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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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沈阳，余纪忠分配我代理政治部第一组组长。这个组是管军队政治工作的。国民党部队从关内调到东北时，部队的政治部，都要把该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驻地、人数、编制等，书面报给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我将这份”一览表“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国民党驻沈阳的党政军各大单位，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官、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每两周开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由东北行辕召集，由行辕主任主持。我随着政治部余纪忠参加该会时，获得一些重要情况，也报给了我党。
1946年冬，西安地下组织负责人赵耀斌来沈阳部署工作，他作为我的客人，和我一同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并和我讨论了在沈阳建立地下电台的问题。
1946年12月，据说苏军要将占领的旅顺、大连交给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持下，组成了旅大统一接收委员会，我任该会委员兼宣传组长。我率领宣传组前进列辽南熊岳镇。此地是国民党新六军的防区，我和该军驻熊岳镇的陈师长谈过防务情况。我将新大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及时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春，在我军发起辽东南战役之前，我代表长官部政治部到安东（丹东）视察工作。驻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参谋长向我谈了军队的部署情况，并陪同我视察了新修的防御工事。我将这些情况，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沈阳学生定于6月2日发动游行示威，以响应北平学生的号召。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沈阳市党部、沈阳市教育局、警察局等单位，组织成”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制止学生游行的对策。我和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四人都打入了”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如果学生不听劝阻，强行游行，可以开枪制止。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说，无论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最后决定：当夜派军警逮捕各校的学生会负责人。会后，我把这个决定秘密通知了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他们6月1日夜离开学校，末被逮捕。
1947年6月中旬，政治部改为新闻处，余纪忠任处长，我任第二科长。7月间，我军围攻四平，攻打国民党新七军（军长是陈明仁）。两军相持数周，未分胜负。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副长官郑洞国任前进指挥所主任，我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我们带着一个榴弹炮营、一个坦克大队增援四平。当天晚上驻在铁岭。我用军用电话，将增援情况报给了我党沈阳地下情报组织。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昌图，指挥所驻在昌图县城东门外。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与四平外围的我人民军队接了火。下午，围攻四平的我军撤退，四平解围。我连夜进入四平城内，代表前进指挥所，”慰问“陈明仁军长。陈军长简单介绍了战斗情况后，他说：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他们夜间爬到工厂的高烟筒上，打信号弹，给城外共军指示进攻目标。我说：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有时他们来到我们的眼前，我们还不认识他们。夜深了，陈军长派人送我到招待所。所内只有几张木板床，没有被褥。床上铺的是空投物品、弹药用的降落伞；我躺在降落伞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从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慰劳团，到了四平，团长是北大校友傅汝霖，他要我和他一同去慰劳伤兵。我们到了几处伤兵医院，少医缺药，情况十分凄惨。处理伤口，缺少纱布和绷带；一些断腿缺胳膊的重伤兵，在痛苦地号叫。慰劳完伤兵之后，我和慰劳团一同坐飞机到了长春。此地驻的是国民党新一军。在慰问高级军官的慰劳会上，我见到该军的军长、师长、参谋长等，从交谈中，得知该军的部署、动态等。回到沈阳，我将新一军的这些情况，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国民党由于四平战役失利，调整了他们在东北的军政机构。撤销了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军事政治部归东北行辕统一指挥。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和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调走了。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陈诚代理东北行辕主任，统一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陈诚到东北之后，对下属机构进行了改组，将新闻处改为政工处，调走余纪忠，由魏鸿绪任处长，我仍留任第二科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来沈阳，商得陈诚同意，将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改为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调我任该处处长。我担任的行辕政工处第二科长，由李年同志接任。东北通讯处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东北的新闻出版机构和宣传事宜。我担任的”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是我做地下工作的掩护身份。
4，我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一些同志被捕
深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伴敌人如伴虎狼！这是我经常念叨的一些警惕语。我也为自己订了一些行动守则：要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要机智、勇敢、沉着、谨慎。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白色恐怖下，我们的地下组织还是被敌人破坏了，一些同志被捕了！
1947年10月10日，为了应付场面，我们出席了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国庆纪念会“。晚上，邢国彦和王书鼐两同志来我家聊天，10点钟左右送走了他们。我刚刚入睡，电话铃响了，我被惊醒。我拿起电话，听到一个熟悉而急促的声音：大哥，李年被捕了！这是李年的爱人何英芬同志的声音。她也是我党地下党员，负责译电工作。我问：是被哪方面逮捕的？她说：是行辕的一位科长带着来的。我意识到：这不是李年的个人问题，而是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因为行辕二处是属于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放下电话，我就考虑：我怎么办？是逃跑？还是坚持岗位，营救同志？如果黑名单上有了我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黑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也不会因为我营救同志被逮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我决定坚持岗位，营救同志。天还不亮，我就到了李年家，见到何英芬同志。她走了定神，对我讲述了李年被捕的经过，是东北行辕的董科长带着另外一个人来的，先说是请李年到行辕开会；李年穿上大衣要走时，董科长要他带着行李，我就有些怀疑，我送李年出门时，看到门外站着两个带枪的人，我肯定李年是被逮捕了，就给您打电话。我问：他们拿走我们的文件和秘码本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你看，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她说：最近从西安来到沈阳的东北通讯社的申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问题可能出在他身上。我说：这样，东北通讯社（掩护地下电台的组织）社长王书鼐也可能被捕。她接着说：我给您打完电话，就给王大哥打电话，说了两句话，电话就断了。我马上就拨叫王书鼐的电话，仍然拨不通。我对何英芬说，你再仔细检查一下，把所有的机密材料，迅速烧掉，以免敌人再来检查。敌人拿不到真凭实据，官司就好打。说完，我就去了王书鼐家。
我走到王书鼐家，天已大亮，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王书鼐的爱人在家。我问：我给你们打电话，为什么拨不通？她说：电话被掐断了，书鼐被捕了；是行辕二处张副处长带着人来的，把邢国彦（住在王书鼐家隔壁）也逮捕了。我问，他们拿走什么文件？她说：没有。我到邢国彦家去，他家没有人。我就回家了。
早饭后，我到行辕参谋处找一位张科长，他是我的山东同乡。我说：政工处二种科长李年是我的北大同学，昨晚被二处董科长带着人捉走了，他的妻子很着急。托我代她打听一下，李年被捉的原因和现在的下落；你能帮忙问问董科长吗？张科长立即叫通了董科长的电话，谈了此事。打完电话，张科长对我说：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董科长是奉命协助；原因是其产党嫌疑。下落还不能公开。
为了弄清楚李年等被捕的情况，看看我是否有被捕的危险，我向有关人士进行了探询。我去访问了一位老朋友洪处长。他说：李年等被捕的事，我知道，什么原因我也弄不清楚。他说：我们一同到东北行辕去问问崔处长。见到崔处长，谈了李年被捕的情况之后。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言行要特别小心。告别崔处长，走在路上，我问洪处长：你看事情是否有扩大的可能？洪处长说：我认识沈阳市督察处处长（军统特务），我去打听打听。
他们被捕后的第三天。李年等三位同志的爱人来我家。我把昨天我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她们。她们和我商量如何营救三位被捕的同志。我说：他们三位都是在职的”军政机关官兵“ 李年是东北行辕政工处的科长、王书鼐是沈阳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邢国彦是辽北省长岭县县长。你们先分别往访他们原单位的领导人，看看那些人的态度，作为我们营救工作的参考。她们同意我的意见，分别去找有关单位领导。
我陪着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去见沈阳警备司令楚溪春。她说：楚司令，书鼐是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天天上班，辛勤工作，突然被捕了，这是为什么？押在什么地方？楚司令说，”王太太，这些事人家能告诉咱吗？“过了几天，我分别去见李年和邢国彦同志爱人，问她们上访的情况如何？她们说：没有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她们三位大嫂交给我一个简单而难办的任务， 要我设法找到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方。她们说：天气冷了，找到他们的地方，以便给他们送点吃的和穿的。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一个特务的妻子口中，得知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点： 沈阳市昆明街81号。这是国民党军统组织在沈阳的秘密监狱。我把这个地点，告诉了三位被捕同志的爱人。通过她们给被捕同志送饭、送衣物，我得知三位被捕同志，都遭到严刑拷打。
一天晚上，一个从西安一同来东北的熟人，到我家串门。我知道他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他不知道我参加了共产党。他说：你和李年等三人经常来往，现在他们因共产党嫌疑被逮捕了，你又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这是政治问题，有人对你有怀疑，你最好不要再管他们的事。我说：朋友相交，要重道义。你、我和李、王、邢三人，都是从西安一块来东北工作的，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遭不难，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即使法院将来查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枪毙了他们，我们也应帮助他们的家属买棺材、收尸。法院不会因此逮捕我们。他听了我的话不对味，就告辞了。
过去我和赵耀斌约定，他每天寄给我一份西安情报组织办的《新秦日报》；作为日常联络信号。自李年等被捕后，我没有收到这份报纸。我怀疑是否西安地下情报组织也被破坏了？但我不敢写信打听。
有一天洪处长来我家，我提出这个疑问。他说：据西安一人谈，赵耀斌被捕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被国民党查了。洪处长又说：他到沈阳市督察处去问了。督察长说：李年他们的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办完了，就完了，不至于再扩大。督察长还说：他知道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和李年有来往，就怀疑你。从此我才放了心。
1948年新年前后，有一位被捕同志的家属对我说：她去送东西，监狱的看守不收了，并说以后不要去送了。她有些害怕，怕是亲人被处决了。我说：不至于；如果处决了，监狱要通知家属的。我又去问那个特务的妻子。她说：没有听说最近监狱里处决过人，李年等的情况，她也不知道。我一直在为三位被捕同志的处境担心。－－－月中旬，何英芬同志告诉我：她接到了李年的来信；其中说，他们被捕的人，已经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我才知道他们确实还活在人间，我为他们庆幸！
地下组织和电台被敌人破坏了，情报发不出去；蒙难同志被转送到南京了，沈阳没有营救工作可作。我想离开沈阳，回北平。但我又一想，我党在东北，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解放指日可待。我留在沈阳，虽然不能做情报工作，还可以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做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沈阳解放后，我可以找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决定留在沈阳。
5．开展地下工作迎接沈阳解放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留在沈阳，虽然做不了情报工作，但我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1948年2月，国民党东北当局，将沈阳各大学的学生集中到中正大学，强迫进行”冬训“。冬训班当局捏造有”共产党分子混入“的谣言，大肆逮捕学生。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把他们保出来了。
1948年春，我军缩小对沈阳的包围圈。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我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提出以山东同乡会的名义，向同乡中的大户捐款，赈济失业同乡。我并暗地动员失业同乡，到解放区参加大生产运动。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记者，开座谈会，讨论东北形势。并要求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年2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何英芬同志带着五个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同志。我给了她一些精神鼓励和一点物质帮助。同年4月，邢国彦同志的爱人生了一个男孩。她在沈阳的亲友很少，产前产后，我都给了她一些帮助。同年秋天，东北战争激烈，沈阳人心惶惶；铁路交通中断，很多人争购飞机票，飞往北平。我去看望邢国彦同志的爱人。她说：她也想去北平，但抱着孩子，带着很多行李，上下飞机有困难；到北平又没有住处。我出钱给她买了行李票，把两只装满衣服的大木箱托运到北平。然后她抱着孩子坐飞机到了北平，住在我家。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在沈阳的亲友比较多；我也常去着望她，告诉她一些有关情况。她于1948年秋天，搭飞机去北平，住在她父亲家中。至此，被捕同志的家属，都已离开沈阳。
1948年10月底，我军向沈阳发起进攻，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败退。11月2日，沈阳解放。我看到政委罗荣桓同志出的安民告示，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设法去找党的领导机关，接组织关系。但解放之初，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没有找到。通过沈阳工商联合会，我得知沈阳市长是朱其文。我前往沈阳市政府联系。接待的人问：你有地下组织介绍信吗？我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接待的人说：你没有党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党组织关系。组织关系接不上，我只好回北平。
当时，从沈阳到山海关的火车不通。进关的行人，络绎不绝。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三匹骡子拉的大车。路过黑山县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