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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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门关上。”
“没必要过份小心，”陌生人的眼睛变小了，一点也不像鸟儿的眼睛，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线，“千万不要忘记，您是个卑鄙的纳粹匪徒。”
“可您这个民主分子和自由战士却在向他提出合作建议。”
“不要惹我。我会打掉您的下巴的！我会这么干的，因为我曾是个职业拳手。”
“一个职业打手殴打一个病人这可真够民主的。希姆莱可是乐于把您拉入他的私人卫队，他喜欢用行家。”
“别惹我发火，畜牲。”
“离开这里，”施季里茨说，他的声咨不高，十分平静，“走！要么我把这臭窝里的入都叫起来。我的邻居们是些销赃的人，他们可不喜欢暗探。他们没有国籍，走吧，不然要引起乱子。您不需要这样。可我什么都不怕。”
“您那身纳粹臭皮会让您什么都怕的……。”
“每种规则都会有例外，”施季里茨说，他明白，现在这些人手中除了“指纹”之外什么也没有，无论是阿斯曼．豪尔，还是洛尔弗．赫道夫、希拉克，如果他们掌握了这些人，这个年轻人就不会这样讲话了，他们不能容忍蠢货，一个聪明的民族，强大的国家对智慧评价甚高。
“您想以此说明什么？想加上一则消息，好像抓住了误杀希特勒的英雄？拯救犹太人吗？向发疯的白宫或者克里姆林宫递送秘密？”
“把衬衣塞进裤子里。情报使他们变化了。”
陌生人的眼睛又变得圆圆的。他大笑起来，但和以前不一样。他盯着施季里茨，大笑了一阵。
“那么说，如果我试着查清弗莱塔格谋杀案，您准备为我干？应当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吗？”
“我的话应当这样理解，待您向我出示了全部与弗莱塔格一案有关的材料后，我才会接受您的建议，我要向您解释，应当证实我没有嫌疑。您要注意，这对您更有利。您与舒伦堡政治情报处负责对外敌策的军官合作是一回事，同一个浑身病痛的杀人犯合作又是另一回事了。不是您造就间谍，穆哈默德，而是间谍造就了您，保证您在仕途上的升迁。”
“听着，在集市上有东西吃吗？”美国人思索着问。
“可以，只不过没有熟的。”
“我们去吗？”
“走吧。”
“但是在我们出门前您要回答：一旦我满足您的请求，发函给瑞典和柏林我军占领区，您同意与您的同事见面，从前的同事？”
“我只认识一个人。您大概也认识他，每周六他给我送钱来。”
“戈尔贝尔特，他是佐梅尔吗？他不是您的同事，他是你们那个肮脏的党的人，从未在情报部门工作过。他的情况我全了解，我们对他不大感兴趣。”
“是吗？看来，您知道他从哪里取钱？”
“这是我的事，与您无关……我告诉您几个名字……您去见他们吗？”
“是些什么人？”
“一个领导里斯本谍报站，那是在1945年，另一个留在里宾特洛甫的情报部门工作。”
“里宾特洛甫没有自己的情报部门。”
“他有个研究处，与情报处一样，”
“好吧，见面的目的呢？要达到什么目的？需要我的对话者的心理特征吗？家庭地位？朋友？习惯？兴趣？受教育程度？”
“真有你的，”陌生人微微一笑，“刮脸刀，顺便说一句，我叫波尔．罗门，波尔先生。”
“好吧，我嘛，叫布鲁恩博士。”
“那你是畜牲。”
“恨我们吗？”
“要讲实话吗？”
“您撒谎我听得出来。
“我很喜欢美国人。”
“好像不是谎话，奇怪。”
“所以我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中止了党卫队将军沃尔夫与你的老板杜勒斯单独媾和的谈判。如果党卫队大队长在全世界新闻界的闪光灯下握住杜勒斯的手，你们美国人会感到耻辱。站稳立场比做一个犹大强得多。暴君们只引起恐惧、仇恨、暴乱、嫉妒、怀疑，而不是蔑视，而犹大引起蔑视。”
“博尔津是你的假名吧？”
“这是我的事。你手中有档案，去找吧。”
“我们去集市吧？”
“走吧。”
“不过别喝什么……12点钟你要去埃尔克博斯那里，去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同肯普一起吗？”
“不，八点钟你去找肯普。他在二楼，17号房间。他没有秘书。回头见，顺便说一下，他是我感兴趣的两个人之一。自1944年12月起，他已经在你们可恶的里斯本谍报站了。你要和他搞好关系，博尔津，也许叫布鲁恩对你更合适……他是个十足的下流坯，这个肯普实际上叫理查德·威克斯，不是少校就是上校，已经与妻子分居，他妻子在里斯木本和两个黑人睡觉，淫荡十足，显然是个躁狂者。她妹妹与韦斯持里克博士一道工作，韦斯特里克也是个向希姆莱馅媚的狗崽子，他是党卫队员，现在说是我们的人，代表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德国的利益并且在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威克斯—肯普在1945年1月之前是干什么的。他没有朋友。无论是谁，他不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出身贵族，生在汉堡，我们不大了解他的亲戚。还要与埃尔·杰克博斯见面。这也是个畜牲，我们的畜牲，不比你们的那些畜牲强多少。1941年他曾反对我们打击希特勒，到了1945年又高呼‘万岁’，套上军服，同自己的兄弟一起去掠夺德国。他干得对。不过应当把战利品上交国家，而不是中饱私囊，同他一起得倍加小心，十分警觉。”
波尔·罗门打开房门，首先定了出去，笨大的皮鞋哆哆作响。他像孩子一样敏捷地下了楼，看也没看施季里茨就走上街道，接着走到拐角处，那里停着一辆蓝色“福特”牌轿车。
在车里罗门说：“霍斯‘尼普斯……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共和制拥护者吗？在法国银行工作？他是共和制拥护者，如同我是民族主义者。1945年4月之前，他是里宾特洛甫研究处处长助手，负责拉丁美洲。这是2号，家住阿根廷，有妻子和3个该于，他在这里合法居住。在马德里他交际广泛。是阿板廷国籍，出身工人，曾任突击队员，被送往海德堡学习，当外交部迫害没有加入你们那可恶的纳粹党的外交官时，他被派到外交邦……我需要他们的关系，任务明确了吗？”
“你呢？”施季里茨问，然后冷冷一笑，“你明白自己的任务吗？”
第十五章 秘密通信（一）
1、
西班牙，马德里
美国大使馆
致波尔·罗门
1945．11．2l
亲爱的波尔：
直到今天，我才得以悠闲地喝上一怀水，平静地端详了爱莉扎维塔，还和迈克和约瑟夫玩了一会儿侦探斗歹徒的游戏，然后穿过客厅，又四处看了看，便回到房间，安静地上了床。说真的，我没法入睡，但这可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或心情烦躁，而是由于这两个月来精神极度地紧张。所以在这以前，我简直没法坐下来结你回信。
明天我就要离开华盛顿，到了好菜坞我再告诉你我是怎么安顿下来的。
九月初，罗伯特·麦克找我去，问到了日常生活情况，问我对在和平条件下的工作有无兴趣？是否有寂寞感？想不想周游世界？
我说，傻瓜才会拒绝周游世界的美事。我真想和艾莉扎维塔带着孩子们去旅行。麦克说：“战略情报局已经不存在了——这使我感到震惊，我们都要转到国务院去工作，那里格设立一个调查局。按照一个外交官的身份当然不能一个人外出旅行，还得带上家眷。要不然别人往你床上塞个漂亮姑娘，谁能保管你不向她泄密呢！”我和他都笑了起来。
我说，把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调到国务院太荒唐了，我们披看外交官的外衣实在不自在。我们和外交官是按不同的方式训练出来的，因而思维方法也大相径庭。
麦克点点头，但接着说：“要学会做外交官，哪怕是学做魔鬼。不过，他们也不愿相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这是派系之争，是政治。以他们的观点看，我们是历史清洁工俱乐部的。”
你怎么会带看政治眼光和他们在马德里的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呢？真是可伶虫，太有趣了。
最后，葡萄牙、西班牙和摩洛哥任我选。我立即否定了西班牙。去马德里你也不会赞成，让疯子比尔独自在巴斯克地区——安达鲁西亚和被占领的加里西亚就够了。摩洛哥倒是很吸引入，但不能和那里的西班牙人生活；你需要的不是我说的这种人，而是阿拉伯人，真正的洛伦索胡人。葡萄牙呢，我和爱丽扎维塔都非常满意，“孩子们可以学会说卡莫恩斯、瓦斯科和加马等地方言了。”
像我们别的伙计一样，我到了国务院。一个满头银发，蓄着小胡子，看起来很和蔼的老头接见了我。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打一个兰白色的蝴蝶领结，就坐在我的对面。不一会儿一个漂亮的女秘书给我送来了砌啡和点心。他向我介绍了我的外交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我当时面临的情况相当复杂。很自然，我不可能把麦克交给我的任务又透露给他。我假装虔诚地说，我们是山姆大叔的属下，只要对山姆大叔有利，我愿意服从命令，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尽职。
接待我的人又说 “演讲述一下你在杜诺万那儿的工作情况。”
我回答他，现在实在是无可奉告，这是我们内部的纪律。未经我的上司同意，我无权透露我全部工作的细节。
“你就不说细节，谈谈大致情况吧。”他提议道。
我粗略地谈了谈我是从《邮报》社进入战略情报局的，在新英格兰学过西斑牙语和葡萄牙语。1940年我在荷兰工作，还勉强学会了德语；尔后又在非洲呆了些时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
他还问我是否受过嘉奖，我说受过两次，他对此颇感兴趣。他又问我在新英格兰还学过什么。我说，从童年时起，我就对法国革命史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父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因为我母亲是法国人。
他点燃了一支烟，继续问我受谁的派遣以及与法国共产主义地下组织是怎么建立联系的。
我说。如果他知道这些事实，那么也应该了解是选派我去做这项工作的。
“斯帕克先生，在你的档案上写着这是由你提出建议的。”
不错；是我，我想。我沉吟了一下，我记得奥尔索普是如何向我转达麦克的指示的；甚至还记得，1944年4月初他在伦敦的‘丘吉尔’饭店的咖啡厅，对我说的这件事。当时我们在诺曼底准备登陆。
接待我的人还问我究竞与刚一位法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我说，我被派到那里时是在5月，当时纳粹分子已占领了法国，我与法国共产党都是秘密联络。在他们那里，他们叫我“皮埃尔”，而我称他们为“约瑟夫”和“马德林。”
“但你和他们见面的时间是在我们解放了法兰西之后．对吗？”
“不是。”
“这就怪了。”
“我们进入沦陷了的巴黎只呆了九天，被重新派到葡萄牙去了。”
“在巴黎不是发生过抵抗运动吗？”
“当然。这件事我们还在报上写过报道。”
“依我看。这只是一场把戏，无非想给戴高乐捧捧场而已。”
“我实在不懂你的意思，我还在那里打过仗。”
“和共产党人一起？”
“不完全是。当然，他是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
“那么在这场运动中，你也没有打听出谁叫什么名字？只知道‘约瑟夫’和‘马德林？”
“不，我曾和罗尔。堂喀上校的司令部联系过，他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真实的。只是我记不得他的真名叫什么了。”
“你直接和他联系过？”
“不仅仅和他。”
“还有谁？”
“里昂列希少校。”
“这是真名吗？”
“我不便于问他这个，并且也没有机会，当时是在打仗。我只知道他在西班牙参加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他还认识我们林肯营的弟兄。”
“哦，原来这样……。他会说英语吗？”
“是的，说得很流利，但带点法国人的口音。只是这时我联想到法国人操着我们的口音是多么有趣，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普罗旺斯的人。总之，所有的南方入都带有某些特别的口音，就像小孩无法防范地方口音对他们的影响一样。”
“告诉我，”他打断我的话， “你和里昂列希谈过西班牙的事吗？”
“我们讨论过该如何清除那些房子中的还没有引爆的地雷；谈过怎么和我们的先头部队联络。”
“进入巴黎后，你还遇见过他吧？”
“我们进入巴黎后，我就和我们的人整整狂饮了一周。”
“是和哪些人。
“波尔。罗门、约瑟夫。奥尔索普、欧内斯特·海明威。”
“大战快结束时，他就调到你那儿去了。”
“是的，我认得他，我和他还在这间办公室谈过话。他是不个马克思主义者吧？”
“如果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就是个芭蕾舞女演员了。这可能吗？”
“你知道吗，他是卡恩教授的门生，那位教授从来没有隐瞒过对那个犹太老人的学说所表现出来的喜悦。”
“看来，你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喽？”
然后，那接待者又问海明威是不是写过报道有关西班牙的人。我回答，他不仅写过报道，而且还写过书。他说，他看过，但记不清内容了。他不喜欢艾尔尼的风格，满篇粗话，词句刻板，语言俗气，而且把间谍的职业太浪漫化了，在他们的头上描绘了一轮光环。这些都是由于对生活无知。他说，
“我本人1917年就在法国做过间谍工作，钻过德国人的铁丝网，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一切都是为了刺探德国人的部署。”我发现，他大概并没读过《钟在谁的身后鸣响》，而只是所过一些不喜欢艾尔尼的人的意见。事实上，许多人不喜欢艾尔尼是因为他太有名气了。我认为，他根本投把约旦理想化，甚至于还相反。
“喏，愿上帝保佑他，保佑这个海明威吧！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吧？”他接着说，“你对什么工作成兴趣？领事工作、政治分析或者研究你有可能去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
我说：“最好是能发挥社诺万和杜勒斯在我们和纳粹分子作战交给结我们的专长来使用我。”
“好吧、我会把你的愿望转告给上级的。最好是在星期一，你给欧洲司打个电话。”
谈话是在星期四。我和爱莉扎维塔把孩子们留结她姥姥，就动身去了纽约。
那个周末过得很惬意，我们拜访了罗伯特和杰克。我们在一起回亿往事，还看了一出喜剧。
在杰克处我们还遇见了贝托德·布列赫特和汉斯·埃斯列尔。他们正着手在好莱坞拍一部大型电影。
埃斯列尔请我向你转致敬意，而布列赫特却说，1942年，你被派到敌后去之前，给他提供了有关纳粹的情况，简直把他给怔住了。布列赫特说想结你写信，但他依旧是那样，对什么都无所谓。
你的地址先被他塞在裤袋里，后来又被夹到公文包里；再后来呢，又塞进了皮夹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