是乌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鼹鼠对小麻雀说：‘怎么啦，说大话的小东西，应该因为你说大话打你一顿！算了吧，你给我多送些粮食和一件过冬的皮袄来。有些凉了。’鼹鼠穿上皮袄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曲儿来。但是小麻雀自己却很懊丧，它羞臊得无地自容，它藏到小树丛里，藏到最稠密的枝叶里边去了……”
“就是这样。”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沉默了片刻，补了这么一句，“现在你们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觉吧。”
孩子们懒懒地站起来。
“你讲的是我呀？”舒拉害臊地问。
“怎么讲你呀？讲的是麻雀。”父亲仅仅用眼睛微笑着回答说。
许多年以后，我偶然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全集里看到了这段童话。显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童年，在儿童杂志里读过，他把它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娅问我说：“妈妈，为什么布尔马金的房子那么大，羊也那么多，还有许多马和牛啊？为什么他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多啊？可是鲁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还有老奶奶、老爷爷，而房子却那么奇，那么小，不但没有牛，连一只羊也没有？”
这样，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
对６岁的孩子解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这些事，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
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们区里富农打死了７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台阶上站着。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慢慢地，但是庄严地奏着“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殡的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
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她惊惧地看着街上。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很久地张望着丧葬队伍的后影。
“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富农是什么人呀？你是共产党员吗？爸爸是共产党员吗？不能把你们打死吗？杀人的凶手找着了吗？”
不只是卓娅，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７个共产党员的殡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还有一桩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农村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我有时候也带着卓娅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们到俱乐部去并不是因为有电影吸引我们。
每次大厅里人满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拉着长声问：“我们唱一段吧？”
于是马上有几个人同声回答：“唱一段吧！”
他们唱得很动人：激昂、热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亚的老调和内战时期的歌。
在这些拉长了的豪放而流畅的调子里，复活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坚决勇敢的人们。
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这和谐的大合唱团里，有一个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别清楚，有时候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壮的男低音，像浪涛一般地奔鸣着，他们那样真诚动人，有时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泪来。
卓娅、舒拉和大家一起唱。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歌。现在我不记得全部歌词，只记得调子和词的最后四行：
黑夜过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阳春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男子的低音缓慢地，悲哀地重复着：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远行
一年过去了。春季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在知道了他们无须逃往山上的时候，似乎很失望。他们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冲毁了，淹没了，而他们就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衣，芳草中出现了鲜艳的野花。在５月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由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
他们在信里写道：“你们到莫斯科来吧，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我们很想念你们，我们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和父亲的屋旁丛密的丁香，带窟窿的老桦树和笔直的白杨。看着这亲近的，难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时间在小孩们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们，他们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认识。
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们欣喜地说：“他们长得多么大了哇！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记得。”他们虽然这样回答，可是尽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在我们来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娅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总是寸步不离地紧随着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绝望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吗？”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惊恐，疑虑，非难，第一次离别使我们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们不敢往莫斯科带孩子。
我们不得已地离别了。
一年之后
“卓娅，舒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快来吧，妈妈回来了！”
我听到了谁的高兴和欣欢的声音。
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搂着我说：“我们以为等不来了。孩子们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卓娅。长大了，你不认识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来。”
“怎样，路上好啊？”
父亲又像是问我，又像是问那正在卸牲口的马车夫说。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们一道儿。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湿了一点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劲赶这牲口。
齐莫菲·西门诺维奇，你应该请请我呀。”
在这忠厚的爱说话的车夫卸牲口的时候，父亲已经解下了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邻人的一个男孩子却跑去寻找卓娅和舒拉去了。这时姥姥已经把水壶烧开了，并在桌子旁边张罗着。邻人们听到由莫斯科来了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的女儿，就是那个曾在小学校教农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来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样？
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怎样？……我们现在在集体农场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参加了。剩下的个体农民很少了。”
“你们的生活怎样？”
“好哇。只要劳动，就有饭吃！”
新闻一项接着一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