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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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列兹尼卡（美丽而平静的别夏杰河把新老葛罗米柯分开）旁边，是连绵的山岗。儿时的想象描绘出过去的情景：许多瑞典军队从白俄罗斯向波尔塔瓦行进，这是疲惫已极的拿破仑纵队。兄弟们长成少年，开始迷上索洛维约夫的书，幻想挖掘古迹，但生不逢时，费佳和阿廖沙被纳粹杀死，把头颅抛在疆场。德米特里遍体鳞伤，侥幸生还。舅舅费奥多尔和马特维．别卡列维奇战死，唯一的大表哥阿尔卡季在莫斯科城郊的战斗中牺牲。

　　“不能不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想起自己对利普曼的回答。他悲凉地想，自己是否把愿望当成了现实？不，无论真理如何艰难，它都将无往不胜。了解我们立场的人越多。就越有希望防止可怕的战争历史在将来重演。这里的人从好莱坞的影片中了解这一历史．他们只凭一些概念，并且不只是青年人，而且有政治家，这就特别使人担心。

　　葛罗米柯永远不会忘记，当他飞抵华盛顿，“强硬”方针的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请他作客的情景。他的私邸不大，陈设简朴．客厅兼作图书馆，有许多书柜。百老汇许多戏剧描写从裁口喷金，皮面压纹的古老对开本书籍中吸取知识的善良老律师。这些书柜很像这种戏剧的布景。主人的思想一定十分卓越。

　　杜勒斯递给客人一杯威士忌．尽管他知道，苏联大使从来不喝酒，他打开柜门，用一根指头在书背上划了一下，说道：“列宁和斯大林的选集”，他拿出一卷，翻了几页，上面用铅笔写满批注和划满着重线；现在，我特别注意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努力理解它的真正内涵。”

　　大使认真看了看杜勒斯的批注，甚至快速浏览也足以证明，房间的主人正形成全面不接受苏联观点的概念，不顾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无丝毫诚意稍稍理解1945年春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最亲密的同盟者俄国。

　　1945年秋天，埃列奥诺拉·罗斯福由杜勒斯陪同去伦敦，在回国后的招待会上遇见大使，他抱怨说，杜勒斯病态地不信任俄国人：“这种怀疑从何而来的呢？”

　　为了表示对罗斯福的尊敬而被杜鲁门在人前继续称为“第一夫人”的总统遗孀微笑说：“不知为什么．正是在那个岛子上，杜勒斯变得更加不信任莫斯科提出的所有建议，看来，邱吉尔对他很有影响。”

　　葛罗米柯记得，从德黑兰传到大使馆的情报如何使他震惊：不管如何努力，斯大林都未得到邱吉尔的确切回答，即盟军何时开始开进欧洲。他从圈椅里站起身，抑制住愤怒（不知为什么，眼睛黄得可怕），转身对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说：“我们家里还有许多事，何必在此浪费时间，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外交礼节使事情摆脱了困境：“元帅没有正确理解我，”邱吉尔说道：“准确日期最后可能定于1944年5月。”

　　从莫斯科送给驻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情报中强调，邱吉尔让步的原因是罗斯福明确反对他“遏制”一下俄国人的高傲政策。罗斯福死了，而邱吉尔还健在，他由杜鲁门陪同来到福尔顿，发表反对红军的言论，号召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反对“世界共产主义。”

　　有一次，身为副总统的杜鲁门邀请大使去白宫参加“电影晚会”。

　　放映的是新闻纪录片：太平洋上的战斗，美国步兵对日作战。然后是苏联的纪录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会战。杜鲁门坐在大使旁边，不断重复：“真惊人，太惊人了！多么崇高的人民英雄主义！你们的军队太强大了！我完全被震惊了，简直找不出词来形容我的钦佩心情。”

　　大使刚从国内回来，还不知道这些电影镜头，所以看得很专心。幻想能在风尘仆仆，遍体鳞伤，奔赴西方的士兵中看到某个朋友或亲人。但是，杜鲁门说个不停，用的都是形容词最高级，每句话结尾都问：“不是这样吗？”，“难道不对吗？”本来应该回答。不看屏幕、准确地回答。但是，他很难使自己忘记这个人在战争初期说的话。这些话的含义极为厚颜无耻，并且出于浓厚的孤立主义传统：德国人和俄国人在这次战争中死得越多，对美国越好。是帮助这个，还是那个，要根据情况决定。

　　放映结束，杜鲁门邀请参加鸡尾酒会，继续兴致勃勃地大谈俄国人的功绩，谈他们对共同战胜法西斯恶魔的贡献，谈他如何高度评价苏维埃的英雄主义。

　　大使在明天（不，那里已是今天）演说词的一段中作了最后一点修改，好像身临其境地大声读道：“目前出现的严峻形势是：人类的一项最伟大的发明首先被实际使用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武器形式——原子弹。但是、创造原子弹仅仅是迄今为止利用原子能的途径之一，人类正面临着目在造福于人类的和平目的而广泛利用原子能的任务……这一发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使用途径：一是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二是用于为人类造福。目前的反常现象是，在第一种用途上过多地被研究和被掌握。而在第二种用途上实际是无所作为。然而，这一情况非但没有贬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面临的任务的意义，相反，更加说明了它在巩固各国人民和平事业中所担负的使命的重大。”

　　葛罗米柯记起奥本海默，大科学家．原子弹之父。在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他一个劲地表示支持无条件禁止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尽管他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美国每天都在制造新的原子弹、这些武器用来反对谁呢？

　　他想起了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一个矮小的驼背老人。在一次会见时，他低声地，甚至有点悲伤地说：“要是我知道希特勒造不出原子弹，我绝不会支持这里的核计划，无论如何也不会。”

　　大使永远不会忘记，当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讲述顺利试验那个东西时，脸上多么冷竣和得意。就在那时候，大使记起半年前在雅尔塔，斯大林邀请莫洛托夫和他这个驻美大使——这是礼节，他去是礼节——看望身体不适的罗斯福。那天的三巨头会议因此取消。总统躺在利瓦吉亚宫二楼腾给他的办公室。他对“乔大叔”的来访很高兴，事先准备好接待客人。大使第一次明白，表现得和常人一样，不让任何人发现每时每刻都在折磨他的病痛，对总统是何等困难。竞选演说时，要提前把罗斯福的小车搬上主席台，不让美国人看见，因为领袖应该像大力士一样健康，漂亮，笑容可掬。每个民族部把自己的一切寄托于领袖的行为举止。这是历史的遗传密码。其实，世界上那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罗斯福脸色发灰，皱纹纵横，克里米亚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与他的眼睛形成某种奇怪的对比。那双眼时而露出坦诚的友谊，使总统的面部像千万张照片那样习惯而熟悉，时而呆然不动、变得暗淡而没有生气。

　　拜会时间不长，总共20分钟。下楼时，斯大林站在一层和二层之间的楼梯台上，掏出烟斗，不慌不忙地抽起来，不看随行人员，仿佛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多么不公平，啊？很好的一个人，英明的政治家，就……难道每一个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不应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他想干的事情？”

　　大使每天早晨翻阅美国主要的报纸和杂志．发现编辑部文章和评论语气的经常变化，力图理解，是什么引起了对苏联盟邦态度的急剧转折，为什么如此有成见，如此不正直地对俄国人越来越不信任。他常常记起莫洛托夫飞往美国的那一天。这是应罗斯福的邀情，他认为外交人民委员有必要出席1945年春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的隆重典礼。

　　近几周来，杜鲁门顺利地把已故总统最信任的人哈里。戈普金斯排挤出白宫。莫洛托夫在华盛顿停留期间，受到了他的接见。

　　那时，大使为近几周来杜鲁门身上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他极其生硬．特别冷淡，非常激动。人民委员提出的任何建议他都拒不接受，这实际上不是讨论。

　　大使很佩服莫洛托夫的自制力和分寸。他仿佛没发现新总统明显的不友好态度，继续提出应该在联台国成立大会上解决的问题，讲战后的世界形势，以及怎样提前就所有有争论的问题达成协议，使人类最终得到安全保证。二十世纪过去了45年，总共45年，其中多少年是残杀人类的战争暴力？！

　　杜鲁门不耐烦地来回蹭脚，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这时，大使想：“为什么他称人民委员时不叫‘先生’，公正地讲，杜鲁门才不配称为先生。”

　　然而，莫洛托夫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上：德国赔款，纽伦堡法庭，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命运，波兰，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形势。邱吉尔仍然猖狂地要求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极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三巨头身上。这种观点离罗斯福在世时在雅尔塔制定的共同那点相去甚远。大使对他以前全然不知的人民委员的忍耐力感到吃惊。他不止一次地观察他，熟悉他有分寸的但又是严肃而坚定的态度。没想到现在莫洛托夫如此轻松地同对方进行讨论，接受总

　　统那些即使不能达成协议，但为了妥协不损害国家的威信至少可以接受的建议。但是，实际上什么协议也没有达成。不仅如此，杜鲁门不顾社会公认的礼貌规范，首先站起来，以此中断谈话。因为这是一种不需言传的礼节习惯：只要主人—站身．就意味着你该走了，谈话就此结束了。

　　对于那一次他同莫洛托夫一道参加杜鲁门的会见，以及后来讨论决定联合国总部设在欧洲还是设在美洲，葛罗米柯大使当时还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现在他才真正地明白了。

　　欧洲各国的代表不止一次地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欧洲理应成为以人道主义，善良和安定思想联合起来的新的世界组织的中心，人类已疲于炸弹的爆炸和炮弹的轰鸣。但是，旧金山的意见完全不同。有人建议把总部设在非洲，因为这是“未来的大陆”。有人提议设在一个拉美国家，因为说西班牙语的不仅是马德里，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有遥远的菲律宾。但是，大家都很明白，事情决定于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因为对人类战胜希特勒主义作出如此有重大意贡献的国家的威信就是解决世界上许多问题的决定因素，不仅是这一具体问题。

　　葛罗米柯在表决的前一天夜里收到克里姆林宫的电报。表决结果已基本决定。因为会外大家确信，俄国赞成联合国在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升起自己的旗帜。

　　但是，斯大林来了个急转弯，授意苏联代表团支持美国的建议，即同意白宫的愿望，把新的世界组织设在美国。

　　克里姆林宫给葛罗米柯的指示中，解释莫斯科这一十分突然的立场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蒙罗的理论并不始于本世纪。传统的美国孤立主义是当今世界趋向非常反动而危险的潮流。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年轻巨人不与世隔绝，应该尽一切努力，使美国人不感到欧洲，亚洲和非洲问题与己无关。应该使适合传统保守派的美国“独立”思想自行消灭。科技革命时代使地球变小了，不神秘了，越往后，变化速度越快。如果说可以了解或预言观有发动机的速度，则科学家的思想是不能预言的。而从思想到其实际实现的过程变得越来越短，超过了最大胆的未来主义者的估计。

　　这就是奖洛托夫与社兽门那次艰难会谈中如此软弱的原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孤立主义在美国占上风，因为这对他们十分根深蒂固，防正自我中心论，自我封闭，忘记一般真理，不知除了美国，地球上还有别的大陆，别的传统和别的文化。

　　这一次，大使又记起在波茨坦讨论德国赔款问题时杜鲁门目不转睛地看看斯大林的那双眼。所说的赔款，大概不超过希特勒分子给苏联所造成的损失的百分之五。苏联代表说明了这一要求的正义性：从布列斯特到莫斯科，一千五百公里变成焦土区，斯摩棱斯克，塞瓦斯托波尔，斯大林格勒，新罗西斯克，基辅，明斯克到处是烧焦的废墟，令人目不忍睹。但是杜鲁门却那样无动于衷，那样高傲冷漠。

　　对俄国人正义要求的否决形式很高雅，甚至有点怜悯。但是，杜鲁门和取代邱吉尔来波获坦的艾德礼的否决越高雅越悲痛，斯大林就越忧郁，不知为什么，他对同事说：“看来，我们得在国家屈辱，经济封锁这两大困难中前途。他们想用经济封锁卡我们的脖子。如果说二十年代我们都顶住了，我认为，现在我们也能顶住，虽然有些事还要考虑考虑。依我看，杜鲁门总统拿原子弹吓不倒我们，俄国人是不可屈服的。”

　　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走了几圈．重又停在窗前，用额头贴住玻璃，只有它比较凉爽，其它东西似乎都吸足了白天使人困乏的潮湿热量。

　　他看见妈妈的脸，村里人都叫她“教授”，“奥丽娅教授大婶”，男女老少都向她请教，因为她自己喜欢看书，也教孩子们读书。母亲的声音在一个人身上留到最后一刻，好像一根扯不断的线。他听见妈妈低微的声音：“孩子，如果人们真心相待，而不相互忌恨，不仅会向前看，而且会向后看，不仅要别人听自己的，自己也要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就不会有吃亏，否则难免吃亏。现在的人很能干，能上天，能下海，思想不受限制，只有善良才能团结人”。

　　大使回到桌边，对自己的讲稿进行修改和补充：“目前这种核武器生产和使用毫无限制的情况，只能加剧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怀疑，引起政治不稳。利用原子能的成果，无论在眼前还是在未来都不应只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应广泛推广于更多的国家。我受众多国家政府的委托，为制定共同协定提如下具体建议，供委员会审批：第一，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第二，禁止生产和保存核能武器。第三，在三个月内销毁全部核武器成品和在制品……”

　　大使打开灯，黎明的曙光升起在沉睡而不安的纽约上空。

　　他想起在旧金山时，莫洛托夫走后他任代表团团长，胜利日那天，妻子利季娅从美国首都打来电话：“一批批的人来到大使馆，排成了长队，外面还有几千人，个个喜气洋洋地高呼‘胜利！’向我们祝贺，多好的节日，太幸福了”。

　　他想起伟大的指挥家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精神高尚的面容，他是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由于激动，声音都有些断断续续。然后是尤德任·奥尔曼季。然而，他对杜鲁门节日演说的苍白无力感到吃惊。那种情绪和美国人的欢乐气氛形成鲜明对照。多么天才的人民！我们存多少共同点？他们如此残忍而荒谬地离间我们的关系，到底要于什么？

　　“最主要的是要在世人眼里表明立场”，大使站起来，心里想：“应该在演说前休息一会，疲劳过度，于事无益，特别是今天早晨要作的那件事。历史科学是尊重事实的，而流言诽语则完全不同，它能把小号铅字的评论说成原著文章。糟粕终究会被扬弃，表明我们立场的真理将会永存。让他们去责难吧。他想使美国人相信我们要打仗，简宣是愚蠢。政治上的愚蠢是一种犯罪。正当在我国缺少两千万壮年人和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及我国欧洲大半地区的人栖身于土窑中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