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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何厚铧家族传 作者:佚名-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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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当夜,除何贤被送镜湖医院急救外,其余五名伤者均被送上山顶医院救治。何贤的伤势以右脚较重,入院后送入X光室,在透视镜后观测,发现有三块手榴弹碎片藏在肌肉中,遂施手术,将碎片取出,包扎伤口。医生将何贤额头上被玻璃碎片擦伤的伤口敷药后,他即于当夜凌晨4点,返回得胜马路二十八号的别墅休息。

  何贤险遭暗算,澳门政府认为是个重大事件,连夜展开了侦查暴徒的工作。那些日子的港澳报纸,都用一整版一整版的消息连日追踪报道何贤病情的恢复、各方人士对他的关心慰问,以及警方破案的进展。

  何贤说:“我自问一向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且与人无仇怨,这次事件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我是不怕任何人恐吓的,虽然用炸弹炸我,但我不怕,我今年58岁了,人总是要死的,能为同胞服务,为爱国事业尽力是值得的。”

  商会理事长何贤被匪徒暗杀未遂,已影响到澳门工商业的稳定及每个人之安危。商会便于5月9日下午两点,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大家一致指出何氏在澳十多年,为澳门工商界与各界同胞解决了不少困难,对社会福利亦贡献甚大,这次匪徒目无法纪,在大庭广众之下施行暗杀的卑鄙手段,澳门政府当局应负责任。

  澳督答复,当局极为重视此案,已令警察厅长尽一切力量缉凶。

  在本案未发生之前,澳门警方已于那年复活节接到香港警方消息,说有人将在复活节之夜在狗场内行刺一个人,但此人是谁,却未获悉。

  澳警截获了这个惊人消息后,当晚曾下令全体警员候以待命,并于当晚加派警员到赛狗场守卫,严密监视场内可疑人物的活动,并保护赛狗场之主人及观众安全。但是经过三晚的森严戒备,跑狗场秩序井然,并无任何事件发生,因此,警方经过三晚戒备后,对此消息之可信度发生了怀疑。于是,每晚再赛狗时,不再下令加派警员到场工作了。

  然而,距复活节整整一个月(复活节第一晚跑狗是4月8日),竟有人在狗场使用手榴弹企图暗杀何贤!这证实了香港警方传送的消息无讹,只不过,日期推后了一个月而已。

  自何贤出事后第二天,有人在现场附近拾得美式手榴弹的破碎弹壳,上有英文字母,刻着美国制造的字样。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传闻,说是何贤的私人情报组已经查出作案的歹徒。这歹徒是受一个国民党海外行动组收买指使,才干出这勾当的。据说这个歹徒抓起来后,还被押去见过何贤。

  何贤问他“你跟我无仇无怨,为什么要害我?”

  “我没办法,混不下去了,他们给了我一笔钱。”

  “你只是为了钱?”何贤问。

  那家伙耷拉着脑袋,等待大难临头。

  可出乎意料,何贤没有骂他,更没有打他,只是说:“细佬(小弟),此事不关你的事,你也是受人指使,以后不要再染手。”

  何贤说罢,从袋中掏出几千元港币递给这个歹徒,并用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道:“你即刻离开澳门,到别的地方去做些小生意,以后也千万不要再做这种害人的事!”

  传闻还说,何贤宽大为怀的举动,把那个歹徒感动得痛哭流涕。



  






何厚铧家族传35、爱国之心遭暗算






35、爱国之心遭暗算

  何贤为澳门办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好事,为什么还是有人要暗算他呢?原因就是何贤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何贤除了始终不渝的爱国言行,他还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澳门政府下令撤销台湾国民党当局设在澳门的领事馆。可以想见,台湾当局对何贤非常憎恨,密谋下令杀害他。正如何贤所说:“我本人确实没有敌人,但因热心办公众事,有时也会间接得罪人,几乎招来杀身之祸。”

  何贤为了澳门社会和他本人的安全,在1955年组织了一个私人情报组。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搜集有关危害澳门社会治安,或危及个人人身安全的情报。这个情报小组,人少精干,干得很有成绩,并为维护澳门治安立下了不小功劳。小组负责人就是何贤的贴身保镖黄子雅。黄子雅是斗门县白蕉乡人(原属中山县人),自小在澳门读书。黄子雅文化程度较高,对中国书法颇有研究,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吟诗作对呢。高中毕业后,黄子雅到了叔父黄森那里当中队长。1949年8月,他积极支持进步的叔父黄森,在斗门率队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

  1949年10月16日,黄森起义部队和其他游击部队一起解放了斗门。当时,国民党保警师两个连持械逃走,黄子雅便乘胜勇追穷寇,带队追到南门冲口,把他们包围起来,迫使他们无退路,为解放斗门立下了赫赫战功。不久,黄森部队奉命和其他游击队一起挺进五桂山区。在五桂山区,经过整编又参加了解放中山县石岐的军事行动。但在此之后,共产党由于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对黄森部队没有处理好,亦没有公正合理地对待他们,以致黄森请长假到了澳门。再不久,黄子雅也到了澳门,被何贤聘请做护卫。

  黄子雅为人有正义感,生活作风正派,遇事又机智勇敢,何贤数次遇险都得以化险为夷,黄子雅因此得到何贤的信赖和重用。何贤视子雅为亲兄弟,两人感情之深厚,自不用说。何贤与国民党特务的较量中,可说遇到过四次风险,小磨小难则远不止四次。50年代初期,何贤的私人情报组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了一姓颜的特务到香港。这个姓颜的特务是个胖子,他受命策划枪杀何贤的阴谋。何贤情报组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进行了反跟踪活动,并拍下颜某的尊容做好了防范。因此,国民党特务两次要杀害何贤,都没能得逞。

  有一次,何贤应邀参加香港友人儿子的婚宴,地点在九龙的龙琼酒楼。散席后,何贤夫妇打算搭夜船返回澳门,然而当何贤他们坐的小汽车快到达港澳码头时,黄子雅突然发现码头附近有可疑人物在活动……仔细看清楚,不错,那可疑人正是颜某。黄子雅立即告诉何贤,并一再嘱咐何贤切勿慌张,镇定对待。这时小汽车继续向前驶去……黄子雅一面拔出手枪,一面密切监视着肥佬颜的行动。糟糕!肥佬颜已越来越接近小车!黄子雅迅即指挥急停车。车子骤停。

  黄子雅急令一名护卫员,扶着何夫人下车搭船,以扰乱敌特视线。肥佬颜见何贤的小汽车骤然停下,也害怕被人发觉,便急忙闪身躲在骑楼柱后。肥佬颜偷偷监视这边的动静,见何夫人已下车,只待那在劫难逃的何贤一下车,便立刻毫不迟疑,“动手干掉他”。

  但是敌人的美梦做得太早了,机警的黄子雅,当即自作主张,不让何贤下车,而是指挥司机迅速掉头,开足马力,飞驰而去……肥佬颜黑暗中急得跺脚骂娘。这件事可算何贤一次惊险的杀身之祸,因有黄子雅的保护,巧妙避开了。

  还有一次,何贤仍在香港,又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那时候,香港海底隧道还没通车,何贤的小汽车正停在码头,排队等候过渡。突然,黄子雅心头暗自一惊———

  他锐利的眼睛从排在何贤小车前面的一部货车中,“搜”出掩藏着的一支枪管!黄子雅清楚地看到了那掩藏在货车中的枪管,正向何贤乘坐的小车缓缓地移动……



  






何厚铧家族传36、化险为夷肺腑言






36、化险为夷肺腑言

  何贤当时正用打火机点燃含在嘴中的香烟,毫无察觉。黄子雅见情况如此危急,当即用手推倒何贤,让他躺倒车中,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并赶忙命司机掉头,将小汽车飞快开走。

  国民党特务还是白忙活了一阵“小动作”,根本来不及放枪,只能眼睁睁看着何贤乘坐的小车,又一次逃离了险境。

  事后调查证实,这两起蓄意谋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均为国民党特务颜某。为了惩罚凶手,黄子雅怒气冲天地嚷着要“干掉”颜某人。

  何贤却道:“我本人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那又何苦把他干掉呢!”

  结果,还是没让黄子雅主动下手,干掉顽敌。由此可知,何贤的长处,有时恰是他的短处;他心太软,也太容易相信敌人的“良心”;他以为问心无愧,便尽所能以善待人。

  忆述当年,黄子雅对人慨言:“老实讲,在那个时候,贤哥在港澳对付一个于己不利的人,不管用明用暗的手腕,都是唾手可得的事,但贤哥不许自己人干这种事,可见其为人之光明磊落!”

  然而,现实斗争的严峻局势和社会背景,就是残酷较量着的“看不见的战线”。

  何贤认为自己没有敌人,对特务的行凶,一再忍让,一再宽容善待,一再清高不予理会。然而敌人并不就此放过他,且更加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地继续对他进行骚扰、恫吓和杀害……

  1966年逸园那场爆炸大案,就是何贤险遭的第三次生命危难。

  这一次也巧,黄子雅刚好不在何贤身边,替他去收中彩款了,但是想一想,即使黄保镖紧贴何贤身边,灾难就可幸免吗?可也不一定,因为敌人投的是手榴弹,一旦黄子雅及时发现,何贤躲避不及,也会伤着的。

  难怪何贤这第三次遇险,是真真尝到了苦头,却也真真警醒了。所以他在马万祺等老朋友面前才会慨然落泪,才会又愤又痛,才会态度更加鲜明,不怕敌人的威胁恫吓,亮出与国家与民众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

  何贤以大义压过大善,他终于在此次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暗杀事件中,表达了对敌人阴谋活动的抨击与痛斥。

  如果说,逸园爆炸那回是何贤遇到的第三次杀身之祸,那么第四次则是在宴会桌上。

  有一回,何贤在酒楼设宴八十多席,请澳督品春茗。

  席中,侍卫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企图在席间搞破坏,并要趁此取何贤的命。为了不影响宴会的气氛,黄子雅没有告诉何贤,只是布置好护卫,自己站在何贤身侧。

  阴谋破坏宴会的歹徒,见接到恫吓的宴会主客都镇定异常,跟没事人似的,反而心底发虚,不敢动手。

  还有一次,也是何贤正在参加一个宴会。突然,何贤本人接到一个同乡会的电话,说台湾派了两个杀手,打扮成古董商人,以上门给何贤送画为借口,乘机下手杀害。

  何贤听完电话后,表现十分镇定。回到宴会席上,他不露声色地暗中吩咐黄子雅派人去调查线索,弄清那两人的行踪。

  结果情报组把两个冒名顶替住在酒店的特务,严密监视起来,逼使他们不敢动手,实在无奈才溜回了台湾……

  澳门报刊经常报道何贤的言行举措,也因为何贤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而60年代的报刊,也都敏感地觉出何贤的处境有危险,日子过得并不太平。特别是狗场爆炸案发生后,更有不少报刊报道说:“有消息称:最近何贤的随从人员警戒较严,且经常携带一个公事皮包,据说皮包内装有手提轻机枪。对于这件事的传说颇堪寻味。”

  因为那虽是何贤平生历经的几次杀身之祸,都可以说是他的爱国之举或正义言行所带来的惊险及生命的“代价”。



  






何厚铧家族传37、首赴北京热泪淌






37、首赴北京热泪淌

  对于家乡,何贤是很难忘怀的,或许是何澄溪老先生带出的家风吧,他愈在外发达富裕,愈怀念家乡。何贤缅怀昔日的家园,却难以认同眼前的一切———家乡太落后了。他想着如何帮助故乡改变落后面貌,以尽自己的孝心……

  抗战胜利初期,何贤和家人回乡去看过,他看到岳溪小学课室太少,孩子们上课挤在一起,何贤便和爸爸、哥哥捐建了两间课室;看见贲南中学的校舍不够宽敞,何贤即刻又捐了5万元给他们扩建校舍,还到香港买了一套《二十四史》赠给学校;看见从大龙到岳溪的道路坑坑洼洼,很难走,何贤便拿了2万港元给乡人修筑公路……

  新中国成立后,何贤很快在澳门脱颖而出,他力排众议,主动靠拢新中国,并通过柯麟的关系,很快便和新中国中央领导人有了交往。家乡的人们,解放后忙的不是搞建设、搞生产,发家致富奔小康———和全中国所有的人们一样,当时忙于搞阶级斗争,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分田分地,还得呈报等级成份。最不幸的是岳溪这个穷乡,竟找不出一户地主,要说生活最好最富有的就数何贤家了。于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土改一开始,乡里就把他家定为“工商业兼地主”,没收了何贤家的田地,没收了果园,最后连祖屋也没收了……

  如此一来,何贤家族就被列为乡里的专政对象,被视为敌人。经历过这等遭遇,换了许多人都想不通,难免会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仇恨心理,不是吗?何贤到底是不一般,他没有想得太复杂,只是认为农民的生活确实太苦了,耕者没田也确实不合理,分田分地很应该。所以土改开始不久,何贤就写信回石楼区公所和岳溪乡农会,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

  那时,有地主的乡村,农民们都分到了退租退押的“经济果实”。而岳溪乡没地主,无租可退,无果实可分,村里土改工作组为了提高贫农的斗争积极性,同农会商量致信何贤,要何家退租。

  何贤接到信后即刻汇回相当于10万斤谷子的巨款,分给乡里农民。土改结束后,何贤知道复查时乡里已将他家的成份改正为“华侨工商业”,不是“地主”,不算成敌对阶级了,他更心怀释然,毫无芥蒂。有人告诉他,说一个从前受过何贤周济的农民,土改时竟跳出来怂恿贫农到何氏家院抄家搬浮财……言下之意,是说这人忘恩负义,叫何贤往后千万不要再理睬他。

  何贤听了却哈哈大笑,对告状的人说:“我知我知,随他怎样好了。在那种情势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奇怪呢?还计较这些做什么,都是乡里人。”

  的确,何贤根本不计较土改时乡人的所作所为。待风暴过后,他一样热爱家乡,关心桑梓。1955年冬天,何贤在澳门应政府之邀回内地观光。那该是12月23日,何贤欣喜骄傲地离开澳门,途经广州赶赴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他。在一次宴会上,何贤被安排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归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同桌。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关心港澳同胞,并亲切地鼓励他多回内地参观,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

  何贤和其他共和国的宾客们,在北京愉快地度过1956年元旦之后,又被安排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参观,这次行程长达一个多月。这是何贤第一次赴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他第一次受到最高规格和最热情的接待。并且,何贤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他高兴得如同徜徉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在1956年3月11日由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联、镜湖慈善会和同善堂等四社团举行的大会上,何贤向澳门同胞们报告了他回国观光的全部经过。

  何贤盛赞祖国进步很快,告诉人们到处都是日新月异、快马加鞭的新景象,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

  何贤希望港澳同胞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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