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 作者:黑德里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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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时替他这么做了，但是勒韦迪对成功与否不屑一顾。有人听到他在一次事故后这样祈祷：“主啊，让我还是不要出名吧！”
虽然有些同行承认他的价值，但他仍为别人忘记了他而痛苦。他隐居修道院时，巴黎还有关于他的种种流言蜚语。一位后来成为编辑的，名叫泰里阿德的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诗篇，由毕加索插画。这本书后来备受图书收藏家们的青睐。
米齐哑曾经扔掉了土鲁斯一劳特累克的画和马拉尔梅的四行诗，但在她的书中公开了勒韦迪的几封信：
“我爱您，柔情满怀地想念着您。我至死不渝地爱着您。我的双臂、我的嘴唇、我的心常常等着您。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最重要、最亮丽的一部分。在这寥无声息，静若隔世的时刻里（只有鸟儿在窃窃私语，僧侣在隅隅诵经），我在聆听上帝的声音，怀着神圣的心情爱着我的朋友们。米齐姬，带着一颗苦涩的心离开这个世界是痛苦的，只有怀着难以抑制的爱离开这个世界才是美妙、愉快的。”
在和科科通信时，勒韦边用的是另外一种口气。在给米齐额的信中。天空是蔚蓝色的，鸟儿在窃窃私语，僧侣们在喝喝诵经。对科科说的却是：
“不久我会来看您的，但我不会久留。”
这句话是他对一封要见他一面的急电的回答。在谈到索莱斯默修道院的宁静生活时，他说：
“我需要这种清静。如果我不想让我彻底蔑视自己，那么现在就是改变生活的时候了。追逐欢乐就是追逐虚无，耗尽精力到头来留下的只是苦涩。”
他勤奋地工作着。他声称已在两个月内收集了足够写一本书的材料。于是，他开始思考，不断自问：是不是真的应该进修道院。
“诗歌只要求人们去追逐欢乐，而我步入这个领域已经太久，太久了。”
他写信的方式很奇特：一张纸上顶天立地，每行只写15个字，很清晰，在发表见解时更是如此：
“用头脑写出的作品是扎实有力的。用心灵写出的是雄伟壮丽的。”但如果头脑考虑过少，心灵思辨过多，那就成了灾难了。这种表达方式（格言、警句等）的奥秘和困难就在于它要求简洁明了、有力和有深度，表达准确和文字简练。人们常常会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即既想简洁、准确地表达想说的意思，又要作出牺牲使用良好的表达方式。”
科科重读了勒韦迪写的《马鬃手套》中的这一段话后，对我说：
今天下午我看到了这些手稿，我记下了一些东西，一些警句。重读这些东西时，我发现我很看不起女人，首先是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曾经武断地说过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希望让我难堪。
在美国纽约时，我被问得要死。我在沃尔多夫获维伦家里住了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重新恢复了神智学者的精神、我这么写道：“幸福也许就是实现自己的想法。没有实现的想法只有到了死时才算结束。”写这些话时我在想什么？我为什么要保存这些纸片？
“现在，我只对一件事感到好奇，那就是：死亡。”她不由自主地对我说。
勒韦迪对科科的影响隐约可见。他掌握了科科向往的道路的钥匙。她自以为是个神智学者。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博伊。卡佩尔读过《福者之音》，本世纪初，安妮·贝赞特。一个英国神甫的妻子（失宠后已离婚）曾经使人们对强大的精神力量产生向往的思想——灵魂转世说风行一时、人可以不死，只是换了一副模样，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愿意4次、5次、6次地改变模样、科科说，只要求得安心，不会什么都失去的。那边发生什么事就随它去吧！”
现在，科科又被小野洋子——在纽约被暗杀的列依的妻子——3岁的儿子说的话弄迷糊了：
“你爸爸现在无所不在了。”
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占星算命。她是不是在报纸上为自己占过星算过命？
“没有，从来没有！报纸制造这种新闻真是太可笑了。但是它们总是想把这种消息又弄得像真的一样。我确实相信非真实的东西，相信充满神秘的东西，但是我不相信通灵术，也不相信催眠术。”
她谈到了与米尼埃神甫（马里坦夫妇等凡夫俗子皈依宗教就是他的功劳）的交谈情况：
——神甫先生，我没有参加宗教活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算天主教徒？
——有的人生来就是要参加宗教活动的，您不是。神甫有礼貌地低声说道。地狱是存在的，但它是空的。
——神甫先生，我的知识不多，没法和您讨论这些事情。
科科明确指出，第二天她给米尼埃神甫送去了一台留声机和几张瓦格纳的唱片，神甫很喜欢。“我希望他能原谅我说过讨厌做弥撒，不想再去，即使是装装样子也不去做弥撒这类话。”
她保护了自己。她给神甫寄去了一笔钱作礼物。在翻看我的《摩西创造上帝》这本书时，她的目光盯住了这个定义：上帝是让人完成上帝事业的力量。
“为什么是摩西呢？亲爱的。您以为这些古老的故事还会使人感兴趣？您以为您的书会使犹太人高兴？他们不会买您的书的。”
有时，尤其是谈到那些像雨后春笋般到处冒出的时装店时，她会流露出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围反犹太主义已经完全过时了，但常常会使她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我要指明，这只是口头上的反犹太主义。她像她那个时代的孩子们一样，是从教理书上感染到这种情绪的。难道犹太人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这些故事从基督教创始之初就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了。
科科说：“我只怕犹太人和中国人，怕犹太人甚于怕中国人。”
我问她是否知道《圣经》中的创世故家
她说：“这个故事对我们毫无意义，只有孩子才对它感兴趣。”
——您难道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用六天创造了世界后在第七天休息了？
——我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上帝累了？
——肯定不是。
——但是其他的人，如过去我们这里的农民和农奴、俄国的农民、印度的贱民和今天我们称之为无产者的奴隶们却累了，他们从来没有休息。摩西解放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对他们说，他们和剥削他们的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
她对我的话听而不闻，显得有点茫然，因为她觉得我在这方面（《圣经》方面）很在行。但她不想从过去吸取教训为现在利用，因为她讨厌革命这个词，完全被1936年的社会动乱吓怕了。她拒绝和她的雇员代表会谈，她是享有神权的女老板！难道这些人不应当感激她养活了他们？
她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位神甫在圣母院做的封斋布道。这位当红的神甫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位神甫说这样的话。他说得很好，用寓言和比喻阐明了这个道理。”我当时想，你就是该听收音机，这不，你不是听到了一些使你高兴的事了吗？
第一位宇宙飞行员加加林指出，天空是广阔无垠的。收音机且有时也播放这方面的事。当她听到一位宇航员随同Soynil号殉难时，她咕嚷地说：
——到上面去找什么呀？等所有的人家里都有了办公室后再去勘探宇宙吧。我们生在地球上，就要在地球上呆下去。
——科科，照您这么说，人们也可以对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说，您生在热那亚，您就呆在家里吧。
我的评价使她大吃一惊。
——哥伦布用了多少天才发现美洲的？
——一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是荷兰人发现的，她热烈地说。
——您从来没有想过哥伦布在太空火箭里长时期的飞行后将在什么地方登陆？
——您尽跟我开玩笑。
她想见一下原子科学家奥本海默。皮埃尔·拉扎雷夫或许是他的夫人埃莱娜答应给她引见。
明天，明天！他对我说：您哪天有空？但我是一直有空的，哪一天都行。就谈谈这么一件事。我对奥本海默先生很感兴趣，因为他读过《福者之音》。瞧，我说了些什么呀！他发明了炸弹，他为此做了许多工作，现在他放弃了，关心起印度的秘传学说来了。能和他这样的学者谈话真太好了。噢！不是谈什么深奥的问题，也不谈炸弹。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奥本海默，这纯然是为了我自己我想了已经6个月了，差不多已经挥之不去了。这样不行？我又一次失望了，或者至少因为可以想象他会使我失望的。英国人辞退了这位学者，并判了他7年监禁，他服满了刑期。我觉得这样做很愚蠢。他什么也没有偷，什么也没有出卖，他只是发明了后来交给俄国人的东西。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而人们却把他逐出门外。如果我是英国人的话，我一定会把他紧紧抓住。他发明的这种炸弹是为了防止战争。他们这些人手中都握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他们都很清楚。他们觉得一旦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那就不太危险了。他们互相吹捧。
博伊的秘传学说、原子间谍、和米尼埃神甫一起探索无垠的地狱，她在勒韦迪身边得悉的就是这些。勒韦迪是一位思想家、精修圣人和评判家。他是不是科科的情人？有人在波萨看到过他。阿布迪小姐说，他们原本是可以结婚的。
“勒韦迪很贪婪，是一个流氓。”
阿布迪小姐也说过威斯敏斯特是流氓。流氓这个词应当理解为大胆妄为、恬不知耻、诞皮赖脸、铁石心肠和惹人耻笑，即使在悲伤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接受了科科的经济支持，但尽可能地拒绝被认为有约束性的补偿。她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呢？他分析了几封信，对自己提出了和佳吉列夫同样的问题。当一个女人像旧时的领主或国王似地以保护人的面貌走进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显得不知所措是可以理解的。
1940年的战争使科科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她在艺术界的影响也不如从前了。在此之前，科科还有另外一位追求者：画家保罗·伊里伯。他们俩差一点就要结婚了。伊里伯曾在科科资助的《见证报》任职，科科在谈到这张报纸时才隐约提到他。《见证报》是一张主张法国人的法国、沙文主义强烈的反动报纸，销路很差。但右翼并不缺少开辟财源的报纸。报纸的合订本上有伊里伯的一幅封面画《瘦了的玛丽安娜》。虽然画中的玛丽安娜胸部平塌，但还是使人想起这是科科。伊里伯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他的思想和语言使科科受到极大的鼓舞。一年前伊里伯在波萨的网球场上摔死。科科是否想过为什么她选的都是这样的情人？巴尔桑和卡佩尔都死于车祸，是不是“眼光不好”？
伊里伯曾经在好莱坞（短期）工作过。他不为科科的金钱所动，是一个男子汉。他的父亲是建筑师，在巴黎公社时期曾经领导过推倒旺多姆大柱的行动。为了让科科对伊里伯的“疯狂”保持警惕，朋友们对她说：
“别忘了，他的父亲曾经推倒过旺多姆大柱。”
她有没有（在枕边）对那些不知道她的过去的情人们透露过某些真实情况？从来没有，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保持缄默显然是女人的最大弱点。人们希望得到一个没有阴暗面的女人，但和这种女人一起生活是困难的。
有时候科科会编造一个故事来满足自己的浪漫情调。在威尼斯时，她在大运河畔、阿里瓦贝内的豪华住宅里参加了舞会后，决定步行回旅馆。她沿着埃斯克拉冯码头朝达尼埃利走去。她穿着做皮短披风，头发上插着一颗钻石星星，还佩戴着其他首饰独自一人在昏暗的夜晚里走着。最后，她在一条小巷里迷了路，精疲力竭地倒在一条长凳上，长凳上躺着一位极其漂亮的年轻人。可以想象，这位年轻人醒来时是多么的惊愕。
——我迷路了，我要回达尼埃利去。
——跟我走吧。
在旅馆门口，他拉住了她：
——是去你那儿还是上我家？
她感到局促不安了。我们还记得发生在意大利沙滩上的故事吧。
“我恢复了镇静，回到了家。早餐时我想起了这次夜行。我对我自己说，幸好没有让步，否则该多么窘啊。”
该多么窘啊……生活为什么这么复杂？男人嘛，大家都有！
科科·夏奈尔传特殊使命
特殊使命
人们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夏奈尔小姐在1939年9月战争开始时关闭了她的公司。有人私下说她隐退了，她被斯基亚帕雷利弄得无声无息了。“我停止了工作，因为公司里的人不是家里走了丈夫、父亲，就是哥哥、弟弟。几小时时间公司就空无一人了。”
她只雇用妇女。
“怎么能相信还会有人来买服装？我对我自己说：把东西整理好留下，去做别的事吧。但是我错了。整个战争期间，卖服装的大有人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于是我认定，不管发生什么，我还是要做服装。”
头天晚上，也就是说一分钟前，她还说过她的成功得益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她去世时，人们在悼词中看到，直到1939年科科还没有理解1936年的社会法令，即著名的马提翁协定。但她在米米赞为女工们造了一座度假休
她的外甥帕拉斯曾经参过军，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科科谈到他时比谈到她的“外甥女们”的次数更多。科科在她的妹妹朱莉妮一日尔特去世时就领养了他，当时科科和卡佩尔生活在一起。由英国耶稣会救上扶养长大的博伊·卡佩尔建议科科把他送去耶稣会。中学生的制服，平绞车运动上衣给科科打开了思路。
她说帕拉斯在英国当军官，但他希望到法国来服役。他像士兵一样打着滑稽的仗。他说，只有对不打仗的人来说战争才是滑稽可笑的。他知道这场战争是要失败的。德国人打来时，他作为工程兵被派往第一线。
她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谈起了一场战斗。德国人双膝并拢，两人一排地坐在装甲车里。说话时她自己也把膝盖并得拢拢的，把裙子的一面垫在臀下，一面盖住膝头，坐得笔挺。
“当时到处都是德国儿”
战斗结束后，她的外甥和工程兵们回来了，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她的外甥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俘虏，是她把他解救出来的（怎样解救的，请看以后章节）。
正当我开始认识她的时候，报纸对一对孪生婴儿的故事发生了兴趣。他们生在诺尔的一家医院里，其中一个出生时就被人调换了。这个问题后来被人发现了，那个领走孪生婴儿的假母亲不愿把孩子交出来，并且拒绝领回自己的孩子。
听了这个故事后，科科高声叫了起来，她说：“我来领养他。”（她接着又说）“我会把他送到瑞士最好的学校读书的。”她还明确地说：“条件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一切使她给人以一个奇怪的印象：她是不是良心特别好？下面是她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逃难时期的一些回忆：
“我没有由于德国人的原因而离开巴黎。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我遵纪守法，连店也关了。”
她想表明她没有对普遍的恐慌屈服。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她后来还是离开了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