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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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葛佩琦回忆录　
　　ISBN：7300019706　
　　作者：葛佩琦　著　
　　出版社：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社　
　　年份：1994　
　　页数和开本：208页

　　内容简介：葛佩琦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57年曾被错划为大右派。本书自叙他的革命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


　　一　我的青少年时代　
　　二　抗日救亡搞学运　
　　三　冒险犯难参加八年抗战　
　　四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五　为争取人民解放继续战斗
　　六　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七　蒙冤受屈坐监牢　
　　八　一唱雄鸡天下白　
　　九　中央总书记为我雪沉冤　
　　罗竹风：出生入死　艰苦卓绝　
　　附录：　
　　葛佩崎同志的生平
　　“一二·九”老战士聚会京城深切悼念老战友葛佩琦

　　前言　
　　我是山东省平度县人，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1930年来到北平，当学徒工，学开汽车。后来半工半读，读了三年中学。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积极支援“七·七”抗战。北平沦陷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抗日前线。曾组织抗日游击队，在豫东、冀南打游击。1938年在抗日前线，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接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搞情报和策反工作。我曾单独策动汉奸部队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汉奸部队三个师反正，他们脱离了日军控制，编入了抗战部队序列。　
　　抗战胜利后，接受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遣，通过地下工作关系，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担任“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以此为掩护，搞情报工作。我搜集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报给我党。1947年10月，我党在西安、北平、沈阳等地的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我的单线领导人被捕，我的组织关系中断了。　
　　由于历史的“误会”，1957年我被错划为“极右派分子。接着被错捕、错判，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1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英明决策的指引下，承胡耀邦总书记的过问，我的判刑冤案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籍得到恢复。　
　　我的冤案平反后，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一些有关我的报道，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有些同志、朋友，特别是我家乡的父老，再三催促，要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因此，我写了这本小册子。请读者指教。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1．放牛放猪苦读书　
　　我1911年9月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仁兆镇所属的一个农村　淖泥沟村。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膝下有我们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八口之家，只有三亩半地。我8岁时，开始从塾师赵锡圭老师读书。农忙时节，村塾放假，我就回家帮着干农活。因为我是最小的弟弟，哥哥们不肯让我下地干重活，我就去放牛放猪。我们村西北有一片荒地，村民把它叫做“西北荒”，这是放牛的好地方。我把牛纲绳（拴在牛鼻上的绳子）接上一条长绳子，把绳子的另一头拴上一个铡钉（约30厘米长的铁钉），把铡钉插迸草地里，牛就可以在半径约6米长的圆圈内吃草，而跑不掉。我就坐在河边的树荫下读书。晚秋季节，在刨出地瓜（白薯）的空地里，还遗留有埋在土里的小块地瓜，这是放猪的好地方。我把猪赶到地里，猪用嘴翻土找地瓜吃。我就坐在高坡上，一面了望着猪，一面看书。　
　　当时，平度县只有一所县立高等小学，没有县立中学。有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知务中学及附属小学。我从私塾考入了该校小学六年级。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知务中学停办了。在本县没有中学可升，我就在家干了半年农活。我升学心切，听说距平度县城300多里的黄县城，有一所崇实中学，办得还不错。1929年春节后，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条小竹扁担，让我担着行李和书籍，随着我们村赴黄县当长工的乡亲们，到了黄县，考入了崇实中学。这也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是一位美国牧师，他的中国名字叫蒲其维。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华军队在济南，肆意屠杀我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1930年5月3日，黄县祟实中学学生会要召开全体同学大会，纪念“五·三”惨案。大会秩序单上列着“向国旗三鞠躬”。美国校长说，“向国旗鞠躬”，那是崇拜“偶像”，违背了基督教教义，要求学生会取消这一项。学生们坚决反对。在开会时，全体同学毅然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第二天，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美国教员立即停课，中国老师继续上课。在老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组织起读书维持会，维持学校秩序，保证正常上课。维持到6月中旬，举行了期末考试。名义上宣布放暑假，实际上学校就解散了。　
　　有钱的同学准备转到其他城市上学，我怎么办呢？　
　　2　背起书包上北京　
　　放假之后，我把行李、书籍和那条小竹扁担存放在肖老师家。我徒步走了三天，回到了家。我向父母汇报了黄县崇实中学已经被解散，下学期不能再到黄县上学了；我并说了我想去北京上学的设想。父亲有些犹豫，并说，没有钱。母亲说：要去就去，北京饿不死活人，没钱读书，就找点工作干。我在家住了几天，父亲东借西借，给我凑了15元钱；母亲给我做了一双布鞋和一套粗布白裤褂。我就回到了黄县。在肖老师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担着行李，背着书包，到了龙口。住在一位平度老乡开的中华客栈，等了3天船。那位老乡不但没有要我的栈房钱，还帮助我买了一张便宜的船票。我上了轮船，站在甲板上，看到海阔天高。我想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成语。当我看到轮船乘风破浪前进时，我想一个青年人也应该如此。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船到了天津。　
　　下船后，我随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商人，住到仁和客栈。洗完了脸，吃完了饭，天还不黑，我想出去看看天津市容。我问茶房（服务员）：这是什么地方？我的意思是要问问这是什么街道，以便回来时问路。茶房回答说：这是“法国地。”我很奇怪；这是中国地，为什么说是“法国地”？想了想，我才理解：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法国租界”，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我漫步在天津马路上，看到矗立在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看到飞驰在马路上的电车、汽车，也看到在马路旁要小钱的乞丐。我走到横跨在海河上的“法国桥”（现在叫解放桥），看到一按电钮，桥的两半截可以自动开启，让大的轮船通过。当时，我认为那是了不起的桥梁工程；现在比起我们的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微不足道。我回到客栈，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我枕着行李，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天津东站，坐上火车。火车头吼叫了几声，满载旅客的列车，就朝着北京方向奔驰。从窗口眺望，华北原野一片碧绿。经过3个多小时，火车到了北京。下车后，我有些为难了。无钱住旅馆，无亲友可投，何处是我的栖身之地？我想起了，我哥哥有位老师姓刘，在鼓楼西大街华北工程学校教书。我就担着行李去投奔他。他是一位工程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留我在他那里住。我算在北京落下了脚。　
　　3．半工半读上大学　
　　我对刘工程师说：我来北京的目的是要上学，但是家中贫寒，无钱供我，请您先给我找个工作赚饭吃。他说：你哥哥也来信托过我。过了几天，刘工程师说：要介绍我到海京工厂当学徒，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说：愿意去。这样，我就搬到了海京工厂。这个工厂有翻砂车间、锻工车间、刨工车间、修配车间和汽车房。有两部小汽车和一部大卡车；可以本厂用，也可以出租。我被分配在汽车房工作，每天两顿窝窝头，每月1元零花钱，没有工资。开始跟着贾师傅洗刷汽车零件，学修汽车；尔后跟着司机魏师傅学开汽车。学徒工每天必须干的零活是，清扫汽车房，擦洗汽车，还得给师傅洗工作服等等。　
　　1930年8月，我在黄县崇实中学的几位同班同学来到北京，入了北京祟实中学（现在的北京第21中学）。该校和海京工厂相隔一条胡同。我在工厂下班后，就去找他们玩。他们知道我因为没有钱，不能和他们一块继续上学，对我很表同情。王征寿（现任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同学主动借给我25元钱，够交一个学期的饭费了。我父亲给的15元路费，还剩了8元，够交学费了。刘工程师借给我5元钱买书。这样，9月初北京崇实中学开学时，我也插班入该校初中三年级了。当我要从工厂搬到学校时，我向厂长先生告别，他说：你还可以抽空来学开汽车；学会开汽车，可以赚饭吃。所以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我还是到海京工厂去，跟着魏师傅学开汽车。　
　　第一学期过去了，第二学期的饭费、学费又怎么办？北京祟实中学是一所美国耶稣教会办的学校，原来的校长莱牧师（美国人）办了一个羊奶场，有100多只瑞士羊。每天可以出几百斤奶，这些奶全由学生进行消毒、装瓶分送到用户家。崇实中学的刘教务长，星期天常坐海京工厂的汽车到西山旅游。我是跟车的学徒工，也是他的学生，我常把他从西山买回来的水果，扛着给他送到家；他知道我的经济困难，就介绍我到羊奶场，当了一名送羊奶的工人。　
　　每天早晨4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带着30多瓶（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家（多数是外国人）。经过路程约40里，6点钟可以返回学校。漱洗之后，到食堂吃早饭，8点钟可以和同学们一同上课。下午4点下了课，再按原路线送一趟羊奶，回来吃了晚饭，不误上晚自习。羊奶场负责给我交学费（每学期初中8元、高中10元），每月发给我工资3元。第一学期我的各门功课的总平均分，在初中全体同学中列第二名，学校发给我8元奖学金。加上我半年的工资18元，就够了一个学期的饭费。第二学期的学费、饭费解决了，我又安心读书了。开学不久，在日本勤工俭学的我的三哥葛畔珍奇给我日币5元，折合银元10元，够买书和零用了。我就这样半工半读，上完了高中二年级。　
　　由于我必须每天给用户送羊奶，所以寒暑假我也不能回家（也没有路费回家）。寒暑假留在学校，每天除了送两趟羊奶之外，我就抓紧时间读书。我用了二年的时间，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33年暑假，我从高中二年级，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接受了一位山东同乡王晓清先生的聘请，到他家当家庭教师。在他家住宿、吃饭。他家离北京大学约3里地，我每天8点以前，徒步到北京大学上课；中午在北大附近的小饭馆，吃碗面条或炒饼，下午4点下课后，回到王同乡的家，给他的两个儿子辅导功课。晚饭后，我和学生一块在书房里读书或做作业。王同乡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当过北京房山县县长和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他交游颇广，为人义气好客。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来他家吃饭、打牌（打麻将）。为了尊重老师，也是为了摆阔气。王同乡总是请我到上房陪客吃饭、打牌。我是只陪客吃饭，不陪客打牌，所以我至今不会打牌。为了节省时间，后来我请做饭的师傅，给我把饭送到书房吃，就不再到上房陪客了。　
　　北大物理系的课程很紧。王同乡的全家，对我虽然都很好，很客气，但我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所以到大学二年级，我就告辞了王同乡，搬到了北大西斋宿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人介绍，我到一所中学兼教数学课，每星期上课6小时，每小时6角钱，可以维持生活。我到大学四年级，有一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在北京朝阳门外，办了一所祟贞女中，请我去担任理化课教师，每月薪金36元，我的生活献比较富裕了。以上是我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经过。　


　　二、　抗日救亡搞学运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2．“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6．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7．“三·三一”抬棺游行
　　8．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9．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11．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12．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13．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二”示威游行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我考进北大之初，专心读书，很少过问政治。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政治空气很浓厚。课余饭后，同学们谈起活来，大部分是谈政治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等等问题。我在中学读书时，接触过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读过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对政治也有点兴趣。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对时事政治也关心起来了。　
　　1931年“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调集50万军队到江西“剿共”。其结果是：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定“塘沽协定”，从冀东、察东撤出中国军队。于1935年6月，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从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并且取消国民党在该两省、两市的省党部、市党部。当时，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体的行动是：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至此我认识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靠拢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梅协定》签定之后，日本便大举增兵华北，并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并要求在冀察平津成立“防共自治”机构。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大小汉奸蠢蠢欲动。先后发生了香河事件，天津事件。1935年11月24日，在北京以东40里的通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当时，日本军用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低飞侦察；日本浪人到处横行霸道，奸污妇女，贩毒品。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我深切意识到：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　
　　2　“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北平学生纷纷南下请愿或示威，激起全国学生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北平的绝大多数大学、中学都建立起进步的有朝气的学生会，成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3年，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