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荡匪-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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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的水壶飞了起来,破窗而出……
张清跌坐在地板上,差点儿就从那个被炸开的大洞掉下一楼。
烟尘呛得他透不过气来,几乎窒息。
他拧了拧自己的大腿,竟还活着,这简直是奇迹。
但那位民警的右臂被冲天的气浪挂在一条铁线上,颤悠悠的……十分可怕。
这次空袭死伤600多人,几百条小艇和房屋,在敌机空袭中顷刻间化为灰烬。
两个月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对3月份广州的情况,作出了严峻的评估。
他认为广东工作出现了偏差,以致国民党“派飞机轰炸我广州、汕头、江门,并派遣许多特务潜入内地,勾结土匪、恶霸,并狡猾地利用了我们工作上的偏差”。
叶剑英承认,3月份全省范围内发生了82起土匪袭击人民政府的事件。
土匪如此猖獗的原因在哪里呢?
省政府开会作了总结。
教训是深刻的:军队抽出主力部队大搞生产,把剿匪放松了,因此,导致匪风复炽,谣言甚盛,人心浮动,干部思想混乱。
2。 剿匪大军风卷残云
1950年3月,全国的“镇反”运动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之后,逐渐进入了高潮。
中央强调:“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
广州市军管会随即颁布《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
在限期内,有2000多名匪特分子向主管部门登记,这些人基本上得到宽大处理。
广州乃至广东的“镇反”步伐自然没有落后于全国,对“反革命”的打击力度丝毫没有弱化的征候。
国家机器的“铁腕”运作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
1951年初,审时度势而又高屋建瓴的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
毛泽东对广西在镇反和剿匪中,采取“宽大无边”的政策非常不满。
2月17日,他在一份关于《两广镇反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批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4月间,广东军区各部队纷纷召开党代会,进行动员,鼓舞士气,为今后大规模的剿匪奠定思想基础。
珠江地区从4月1日开始,发动全面进剿。
4月11日,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匪患严重地区,应以剿匪为中心展开工作。
5月底,广东军区召开第二次剿匪会议,决定以6月份为剿匪突击月。
一二二师包剿粤桂边;台山军分区包剿电阳边;西江军分区包剿三番高边;四十四军包剿花番从增边及东宝边;一四三师包剿湘粤边,借以加强边沿区的会剿,以期彻底堵塞股匪流窜的空隙,一举而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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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镇反”旋风(3)
5月25日起,四十四军一三一师配合江防舰队,开始进击珠江口外的大小万山、大细蜘蛛等群岛土匪。经过月余围剿,先后廓清以垃圾尾为主的大细蜘蛛、大小万山、东澳、白沥顶、隘洲、三门及外伶仃等大小31个岛屿,并击毁了国民党七艘炮艇,俘敌炮艇一艘,重创多艘。
各路剿匪大军“日日出动,夜夜不停,山山到人,村村有责”,风卷残云,摧枯拉朽。
大小股匪在泰山压顶之下,折戟沉沙,灰飞烟灭。
此情此景,与一首古词描绘的画面无异:“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
3。 枪声惩罪恶
毛泽东给两广的批示以后,广东全省各地开始大规模镇压匪特分子。
镇压对象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种人为主。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要坚决杀掉。
“杀、关、管”三管齐下。
1951年1月下旬以后,从上到下加快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
为了提高效率,省政府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
那些在解放前当过伪乡长、伪区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员的旧党政军人员,而又霸占一方、鱼肉人民的土豪恶霸,公开搞破坏、暗杀的特务,首当其冲成为镇压对象,纳入捕杀之列。
那时候,几乎每天,人们都会看见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插着木牌、判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在武警和民兵的严密看守下,在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一辆一辆驶往刑场,枪声此起彼落……
大批呈报审判案卷,像雪片似的呈报到地区和省的司法机关。
广州市委、市政府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市一级机团的“镇反”动员大会。
会场上许多党政干部和民兵代表都佩上了手枪,洋溢着一股征战前的激昂气氛。
常务副市长朱光说:“要胜利完成目前在全国进行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就一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三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
朱光表态,广州市的“镇反”不能落在全省的后面,要当排头兵。
1950年初,肃反工作前,朱光出于保护风口浪尖的叶剑英,力劝叶不要公开到会场,以免发生意外,而自己却主动到中山纪念堂,站在孙中山像前讲话,向全市人民动员,没有一丝儿畏惧之心。
当时,敌机炸广州是常事,每次接到空袭报告,朱光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群众疏散。有一次,敌机轰炸黄沙,匆忙中,他只带了一名秘书,没带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黄沙小学召集公安民警处理火情,在场的领导都劝他离开现场,他却固执地说:“我要是怕危险的,就不来这里。”
一次,他找分管政法工作的谭政文谈话。朱光说:“我是市委代理书记,杀人的事,今后一定要事前报告我,拿到市委会上讨论。现在被杀的人,有的在广州起义时,还算不错,后来听说也不那么坏,是否都要杀掉?当然该杀的要杀,但千万不能错杀。你不要怕我会右倾!”朱光对每一宗重大案件的审批都十分慎重。
1951年3月,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共广东军区委员会的工作组,在珠江、北江等地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些地区的“镇反”还过于右倾。
他们以英德为例作了说明,那里有53名在押的罪大恶极者未加处理,其中一匪首曾杀害土改工作队员及革命群众,拘押年余,仍在看守所关着。
群众提出控诉,也被置之不理,后经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提出控诉,始批准处决,但仍未执行。
工作组将检查时得来的情况,形成了一份工作报告,送达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要求省军区派遣工作队,对各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
4。“镇反”旋风(4)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以“铁手腕”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
但怎样才算彻底“镇反”呢?
广东省公安厅根据国家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份《镇压反革命彻底程度判定书》,供各地“验收”之用。
就是说,要以两条标准作为判断一个地区“镇反”运动是否彻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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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彻底的地区,必须具备有如下条件:
一、五方面的敌人(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他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杀的已经杀了,应该关的已经关了,应该管的也基本管起来了。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安定,基层组织纯洁。
二、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普遍受到了教育,觉悟程度及政治警惕已经提高,绝大多数群众敢于检举、控告、管制反革命分子,生产情绪高涨,在镇反运动中已经涌现出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并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4。 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在全省,由于杀人批准权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呈现出紧张不安和动荡的态势,而且日甚一日。
1952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
毛泽东把报告转发到中南、西北、华北各局,并请叶剑英等人转华南分局、广东省委领导。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
毛泽东在这里批了一句:“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
在谈到杀人批准权的问题时,毛泽东批示:“必须无一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
毛泽东还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叶剑英在5月份的镇反会议上告诫与会者:
“镇反上有几条必须注意:一、掌握运动规律,就像撒网一样:⑴抓紧网纲;⑵坚决展开;⑶适时收缩。我们也是:依靠群众(反神秘,大张旗鼓),展开捕杀,适时收缩。没有开就没有收,有些地方已达到千分之一,该收了;个别达到的,细致进行,没有开的,当然不会收。二、掌握工作方法,正如毛主席说的:严格审查名单,大张旗鼓宣传。”
广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在1951年底告一段落,但各地结合土改进行的“镇反”运动,仍然方兴未艾。
1953年,全省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行动,将一批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绳之于法。
据有关材料显示,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中,广东省共逮捕了十几万人,处决了几万人。
可以说,镇反是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广东“镇反”有经验,也有教训,在建国初期,它起到了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
在政权受到敌对力量威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来会显示出“强悍而又铁腕”的一面,软弱无能只会让红色江山分崩离析,付诸东流!
5。平定珠三角残匪(1)
珠三角素有广东“鱼米之乡”之称。但横行在这里的“大天二”大小股匪拥有精良武器,称雄割据,鱼肉乡民。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与“大天二”合二为一,继续破坏和捣乱,直接威胁广州的社会治安。
我华南分局决定成立以曾生为首的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消灭珠三角残敌,肃清匪患。
南屏、湾仔之战。
解放横琴岛。
珠三角各县实行包干制剿匪。
两个月的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珠三角大股土匪基本肃清。
1。“只有肃清珠三角的匪患,才能巩固广州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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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地处广州外围。
蔗林绿海,蕉树临风,桑葚苍翠,鱼塘泛舟……
她是广州通往海外的一个门户,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
珠江三角洲包括花县、三水、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宝安八县。境内河叉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广东粮仓”。
如果说,珠三角是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那么她就一定与恐怖和暴力无缘。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旧中国里,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珠三角是一轴残破的画卷,记载着无数的灾难与悲酸!
广州解放前夕,南撤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流窜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大天二”土匪汇聚成一股股反动黑潮,肆意冲撞,将这块美丽富庶的土地,剥蚀得露出嶙峋的肋骨……
广州解放后,他们凭借珠江口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以香港、澳门为“大本营”,继续进行破坏、捣乱,给大都市的安定和繁荣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珠江三角洲的特殊地位和严峻的治安形势,使中共华南分局不得不把它摆到议事日程上。
1949年10月29日,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了专门研究珠江三角洲问题的会议,认真分析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现状、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着重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匪情:
广州解放后,流窜于该地区的少量国民党军残余武装有待歼灭;沿海一些岛屿有待解放。
据初步统计,珠三角还有国民党县保警1311人,自卫队2877人,县警察1258人,广东省国防军与杂牌部队2715人,未收编的“大天二”2805人,其他“吊脚土匪”(无固定地盘的土匪)182股、3641人,武器则有长短枪11402支、轻重机枪984挺。
针对这一敌情匪情,华南分局提出基本方针“是消灭,不是保存”;基本的策略手段可采取“利用矛盾”“先打抵抗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或“用和平方式消灭”等等。
会上,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神情严峻地说:“珠三角是目前广东的中心地区,要搞好广东和广州的工作,必须首先搞好三角洲的工作。”他最后强调:“只有坚决地肃清三角洲的匪患,才能疏通东、西、北三江与珠江和广州的联系,巩固广州的治安。”
会议决定,成立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负责消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残敌,彻底肃清土匪势力。
会议之后,叶剑英把曾生司令员叫到身边,再次叮嘱说:“广州的治安是和珠江三角洲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地区向来是广东土匪的藏匿作案之地。珠江三角洲的匪特不除,广州就不得安宁。希望你们精心组织,尽快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曾生这位抗战时期就在珠江三角洲冲杀出来的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司令员,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他听罢叶剑英的叮嘱后,立正敬礼道:“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2。 暴风骤雨,南歼残匪
11月2日,珠三角作战指挥部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在中山县石岐镇召开了师、团、支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
会议对追歼国民党军残部和主要股匪作出了作战部署。决定两广纵队第一师为第一梯队,第二师为第二梯队,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为预备队,由彭沃、邬强率领,分两路从石岐往澳门方向追歼残敌。
5。平定珠三角残匪(2)
当晚,主力部队从中山石岐镇出发。
3日拂晓,第一团抵达三乡,与敌一○九军残部接火。
敌见我雄师挥戈而来,闻之丧胆,放了几枪即向南逃窜。
中午,敌逃至南屏、湾仔等地栖息。
我两广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