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时代-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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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丝·华顿和她的《天真时代》
——译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崛起与繁荣的时代，这期间美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如马克·吐温、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西奥多·德莱赛、杰克·伦敦等。伊迪丝·华顿便是这一时期一位重要的女作家。
伊迪丝·华顿1862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贵之家，幼年随父母旅居欧洲，11岁时回到美国。她在家庭教师指导下接受教育，自幼受欧洲文化的濡染。伊迪丝少年时代便酷爱文学，在父亲的图书室里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很早就开始写诗，以后又练习写短篇小说。1885年她与门当户对的波士顿绅士爱德华·华顿结婚。婚后一度中断了写作。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她1907年移居法国，1913年与丈夫离婚，后定居巴黎，以全副精力投入创作。伊迪丝·华顿与旅居欧洲的亨利·詹姆斯交往甚密。亨利·詹姆斯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迪丝积极投入社会救济活动，并因此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1899年，伊迪丝·华顿37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高尚的嗜好》，从此她进入小说创作的丰收时期，几乎每年都有作品问世。1902年她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抉择之谷》属历史题材，描写一位意大利贵族青年的经历与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8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生活。1903年她出版的中篇小说《圣殿》没引起多大反响，但1905年她发表的《欢乐之家》却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使她真正进入美国优秀小说家的行列。小说以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描写一位家道中落的女子在追求理想婚姻的过程中受尽上流社会的奚落与排斥，最终被迫害致死的悲剧，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1907年她发表的中篇小说《特莱梅夫人》与后来发表的《暗礁》（1912）和《乡土风俗》（1913）都以法国为背景，表现婚嫁法国的美国女性在两种文化与伦理传统冲突中所经历的矛盾与痛苦。1911年她发表的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一反华顿小说创作中一贯采用的上流社会背景，第一次直接地描绘下层社会的生活与复杂的感情世界。作品描写一位破产农场主与女佣的爱情悲剧，出版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华顿写得最好的悲剧故事，后来被改编为戏剧。1917年她发表的《夏》为其姊妹篇，表现出更直接的现实主义批判意识。华领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马恩河》（1918）与《战地英雄》（1923）因给予战争过分的肯定而遭到评论界的批评。1920年她发表的《天真时代》是华顿战后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代表了她小说创作的高峰，该书受到高度评价，1921年她获普利策小说奖。20年代以后，华顿进入创作的后期。这时期较重要的长篇小说《月亮的隐现》（1922）及中篇小说集《老纽约》（1924）反映了19世纪40—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生活。华顿另外还著有短篇小说集多部，文学论集《小说创作》（1925）和自传《回顾》（1934）。她1937年8月病逝于巴黎。
伊迪丝·华顿的小说题材广泛，她尤其以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世态风俗而见长。作家对美国南北战争引发的时代变迁与社会新旧价值的交替极为敏感，新兴资产阶级大刀阔斧地闯入保守衰败的贵族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社会阶级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迅速解体与重新组合，这些都在华顿的作品中得到了较充分的表现。她善于用隽永的语言和细密的文笔把事件、人物及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栩栩如生。由于她刻意追求细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被评论家誉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
《天真时代》的主要情节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那是伊迪丝度过童年与青春的地方，她在那儿长大成人，进入社交界，订婚又解除婚约，最后嫁给波士顿的爱德华·华顿，并度过了婚后的最初几年。时隔40年后，作为小说家的她回顾养育过她也束缚过她的那个社会，她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亲切的眷恋，又有清醒的针砭。
作家把那个时代的纽约上流社会比作一个小小的金字塔，它又尖又滑，很难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处在塔顶，真正有贵族血统的只有二三户人家：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祖上是正宗的郡中世家；范德卢顿先生是第一任荷兰总督的嫡孙，他家曾与法国和英国的几家贵族联姻；还有与德格拉斯伯爵联姻的拉宁一家。他们是上流社会的最高阶层，但显然已处于日薄西山的衰败阶段。上流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以明戈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为代表的名门望族，他们的祖辈都是来自英国或荷兰的富商，早年在殖民地发迹，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比如纽兰·阿切尔的一位曾外祖父曾参与过独立宣言的签署，还有一位曾在华盛顿部下任将军。正如阿切尔太太所说的，“纽约从来就是个商业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这些殷实的富商。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是富有却不显贵的人们，他们多数是内战之后崛起的新富，凭借雄厚的财力，通过联姻而跻身上流社会。
在这个以家世论尊卑、以门第排座次的上流社会里有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朱利叶斯·博福特。他没有高贵的血统，却有纽约第一流的住宅，有显贵们尚且没有的家庭舞厅。他家的舞会成为社交界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他家宴会上的美酒佳肴也有挡不住的诱惑。尽管人们对他的身世与行为还有种种议论和非难，但博福特这位暴发户的代表已经凭借财富叩开了上流社会的大门，并迅速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可以与明戈特家族为代表的旧富们平分秋色了。
不难看出，这个金字塔型的上流社会实际上分成两股势力，一股是因袭的贵族资产阶级，一股是南北战争后迅速暴发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两种势力的冲突与融合正反映了内战之后美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尽管博福特这样的新富已经为上流社会所接受，但他们的地位还不稳固，以博福特命运的沉浮作为小说情节的辅线贯穿全书始终，作者正是借此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当时美国社会的风俗画。
如果说，贵族资产阶级在财富上已经受到挑战，那么，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支配地位还是坚不可摧的。纽约社会是一台威力强大的机器，维系这台机器运转、将人们的行为束缚于固有模式的，是不可动摇的传统与习俗。人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上都要讲究“得体”，晚餐后什么时间出门访客、听歌剧什么时间到场、礼服的翻领上别什么花，甚至男士梳何种发型，女士从巴黎订做的时装要放多久才穿——这一切都有一定的成规。而在这些繁文缛节的背后，却是上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与道德标准。任何人违背了它的原则与规范，都将受到上流社会一致的谴责与唾弃。博福特违背了经商的原则而被逐出上流社会，小说主人公阿切尔与奥兰斯卡的爱情也因触犯纽约社会的道德规范而流于破灭。
纽兰·阿切尔出身于正宗的上流家庭，他在不可动摇的传统习俗中长大，循规蹈矩地过着有闲阶级的平静生活，他与大家闺秀梅·韦兰的婚事也称得上金玉良缘。然而这位年轻绅士与他的同类稍有不同，他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并且见过更多的世面。因而他对于传统习俗的束缚与压抑有较深的感受，对墨守成规的枯燥生活不时产生一种反感。于是，当焕发着自由精神的埃伦·奥兰斯卡出现在纽约上流社会时，他被她深深吸引，并由同情进而产生了爱慕。奥兰斯卡也因他的真诚相助而对他倾心。然而，面对威力强大的社会传统习俗，他们的爱情注定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
从表面上看，梅是他们实现爱情理想的障碍，是工于心计的梅使他们的爱情流于破灭：当他们第一次表露爱慕之情时，梅发来的提前举行婚礼的电报阻断了他们相爱的可能；时隔两年后，当他们旧情复萌，阿切尔打算孤注一掷与奥兰斯卡私奔的时候，又是梅悄悄告诉奥兰斯卡自己怀孕的消息，使埃伦毅然断绝了与阿切尔的感情瓜葛。然而实际上，将阿切尔与奥兰斯卡决然分开的是那个视“体面”为最高原则、“害怕丑闻甚于害怕疾病”的纽约上流社会。以捍卫家族名誉著称的明戈特家族对埃伦的婚姻不幸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反而采取种种措施阻挠她的离婚请求。先是劝说，进而用经济手段相威胁，断绝对她的补贴，最后竟绝情地将她“从家族中除名”——逼迫她离开纽约。跟博福特一样，埃伦·奥兰斯卡也被逐出了纽约上流社会。造成阿切尔与奥兰斯卡爱情悲剧结局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们自己内心的道德障碍。埃伦在追求个人幸福时一直顾虑到会对他人带来的伤害，她一直在“对他们自己的忠诚与对他人的公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最后毅然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这是埃伦·奥兰斯卡性格中最为感人的一面。在她身上也体现了作家的道德理想：以“良知”克制感情，从而回避矛盾。
与奥兰斯卡相比，阿切尔性格软弱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他对传统习俗深恶痛绝，对上流社会的伦理道德有尖锐的批判，然而他的叛逆与反抗只局限于他的内心世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他却是个地道的懦夫。他没有勇气提出与梅解除婚约，甚至不敢公开对莱特布赖的观点表示异议。在“欢送”埃伦的宴会上，尽管他意识到那是老纽约“杀人不见血”的阴谋，他却无可奈何地任人摆布。小说的尾声告诉我们，埃伦离去之后不久，阿切尔便向命运妥协、随波逐流了。他当上纽约的好市民，成了一位忠诚的丈夫。26年后的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毕竟，旧的生活方式有其好的一面，而新秩序也有好的一面。”这句话无疑也表达了作者的心声——伊迪丝·华顿对那个养育了她的老纽约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愫。
《天真时代》被认为是伊迪丝·华顿结构技巧最为完美的一部小说。作家从自己亲身经历与熟悉的环境中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作品题材根置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尤其通过博福特命运浮沉这一线索与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主线相互映衬，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淡化人物社会行为、着力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尝试无疑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发展。而这一切使《天真时代》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杰作。
1998年2月于泉城
1
70年代初一个一月的晚上，克里斯廷·尼尔森在纽约音乐院演唱歌剧《浮士德》。
虽然人们早就议论要在第40街以北的远郊兴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其造价与壮观将和欧洲那些著名首都的歌剧院媲美，然而上流社会却依然满足于每年冬天在这座历史悠久的音乐院红黄两色的旧包厢里进行社交聚会。保守派的人们欣赏它的窄小不便，这样可以把纽约社会开始惧怕但又为之吸引的“新人”拒之门外；多愁善感的人们因为它引起许多历史的联想而对它恋恋不舍；而音乐爱好者则留恋它精美的音响效果。在专为欣赏音乐而修建的厅堂中，音响效果向来都是个棘手的质量问题。
这是尼尔森夫人当年冬天的首场演出。那些被日报称为“超凡脱俗的听众”已经云集来听她的演唱。他们或乘私人马车、或乘宽敞的家庭双篷马车、或者乘档次较低却更为便利的“布朗四轮马车”，经过溜滑多雪的街道来到了这里。乘坐布朗马车来听歌剧，几乎跟坐自己的马车一样体面；而且，离开剧场时还有极大的优越性（对民主原则开一句玩笑）：你可以抢先登上线路上第一辆布朗马车，而不用等待自己的那因寒冷和烈酒而充血的红鼻子车夫在音乐院门廊下面显现。美国人想离开娱乐场所比想去的时候更加迫切，这可是那位了不起的马车行店主凭绝妙的直觉获得的伟大发现。
当纽兰·阿切尔打开包厢后面的门时，花园一场的帷幕刚刚升起。这位年轻人本可以早一点来到。他7点钟和母亲与妹妹一起用了餐，其后又在哥特式图书室里慢慢吞吞地吸了一支雪茄。那间放了光亮的黑色胡桃木书橱和尖顶椅子的房间，是这所房子里阿切尔太太惟一允许吸烟的地方。然而，首先，纽约是个大都市，而他又十分清楚，在大都市里听歌剧早到是“不合宜”的。而是否“合宜”，在纽兰·阿切尔时代的纽约，其意义就像几千年前支配了他祖先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图腾恐惧一样重要。
他晚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个人方面的。他吸烟慢慢吞吞，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是个艺术的爱好者，玩味行将来到的快乐，常常会使他比快乐真的来到时感到更深切的满足。当这种快乐十分微妙时尤其如此，而他的乐趣多半属于这种类型。这一次他期盼的时机非常珍贵，其性质异常微妙——呃，假若他把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能与那位首席女演员的舞台监督合上拍，到场时正赶上她一边唱着“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一边抛洒着雏菊花瓣，其暗示像露水般清澈——果真如此，他进音乐院的时机就再美妙不过了。
当然，她唱的是“呣啊嘛”，而不是“他爱我”，因为音乐界那不容改变、不容怀疑的法则要求，由瑞典艺术家演唱的法国歌剧的德语文本，必须翻译成意大利语，以便讲英语的听众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纽兰·阿切尔觉得和他生活中遵循的所有其他惯例一样理所当然：比如，用两把带有蓝瓷漆涂着他姓名缩写的银背刷子分开他的头发，纽扣洞里插一朵花（最好是桅子花）才在社交界露面。
“呣啊嘛……农呣啊嘛……”首席女演员唱道，她以赢得爱情后的最后爆发力唱出“呣啊嘛！”一面把那束乱蓬蓬的雏菊压在唇上，抬起一双大眼睛，朝那位阴郁的小浮士德——卡布尔做作的脸上望去。他穿一件紫色的丝绒紧身上衣，戴一顶鼓囊囊的便帽，正徒劳地装出与那位天真的受害者一样纯洁真诚的表情。
纽兰·阿切尔倚在俱乐部包厢后面的墙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扫视着剧场对面。正对着他的是老曼森·明戈特太太的包厢。可怕的肥胖病早已使她无法来听歌剧，不过在有社交活动的晚上，她总是由家庭的某些年轻成员代表出席。这一次，占据包厢前排座位的是她的儿媳洛弗尔·明戈特太太和她的女儿韦兰太太。坐在这两位身着锦缎的妇人身后的是一位穿白衣的年轻姑娘，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对舞台恋人。当尼尔森夫人“呣啊嘛”的颤音划破音乐院静寂的上空时（演唱雏菊歌期间，各包厢总是停止交谈），一片潮红泛起在姑娘的面颊，从额头涌向她美丽发辫的根际，漫过她那青春的胸部斜面，直至系着一朵桅子花的薄纱领的领线。她垂下眼睛望着膝上那一大束铃兰。纽兰·阿切尔看见她戴白手套的指尖轻抚着花朵。他满足地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目光又回到舞台上。
布景的制作是不惜工本的，连熟悉巴黎和维也纳歌剧院的人也承认布景很美。前景直至脚灯铺了一块鲜绿色的画布，中景的底层是若干覆盖着毛茸茸绿色地衣的对称小丘，与槌球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