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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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杀他们，我等也誓不与他同生于天地之间。”这些话正说到元璋的心坎里。但是，残酷的斗争不仅教会了元璋毫不手软的杀戮，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而且还教会了他毫无真情的作戏，用最冠冕的姿态应酬答对。他要会哭会笑。当笑而哭，当怒而笑。他的自身与他的感情和灵魂必须脱离，以便随时进行各种组装。这种自身与感情的对立，首先使他变成了战争与政治的奴仆和玩偶，久而久之，他的感情就可能不再是他自身的感情，而成为权势和威福的化身，成为权势和威福这个潜在暴君的感情。因而他就可能变得喜怒无常，把一切人一切事变成自己的奴仆和玩偶。目下的朱元璋像蛇蝎蜕皮，蛹蛾变幻，正处在酝酿与蜕变的过程中，但已经相当老道。他对邵荣等人的仇怨与愤怒真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可他们是同乡，是朋友，是多年的相知，邵荣、赵继祖联系着一同渡江的成千上万的弟兄，他要系住这些人的心，拴住这些人的情。他要在干净利索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做得坦荡，显出悲痛。于是，集合部队，学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样子，置酒洒泪与他们诀别，而后行刑处决。
几次事变都证实了刘基的预言。元璋同刘基的书信问答更为频繁，七月底，他派遣使者再次持书前往青田。信中写道：“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愚与先生自江西别后，屡有不祥，皆应先生前教之言。幸获殄灭奸党，疆宇少安，收兵避暑。遣人专诣先生前，虔求一来，望先生发踪指示耳，日夜悬悬。六月二十二日，克期回得教墨，谕以六月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行、金星出现则可。使愚一见教音，身心踊跃，足不敢前。如此者何？盖以先生一二年间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今不敢违教，然择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时。是以再差人星夜诣前。望先生以生民为念，德教为心，早赐来临，是所愿也。如或未可即来，可将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择定，密封发来，实为眷顾，唯先生亮察，不备。”在刘基的文集中，这段时间内元璋写来的亲笔信还保留了两封，其中一封写于至正二十三年年初，信中写道：“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去岁先生行，曾言湖广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尽间二月内可得。果然。初至湖广，贼人诈降，后又坚壁不出，至今未下，实应先生之言矣。兹者，再行差人赍书诣前，专望先生早为起程前来，万幸，希亮察，不具。”这几封书信是星相占卜学上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它的足兹珍视，一来在于它的真实性，二来在于它的严肃性。这是元璋的亲笔书信，是历史上两个伟人关于星相占卜应验的真实记录。元璋不是一个简单角色，所问的又是军国大计，来不得半点障眼欺瞒与儿戏，刘基也绝不是信口雌黄的江湖术士，而是当世奇才，一代名流。元璋和刘基是就严肃的问题作严肃的探讨与预测。这预测的结果，元璋不仅感到满意，而且感到神奇。在这里，我们不能花太多笔墨介绍占卜星相学本身，也不打算对这部分文化形态作具体评价，而只是就刘基与元璋这段著名公案略作分析。
刘基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是长远预测，带有战略的意义，也可以叫做规律把握、趋势预测。对陈友谅、张士诚的战略决策和战役预测都属于这一类。预测学最大的应用价值正在这里。历史上的著名例证是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二类是防范性预测，指出一种可能性，特别是祸患的可能性，如对浙江、江西的部队叛变不幸而言中，因为预为措置而减轻灾祸，减轻心理压力；幸而未中，也不会遭受损失，受到责难。所以人们常常记起预言得到证实的而筛去不准确的部分。还有一种是短期行为和事变预测。这应该是预测学的基本任务。但就刘基对邵荣叛乱所作的预测，读者可以看到，他的用语相当含混，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六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可以有很多解释。这类预测的最终解释往往以事变的结果为定。随机、模糊和由此带来的神秘性，是星相占卜预测的显著特点。这种特点与云涛诡谲、瞬息万变的攻防战事恰相吻合，所以中国古代军事学与星相、地理、占卜之术常常密切结合。大凡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都要精通这些术数学问。而术数的精通，预测的准确，又以学问渊博、阅历丰富、勤于观察、敏于思索为前提。像刘基，就是当时第一流的学问家，于经史百家、医卜星历、兵法术数无所不通。他做过官，为过吏，遭过贬，领过兵，打过仗，足迹遍南北，交游遍四方，洞于人情，老于世故。又身在林泉，心系天下，元末各派政治势力的动静变化，无不细心观察，其现状与发展几乎是烂熟于胸。像这样一个人物，自然有很强的驾驭时局发展的能力，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和预言家是并不奇怪的。
研究天文、地理、占卜、术数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一大部分人谈天说地，信口吉凶，是为了混口饭吃，还有一部分学者，于经史诗赋之外，精研这种“杂学”，出于江湖术士流辈之上，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一旦战乱来临，他们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朱元璋手下的许多儒士，都兼具术士的特色，如李善长、秦从龙、陈遇、王冕等都精于术数之学，占卜之道。朱元璋都向他们请教过。元璋率师南征，路过婺州的兰溪，胡大海向他推荐了一个精通天文星占的月庭和尚，很受器重，命他蓄发娶妻。在婺州专门为他建观星楼。元璋也登上观星楼，向他学习星象观测和星占之术，后来元璋便养成这种夜观天象的习惯。在南京的宫庭里，他也经常露天夜坐，有时通宵达旦，观察星相变化。那时普遍的认识是天人感应，上天的星象世界与地上众生万有一一对应。通过星象变化的观测和占卜术，不仅可以事先了解战争成败，而且可以预知人事祸福。
在需要英雄的时代，往往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批出类拔萃者应运而生，形成光彩夺目的人才群落。那些闪光的思想和认识虽然常常同一两个人的名字同时传诵，但达到这种认识高峰的却绝非一两个人，而应该是一批人。比如，关于当时的形势发展趋势的预测，刘基的论述是精辟和卓越的。就在此后不久，至正二十二年（1362）初有一个精于天文、地理、卜筮之学的宁海儒士叶兑，上书朱元璋，畅论取天下大计，提出一纲三目，就准确地预言了事物发展大势。他写道：
愚闻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者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按：即察罕帖木儿，他汉姓李），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趋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何哉。江之所备，莫急上流。今义师已克江州，足蔽全吴。况自滁、和至广陵，皆吾所有，非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张氏倾覆可坐而待，淮东诸郡亦将来归。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闻察罕妄自尊大，致书明公，如曹操之招孙权。窃以元运将终，人心不属，而察罕欲效操所为，事势不侔。宜如鲁肃计，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其大纲也。
至其目有三。张九四之地，南包杭、绍，北跨通、泰，而以平江为巢穴。今欲攻之，莫若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锁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瞻军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倾，杭、越必归，余郡解体，此上计也。
第四章 大踏步往皇帝宝座奔去一、刘基掐指算天意（7）
张氏重镇在绍兴。绍兴悬隔江海，所以数攻而不破者，以彼粮道在三江斗门也。若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绝其援兵，绍兴必拔。所攻在苏、杭，所取在绍兴，所谓多方以误之者也。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余孽随而瓦解，此次计也。
方国珍狼子野心，不可驯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书纳款。后遣夏煜、陈显道招谕，彼复狐疑不从。故遣使从海道报元，谓江东委之纳款，诱令张昶赍诏而来，且遣韩叔义为说客，欲说明公奉诏。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复狡狯如是。宜兴师问罪。然彼以水为命，一闻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骑无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当纳土，不过欲款我师耳。攻之之术，宜限以日期，责其归顺。彼自方国璋之没，自知兵不可用，又叔义还，称义师之盛，气已先挫。今因陈显道以自通，正可胁之而从也。事宜速不宜缓。宣谕之后，更置官吏，拘集舟舰，潜收其兵权，以消未然之变，三郡可不劳而定。
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两浙既平，必图归附，下之，一辩士力耳。如复稽迟，则大兵自温、处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声已震，然后进取两广，犹反掌也。
元璋读罢叶兑的万言上书，不禁击节称叹。打算授以官职，留在身边参与谋议，而叶兑力辞不就，元璋给他以很厚的赏赐，放他回乡了。他的这个上书为元璋规划了清晰的进展蓝图，后来元璋几乎是毫不走样地遵循了这个预定轨迹。预言与实践如此若合符节，为中国历史的谋略思想留下了重要文献，供后人叹赏。
叶兑这封上书对元璋的直接后果，是对察罕帖木儿和元王朝的强硬态度。元璋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曾派遣使臣杨宪到汴梁结好于察罕，后来又派人随方国珍到元大都朝贡。方国珍很是得意，以居间调停者自诩，积极穿梭联络，以图两边讨好。至正二十二年（1362）六月，察罕帖木儿被降将田丰和王士诚刺杀，使元璋长舒了一口气，说道：“天下无人矣。”这就促使元璋遵循叶兑建议，对元朝态度进一步强硬起来。这年十二月，通过方国珍的联系，元朝派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奏差张琏带着皇帝诏书封元璋为江西行省平章。他们从海道先到庆元，方国珍派韩叔义和燕敬通报元璋，并劝他接受，遭到元璋拒绝。国珍心里害怕，把张昶等送到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那里。燕只不花通过元璋的建昌守将王溥劝说元璋接纳张昶，元璋派人前去迎接。遵照元璋的嘱咐，派遣的人在应天城外扒了张昶等人的衣服而后领他们到元璋面前。元璋命令重新赐给衣服。张昶等并不拜谢，元璋怒斥道：“元朝不明世局变化，到这时候还敢派你们来煽惑我的军民！”说罢命令拉出去砍头。张昶默无一言，只有马合谋骂不绝口。元璋私下盘问张昶，问起他朝廷里的情况，张昶如实回答。元璋决定留下他。待傍晚行刑时，用一个死囚替代张昶，同马合谋、张琏一起处死。而后传首到福建边界悬挂示众。行刑的刽子手和监刑官也同时被杀。几天以后，元璋笑着对宋濂等人说：“元朝送来一个大贤人给我。以后，尔等可与他相互切磋讨论。”待人走出来一看，却原来是这位被“砍了头”的户部尚书。这样，元璋既收留了熟悉元朝内情的人，又对自己的部下表示了与元朝的决绝，以鼓起他们决战决胜的勇气。
第四章 大踏步往皇帝宝座奔去二、陈友谅死了，朱元璋出了一身冷汗（1）
至正二十三年（1363）对元璋的事业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年。
至正二十二年（1362）上半年是多灾多难。下半年，除江西的吉安失而复得以外，境内大体平静。元璋打算抓紧时机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为更大的战略行动做好准备。至正二十二年十月，设关市批验所，管理征收商税，促进货物流通。至正二十三年一开春，他重申将士屯田之令，传谕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今各处大小将帅已有分定城镇，然随处地利未能尽垦，数年以来未见功绪。惟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正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各地驻军在春意蠢动中纷纷动员，且战且耕。那荷戈的武士真的要成为斗笠蓑衣的农夫了。
那田园的牧歌欲唱还休，这暂时的沉静即被打破。
没想到，首先打破这种平静和沉默的竟是江东的张士诚。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初二日，张士诚向安丰刘福通发动大规模进攻。刘福通退保安丰，势力突然跌落。田丰、王士诚于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刺杀察罕帖木儿，安丰为之一震。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养子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很快将察罕的部众团聚振奋起来，向田丰、王士诚据守的益都发动了反击。九月，击败安丰方面策应益都的援军，十一月，攻陷益都，扩廓挖了田丰、王士诚的心肝祭奠他的义父。山东一下子又转归元朝之手。刘福通的安丰之地陷入更大困境，似乎成了旷野之兔，人人得而逐之。张士诚没有胆量深山打虎，却还善于草丛捉兔。由淮安、高邮西取安丰，与东部疆土联成一片，又恰拊元璋之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于是派出大将吕珍做先锋，张士信大队压阵，直向安丰扑来。刘福通数万大军局促一城，本来就粮饷紧缺，几十天围下来，城内已是弹尽粮绝。战马大多杀吃了，便把老弱妇孺杀了来吃。有些埋在地下的死尸已然腐烂了，也扒出来充饥，还有的把井底的泥土团成丸子，用人油炸了填塞肚皮。小明王韩林儿在宫廷内日夜哭泣，连刘福通也饥饿难忍。刘福通在绝望中派人去应天求见朱元璋，请求他一伸援手。
元璋决定出兵增援。他不能容忍张士诚势力壮大，更不能让他在北东两个方向对自己形成新月形的包围。况且，他同小明王还有君臣名分，他的官职都是小明王任命，布告行移文书也都用龙风年号，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袖手旁观，则于忠义大节有亏，又怎么样去要求手下将士呢？元璋的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手下将士长期存在的惧陈欺张心理的影响。同张士诚的仗好打，而且他们恨不能先吃掉张士诚，占领苏杭财富之区。苏杭的大块金银、如玉娇娥都具有极强的诱惑力量。
这时刘基已经返回了应天。刘基坚决反对增援安丰，反对主动同张士诚扭结厮打。他劝谏元璋：“西方的沉寂不是好兆头。友谅不是庸碌之辈，他会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拥兵东下。我们现在要做好一切应战准备，万万不可轻动。”他又说，“假若救出来，又把小明王放在哪里？”刘基在这里的潜台词是很明白的：就是要借张士诚的刀断下小明王的头，以免拖泥带水，遗患将来。
元璋没有接受刘基的劝谏。他不相信陈友谅在遭受重挫之后会很快部署大规模行动，对张士诚之战也当是快刀斩乱麻，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没等友谅作出反应，可能就鼓乐奏凯了。再说，将士们也激于义愤，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