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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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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社会腐败,百姓痛苦,终于导致一场燎原大火,把一个庞大的王朝化为飞灰瓦砾。对这一点,没有哪一个人比元璋体会得更深切。他决心改变这一切。“片云风驾雨飞来,顷刻凭看润九垓。楹外近聆新水响,遥穹一碧见天开”。他相信风雨涤秽之后,将是一片朗朗晴空。他决心与民更始,建设一个廉洁政府。    
    勤俭是廉洁之母。元璋在官员中大力提倡以俭朴为荣,以奢华为耻。洪武三年(1370)六月,河南蒿县一个姓刘的典史入京朝觐,元璋见他衣服破旧,很是高兴,说道:“官员们往往为了锦衣美食去侵害百姓,像这个蒿县典史如此贫寒,居官能不清廉吗?”中书省官员遂把刘典史廉谨事迹奏上。元璋命赐予布帛,以资鼓励。而对那些衣服华丽的人则常予指责。一天,他在奉天门外见着一个散骑舍人穿一身华美服装,就问他置这件衣裳用了多少钱。回答说,用了五百贯。元璋斥道:“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农妇缫丝缉麻,缕积寸成,及登场下机,公赋私债索取交至,竟不能为己有。食唯粗粝,衣惟垢弊。尔不闻农桑勤苦,置一衣乃至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年的过活。骄奢如此,岂不是暴殄天物!”他经常对大臣们说:“节俭二字,不但为治天下者所当守,治家者亦宜守之。尔等岁禄有限,若日用无穷,费用过度,何从办集?侵牟公帑,剥削百姓,皆源于此”。    
    教育官员节俭爱民,元璋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他屡屡提醒元朝骄奢淫纵蠧政害民以致灭亡的教训,反复强调守法安分可以保禄保身,而贪财网利终要破家亡身。他特别教育地方官要同情体恤农民,莫做欺天害民有损天良的事。开国之初,洪武元年正月末,元璋召见天下来朝觐的府州县官,谆谆教导他们:“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新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树,不可摇其根,要使他们安养生息。要约己爱人,而不要腹人肥己。尔等当深戒之。”元璋对农民有深切的了解,对农民之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所以经常用这个来启发官员的良知良能,恻隐之心。洪武二年五月,他从南京郊外回城,见到几个老者挥汗耕田,不禁想起他的父亲,于是下马步行。边走边对身边大臣说:“朕好久没有在地里干活。适才所见农夫冒暑耕耘,心里很觉得可怜,不觉下马步行。农为国本,国家的需求都由他们供给。不知地方父母官晓不晓得怜悯他们。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的艰难,古人常引以为戒。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思耕夫之苦。朕每见到百姓之苦,一种恻隐之心常油然而生。”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他在三山门地方见一个服役的农夫在护城濠的冰水中边蹚边摸,就问,此人在捞什么,人们回说:督工之吏把他的锄头扔到水里去了。元璋很是怜惜。急命壮士代他去捞,并另外赏一把锄头给他。随后把督工吏打了一顿板子,训斥道:“农夫服役一个多月,手足皴裂,还不够辛苦,你怎么忍心再害他!这要是你的父兄你也这样对待吗?”回头又对丞相汪广洋说:“像这样数九寒天,我们身着裘皮还觉得冷。看这些役夫贫困无衣,其苦更不待言。”于是传令所有南京服役农民一律停役回家。此事一时传遍了京城内外。为了让官吏们了解农民的痛苦,元璋命人编辑了一本书,叫做《醒贪简要录》,颁发所有官吏。书中记载大小文武官员品级,每官俸米若干,折合稻谷若干,折合成平均亩产若干,需要农民耕种几亩土地,以及农民辛苦情况,用以唤醒官吏的良心。元璋亲自为本书写了序,说道:“四民之中士最贵,农最劳。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需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遑遑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刻剥而虐害之,甚矣而无心肝。今颁此书于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吾民。”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也是为了提高官府的办事效率,元璋尽可能地压缩政府衙门和官吏的数量,据洪武四年年底统计,全国设置府、州、县共一千三百四十六个(府一百四十一个,州一百九十二个,县一千零一十三个),官员共四千四百九十三个。据洪武十三年统计,京城六部官吏总共只有五百四十八人,全国文职官吏不过五六千人,每个县的平均负担不过五六个人。官员俸禄有几次更改,洪武二十五年(1392),最终定制为: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正三品为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从九品五石。一个正七品知县月俸米7。5石,年俸九十石,九品县主簿月俸五石,年俸六十石,大约相当于南方有三四十亩到四五十亩田的中小地主的进益。即使不计家中田产,也可以维护一个小小富裕的家庭。当然若想要置田殖产,生活奢华,那就非靠贪污勒索不可了。为了保证官员正常生活,元璋对赴任的州县官员及其家属都给予绸绢、罗、布及路途盘费,因为新授地方官吏多是布衣百姓,到任之初,倘或向人借贷,难免渔猎百姓。他说,不预先给以养廉之费,便难以责其奉公守法。    
    元璋的原则是,既不“虚费天禄”,又使官吏得以制禄养廉,为朝廷管理百姓。这些官员则应该“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过一种恬淡节俭的生活。    
    读书做官,为的是光宗耀祖,锦衣玉食。有一个故事说,宋朝有宋郊、宋祁两兄弟,都是官居一品,人称大小宋。大宋节俭,小宋侈华。一天,大宋听到小宋官邸歌舞喧哗,就说道:“老弟,忘了我们在寒舍苦读的冷清吗?”小宋则说:“哥哥可想过寒舍苦吟却是为了什么!”虽是一个幽默故事,却道出了读书人的心声。所以想让官场普遍清苦,官员们一概不沾不贪,两袖清风,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朱元璋建立一个勤政廉洁政府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对官员们在说服教育之外,还采取一系列手段,激劝,约束,警戒,直至严刑峻法,有时不惜大规模杀戮,制造血案。    
    元璋重视官员考核。分为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分作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称职者升,不称职者降,平常者复职或平调。洪武十八年对天下地方官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的考核结果是:称职的四百三十五人,不称职的四百七十一人,平常的两千八百九十七人,贪污的一百七十一人,辍祝挥邪焓履芰Γ┑囊话偎氖恕3浦暗闹徽10%多一点,足见考察的严格。在这一般考绩之外,元璋还有些特殊规定。地方官三年一入京朝觐(向皇帝述职),照例要赐宴。元璋下令:凡考核称职的,赐座,坐着吃;平常的,有宴无座,站着吃;不称职的,无宴无座,排好队在门口守候,看着人家吃,等里面酒足饭饱退席后,方许离去。凡称职而做了好事的,把事迹书写在家乡的旌善亭;做了坏事的,则书写于家乡的申明亭。让父母妻子荣有与焉,耻有与焉,让家乡百姓传美传刺,口赞口抿。为了同样的目的,还在犯罪留职、复职官员家庭的大门上书写过犯事实,以示警戒,寓惩罚。对于廉洁的官员,常有赐米赐绢的恩荣,鼓乐开道,美溢远近。廉洁官员,即使因他事犯法,常常获得减刑或赦免。有的已经逮捕入狱,往往因为地方百姓的吁请恳留,而得以复职。


第七章 穷人的孩子穷当家二、空印案、郭桓案:杀鸡给猴看(2)

    准许老百姓控告捉拿官吏,这也是亘古未闻的制裁贪官污吏的措施。规定:自布政司到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与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明指实迹,以凭议罪。他还鼓励百姓们主动监督本地官员,向朝廷报告本地官员的贤否。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御制《大诰》中申明:“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人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故嘱。”惯例,只是皇帝命官吏监视百姓,治理百姓。现在却是皇帝请百姓监视官吏,评论官吏,告发官吏,有冤情的官吏,也要请百姓辨诬保全。而且说得很诚恳,很客气:“助我为此”,算帮个忙!对官可以奏报,告发,对吏则径直可以捉拿绑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又令:“曩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我良民多矣。似此无籍之徒,其贪何厌,其恶何已,若不禁止,民何以堪。此诰一出,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助朕安尔良民。若靠有司辨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付京来;若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才,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辨是非,奸邪难以横出,由是逼成有司以为好官。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据载,有嘉定县民郭玄二等,手执《大诰》赴京状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被巡检何添观留难,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事发,马德旺被砍头示众,何添观被砍掉双脚带枷示众。常熟县民陈寿六等擒拿害民吏顾英,执《大诰》赴京,受到奖赏。乐亭县主簿汪铎及县吏张进等八人被赵罕臣等绑缚进京。汪铎一路讨饶:“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官吏们怕百姓,向百姓求情,请百姓辨冤,百姓保护,他们真觉得世道有些变了。    
    为了防止官吏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元璋对他们的活动给了很多限制。比如,严厉禁止乱摊派,乱科敛。当时科敛摊派的名目很多,如造黄册、官吏赴京朝觐,折收税粮各种附加,造上、中、下三种户等民册,等等,朱元璋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为了便利官员进京朝觐和出公差,元璋特给予路费补贴,并且向老百姓公开、申明,如果此后此官此吏仍不改前非,故行搅扰,可随时赴京申诉,以凭问罪。其他哪些是百姓应该负担,哪些为朝廷法度所不允,都公布给老百姓。额外科敛,许百姓对官吏进行告发和扭送。但是百姓怕官,官欺百姓,是几千年的传统,一时难变风气。为此,元璋规定:严禁官吏、皂隶下乡。如有擅自下乡扰民,许百姓捉拿赴京。为了防止有人假称衙门人员在乡下胡作非为,命令各布政司、府州县各衙门,将各自的吏员、皂隶的人数、姓名张榜公布,各谕周知。各衙门对百姓有公务差遣,必须将所差遣人的乡村姓名书写于唤民牌,而后由吏员、皂隶持牌下乡。若三牌而民不至,方许遣皂隶前往勾拿。民至,必询问不至的理由。恐怕他们单夫只妻,为生理而远出,或近处有急事办理。果然如此,非民之罪也。若加以罪,实有司故虐吾民。    
    这里附带说一下朱元璋对吏的严厉惩治的态度。在元明时代,官和吏是不同的。官是有品级的政府官员,吏则是衙门文秘书办和其他具体办事人员,一般称吏典或胥吏。在府州县,与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对应,也设置办理饯粮、兵政、讼狱、工程、学校等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办事吏。经验表明,很多贪赃枉法的事都要通过他们的手,或者由他们的主意而进行,故而这是一个十分黑暗的阶层。元朝蒙古贵族把持各级衙门的实权,而又不清治道,常常诸事由吏摆布,吏的乱政虐民就表现得更为血腥与明显。这就使元璋对吏加倍厌恶,而特予限制和惩治。他说:“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特簿书亦无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他规定,吏与娼优堕民一样,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些人心术已坏,天生劣根,不可造就。官宦之家不得与吏通婚。江西布政使李宜之以小吏为婿被降罚为一个边远县份的主簿。在服装上,他们不但不能丝绸侈华,而且只能用黑色,与衙门服役的隶相同,隶称皂隶,吏也可以称为皂吏。优伶娼家也只准着皂色,只是他们又多了一条绿头巾。显然,黑色着装是贱民的标志。在地方上交结官府,营充吏或隶,被元璋当做地痞无赖和游民给以打击。吏的生活待遇也很低,起初只免除一定赋役,后来发给俸禄,最低的每月给六斗米。所以像嵩县典史那样只靠薪俸生活,肯定是相当拮据的。为此,元璋特意征发富民子弟为吏。元璋讨厌官与吏相勾结,讨厌官受吏的摆布,而鼓励主管官员像对待奴仆一样驾驭、管制属下的吏。为此,他改革文牍制度,将它删繁就减,易知易晓,以免文书吏把持文案,上欺长官,下蒙百姓。他说:“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为繁冗,非积岁莫能晓,欲习其业,必以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有老吏之言是听。每曹(部门)自正吏之外,又有主文、贴书、小书生等名目。繁冗如此,吏焉得不为奸弊害我民也。”元璋制定简约的案牍定式,颁行各衙门,便利了主管官员对吏的监督。凡是正官严以驭吏的都受到表彰。洪武十九年六月,苏州知府王观将奸贪府吏钱英杖死,向皇帝作了报告,元璋遣使赍诏敕美酒慰劳,说他“秉公心,行正道,颇得驾下之方。如此,政令必行,奸邪斯远,境内肃清,民安有日矣。”可以看出,元璋不得不用典吏,但他是把各衙门之吏当做是污浊的渊薮、廉政的祸胎来对待的。    
    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刑法之严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七章 穷人的孩子穷当家二、空印案、郭桓案:杀鸡给猴看(3)

    在洪武三年以前,对元朝残部的战争仍在继续,各处经济残破,各种制度正在逐步建立。朝廷还抽不出更多精力加强廉政建设。但是,随着经济的慢慢恢复,贪赃枉法的现象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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