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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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玛丽亚绕过一段街区，我现在知道了，哪儿有出租车停车场，谢天谢地，这里就有，我坐进汽车就告诉司机，让他开车去何塞·安东尼奥那里，正好，我从车中的后望镜中看得到并确信，你们还在自己车里休息。如果你们仍然踩着我的尾巴，我就到百货公司附近的格兰——宛纳下车，在楼上成衣部去买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件风衣和一项贝雷帽，到小屋里改了装，我想，这以后总会甩掉你们了……
他用小纸写了一张便条：“德尔奥萨先生，我很快就回来，请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上，以便我能把号码告诉熟人。衷心感谢您，马克西莫·布鲁恩”。
在这之后，为了集中自己的精力并使之成为目标感情的凝聚物和推动力，他在桌旁坐了两三分钟，然后站起身来，通过后门到了院子里。
在出租汽车里他确信尾巴已被甩掉了。
……在百货公司的试衣室换了装，他叫了另一辆车，对司机说：“如果车费不很高，请载我到科尔梅纳尔一维耶哈去。”
“价高呢，骑士，”司机应了一声， “价很高，要知道，回程我不得不驶空车……”
“我付美元……”
“为这事会有人让我去蹲布埃尔达一德耳一索利的地下室的？”司机转身问， “我从哪儿知道，您是什么人？”
“好吧，在一个银行旁停车，我按牌价去兑换。”
“不用，”司机微微一笑，最好让我用牌价换给您。您是外国人7”
“是的。”
“您没有比塞塔？”
“嗯。”
“真侥幸，好吧，我收您的美元，我们走吧。 ”
“请问，我能从哪里乘车去瓜达拉哈拉呢？”
‘当然，随便叫一辆车就到市拉萨一马约尔广场。在那儿司机们闲呆看，他们是乐于干活的……说真的，到瓜达拉哈拉的路难走，崎岖不平，尘土飞扬……”
“没什么。”
他没打算去瓜达拉哈拉，他干嘛去那儿？他应当及时赶去布尔戈斯，从科尔梅纳尔一维耶哈去那里有公共汽车。“好的，你巳掌握了不仅是去安道尔，而且是到各个方向去的时刻表：从布尔戈斯到圣塞瓦斯蒂安不是这么遥远，用我的美元可以和渔民谈妥，他们会让我上船。就是说后天我就到法国了，我应当在法国。”施季里茨整理了一下自己，“我暂时还得把一切做好；我没有权利走；很可能，我是徒然地恐吓自己，但最好是自我保护，迷信万岁，它们暂时还对谁都没害处，良方是反对自信。”
“还有，”他对司机说、 “我们顺便去去戏剧商店，就在这旁边，往右边转弯，我马上回来”
过了五分钟他带了一包包有假发和小胡子的东西出来。什么也不用写了，虽然假面舞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人类已经学会了识别改装者的面目的本领。“让他们在地处边界的圣家瓦斯蒂安去搜寻狡这样持征的人吧；他们不会去注意一个长着小胡子的满口烟味的灰发男人；好像没有尾巴了。而如果认为这个司机也是这里暗探局的奸细，这就是说，证明我患了不宁症……”
他在午夜时分才到达布尔戈斯。城市喧哗，而生活愉快，街上挤满了人：咖啡馆和旅馆还在营业，保西班牙各地—样，在拥挤的广场上，他不断听见从童年起就熟悉的奇妙的乐声。
在一个有名的“艾姆别拉托尔”寄宿旅馆租下一间房间，他脱下衣服，瘫倒在床上．立即就入睡了，这是他在这里度过的那长长的数月中第一次出现的这种情况。他梦见参加一次乡间酒宴，当时清楚感觉到酸白菜的滋味：松脆、白嫩，长成的叶球用暗色葵花子油浇过，刚刚榨出而发出强烈的浓香。然而，梦中使人害怕的是，他一个人坐在桌旁，而那些和他交谈的人，都默不作声，好像口里含了满满的一口水。
第十七章 戈林（一）
（1945年秋）
在囚室里的最初几天，戈林觉得好像是一场不现实的、虚构的不祥之梦；只要微微一动，睁睁眼，伸一伸懒腰，一切又过去了，在窗外又重新出现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峰，小鸟的歌唱和阵风送来的山花、杂草的芳香，他最喜爱的，还是从童年起就熟悉的香味。
白天，当美国土兵给一小盒麦面糊糊和两块面包时，无穷尽的感受使他特别憋气。最失体面的还是把面包切成粗条、许多碎块放在桌上，使他感到受人蔑视，好像是对农忙时雇佣工人的一种施舍。
最初他由于失掉可卡因而备受折磨，而他最近几年已习惯于服用这种极好的、轻淡而又使人兴奋的麻碎剂‘丢掉这一切苦恼之后，倒有一种天天过书之感，以至可以听见手风琴的琴声、佩内明德美妙的渔歌、那些俏皮的骂人话，甚至有一次竟然把听到的十分悦耳的小曲调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戈林叫来监狱的医生，告诉他自己身上什么地方疼痛，这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就留存他身上的碎弹片在一直折磨着他；不能要一点儿麻醉药吗，“也许，您能同意，我的医生给我建议的药，一点点儿可卡因，就可完全缓解疼痛。”
医生和他谈了大约三小时，重新询问了有关伤口的情况，全面检查了病情，量了血压，然后把话题转到一个被监禁的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未来上，他发觉戈林立即缄默起来，对纳粹的意志力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从他被战略情报局军事行动小组捉住后的病史中明显看出，这个德国元帅是一个彻头彻尼的嗜毒者，他关注了一下，一个被监禁的人是否想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一个疗程，既然嗜毒症属一种精神病。
戈林回答，他不打算采纳像医神埃斯库拉庇俄斯这样的大夫的好言忠告，尽管他了解这位医生可使他免于受审。因为，据他所知，对精神病患者是不追究责任的，何罪之有，真是倒霉，不，他完全健康，并准备去接受同胜利者们进行的面对面的战斗使命。
“这太好了，您准备去斗争、”美国医生发现了戈林是这种精神状况后说，“但涉及精神病患者，根据法律，其中也包括你们批准的法律，简直像对精神上、身体上有缺陷的人一样，是把他们送到煤气室去室息死。就是说，根据你们强加于德国人民的那些法规，您患有精神病也无论如何不能幸免。”
戈林笑了笑，这时他一方面留心着自己，在脸上拣过—丝儿藐视的讪笑；医生——往往是先兆，像似布兰特博士，博士曾向元首写过有关他，戈林，在病中说过什么话，服过哪些药，对什么事感兴趣的书而报告，今天在这里的一切也应向监狱长报告，对他的，一个德国元帅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要进行分析研究，甚至讪笑也记入了监视卡，要小心，要随时随地小心。
“就是说，在纽伦堡打算按德国法律审判我？”他问。 “如果是这样——我就安心了。这个审判将成为反对公诉人的诉讼。”
……他谢绝了医生的帮助；当他要求服用可卡因的愿望不可能得到满足以至达到不能自制时，他睡在被子里开始拧痛自己的身子，虽然他明白，每周结他检查的医生会提出有关出现青伤痕的原由问题，让他们提吧，只要我还能完全自主，我曾让自己享用过麻醉剂的欢乐，我也体验过美妙幻象的无限愉快，我从最近几个月的可怕境遇中挽救了自己，与我的同志不同，每晚睡觉时，我都保持着非常好的情绪，我自己会改变这一习惯，相信会出现奇迹和取得胜利。如果我不能作到，如果我无力摆脱习惯势力的束缚，那时我将拧下一棵臼齿中的牙套， （看守们绝不会想到，这是毒药的秘密藏处）到诉讼开始前，一切就会在这里，在囚室里结束了。或是我作为一名斗士去出席审判，或是像轶闻传的一样，为留在德国人的记亿里。我此刻就应当离去。
他要战胜自己，被迫遵守最严格的饮食制度，拒食一份面包的一半，使其急剧变瘦，并且开始一天一天寻求得到过去的外表，不是最近几年使之注定要遭难的，而是三十年代使人特别注意他的那种外表：精力充沛、有力量、坚毅、有意志力、专心致志。
然而要恢复过去的外表，会引起令人难过的回忆．以致于他有时也怀疑，拒绝医生治疗建议的行为是否正确。
为什么德国人沉默了，他一百次，一千次地反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过去在德国的大街、小巷向他致意，每天给他寄来成千上万封信，向“国社党第二号人物”表达自己的热爱之情的德国人．为什么他们不组织突击队攻打这座由美国的可恶而又不善于作战的士兵保卫的监狱，如果每天早上不给他们送炼乳燕麦粥和有益于健康的熏肉块，不夺回他，不带他离开监狱，到他曾宣告开始进行为从来犯之敌的手中解放祖国的斗争的山里去？！
为什么这么卑鄙和怯懦？！
这些东西在伟大的日尔曼民族中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斯拉夫人，这些狂妄的备受折磨的东方子孙，只有当他们走投无路时，才起来进行斗争！可恶的犹太人，在得知我们要把他们化为灰烬后，在华沙开始起义。而德国人，他的爱情、希望相自尊心到哪里去了？沉默、等待，像老鼠一样……难道他，戈林错了——还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相信希特勒和他说过的话：世界上唯有一个民族被赋有统治这个世界的使命，这个民族——就是德国人，除此而外，没有别人，只有德国人？！
当他的头脑在自己无穷的思绪中逐渐清醒并恢复了昔日的逻辑思维能力时，他起初提出过挽救的建议，在德国人怯懦的消沉中，国际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有罪的。但是他又不得不反驳自己：好，那为什么被德国侵占下的俄国人又俯首听命？
为什么波兰人要和南斯拉夫人打仗？遵照什么斯洛伐克人起来反抗？要知道他们也能够屈从自己的命运，背叛自己的领袖还相互说，德国人员犯有一切罪过，但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何况他们又是抵抗了的！
不，戈林对自己说，我应该，而且我也必须面对德国人的这一历史罪行闭上眼睛，即使这很困难。如果我想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我必须为了他们的将来接受战斗。归根结底，元首和我把德国引向她历史的顶峰，难道他们连这一点也忘记了？！什么时候德国人才能再达到这样的顶点？难道他们丧失了感激之情？别去想这个啦，他对自己说，你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过失。只有他的民族才凝聚着对一个人的回忆。忘掉那些将撕碎你的心的事吧，想想永远，而只有他们才能给你永恒；共同语言的神秘，共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你永生的保证人。
要成为传说人物，要显示勇敢行为，要通过最后一次战斗，现在那些背叛你的人的后代，为了表示对你的敬意，还会写出诗篇和建立纪念碑。
经过四周之后，他要求带法律史的书籍到囚室里来系统地认真地进行研究。他知道，通过观察孔经常有武装看守监视他，这迫使自己经常去留心他们的脸孔及在囚室内的活动方式，传说在这里现在就开始有了。美国猪猡不会不和自己的朋友、亲戚、熟人分享他们每天的见闻的。不，一个不会被击溃而失去自卫的人在坐牢，然而，他是一个相信自己的历史的正义性的斗士，会平静地正视那些赋予自己有控诉他，一个伟大的日尔曼民族的罗马帝国元帅的权利的人。
当美国人叫他去出席受审以及阿得利安·费塞尔通知他，他可以为自己选择辩护人时，戈林只是耸了耸肩说：“您想，当被占领的德国还笼罩着歇斯底里的恐怖气氛时，有谁下决心来为帝国的二号人物进行辩护？为什么要把诉讼程序当作闹剧？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最好的选择是——拒绝要辩护人。为什么把一个不幸的德国人置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境地？我认为，从我这一方面讲，最好的将是私人的辩护。我以为，我本人，赫尔曼·戈林，不需要辩护人，这里所指的是有关我遵循的那些原则的辩护……就是那件事他也向不列额军事法学家声明了；出席一审的外交部官员往伦敦发了密电，在密电中说，戈林不像是战败的敌人，他决心利用纽伦堡法庭作为他宣传纳粹思想的地方。”
只有在这些会见后，按照医生和苔卫人员收集的戈林在监狱中度过的每一小时的专案材料以及精神病医生、刑事律师、社会学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后，战略情报局在此之前解职的一名官员，新来的美国主要公诉人助手威廉·杜诺万传唤了戈林并对其进行面对面的审问。
“我叫威廉·杜诺万”，他自我介绍。“将军军衔，我是合众国主要公诉人的助手。
“是的，我知道这些。”
“我建议给您来点咖啡，您同意吗？”
“好的。我同意。”
“这不会使您重新染上可卡因的有害嗜好吗？毕竟是咖啡——尽管不多，但总是麻醉剂。”
“您得到的情报不客观，我从来也不使用麻醉剂。”
“这些情报是我从临时调给您和您的家庭的医生所掌握病历中获得的。他们都是党员和党卫军的老战士，难道您不相信他们？”
戈林微微一笑：“要知道，当那些人设置反对我的阴谋时，元首是相信党内和党卫军来的恶棍的。他是这样一个好轻信人的人……这就是我不相信把卑鄙行为记入我的病史的那些人，为以后给胜利者提供反对我的证词。交易的方式，世界史中完全普遍的观象，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够改变人类不完善的多余的供述，并且要求个人最大限度的显示健康的开始，而不是卑鄙的……”
“关于这点我们持有另一观点。”
“历史将对我们作出评判。”
“已经作出了评判。”
“啊，不！历史的主要评判是在以后，相信我的话吧。”
“您参加吗？”杜诺万笑了笑。
“不，我和您都非常清楚，我指的是谁。”
“这就是我想和您坦城地谈谈的原因。”
“我并不想从被监禁者与公诉人的坦诚的谈话中等待什么好的消息。”
“别忙着如此断然，您是—个政治家，您的克制力在哪儿？”
“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他的坚定性比自制力重要得多。”
“我应该是了解您的，您对继续谈话没有兴趣？我重复说一次，这不是审讯。您有权拒绝谈话，我正是为了谈才邀请您。”
“自然会推测，您的同事会记录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
“不，我要求过，我们的谈话不作记录。”
“您作为一个公诉人助手，或者说是作为一名美国情报机关长官，会提出这种要求？”
“您的消息灵通，我表示祝贺。我想，这会使我们的谈话轻松。”
“您想提什么样的建议？”
“我并不劝告您越过边界，戈林。这对您没有好处！您给人类留下了一系列的教训，其中包括，您十分精心拟定了非公开的诉讼方法，当被告失去与外界交往的权利时，他们的话变得无益了。我几次看过你们的电影工作者拍摄的有关审讯刺杀希特勒未遂案的参加者的诉讼影片……我们企图找到那些胶片，片中那些不幸的人说，为什么他们下决心去建立这种功绩，然而—切都被您毁了，唉！”
“您有我签过字的文件？文件中我曾下令禁演这部片子的某些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