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裘吭驴梢运鸵淮紊畋匦璧亩鳎缡种健⑹逞巍⒎试淼取Ｔ诩嗪爬铮种奖瘸被怪匾！�
现在谈谈我到草岚子看守所之后的情况。公安局押送我的吉普车直接开进草岚子看守所的大门。
公安人员把我交给了看守所的管理员（看守）。管理员给我下了手铐。他说：小刀、钞票等物都不准带进去；你如果有，就交给我代你保管。我把兜里带的3圆人民币交给他。他问：你是否买手纸？我说：买。他递给我一刀粗手纸和一张存款条。就把我送进监房，交给了监房管理员。我被关进了监号。这是一间约有10平方米的小屋，门窗都是铁的。门上有个宽约有3厘米，长约10厘米的小孔，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从里面看不到外面；这是专为监视犯人用的，名字叫做”窥孔“。靠窗户的一边有一个木床铺，可以睡5个人。监号的一角有个大尿桶，供犯人小便之用，放茅时就提出去倒了。我迸监号时，里面已经关押了两个人，他们正在洗脸。我刚放好了行李，外面喊：开饭。管理员给我送来了一双竹筷子，两个粗瓷碗。那两位同学（在北京犯人之间互称同学，以后在山西监狱，犯人之间不准称同学）打进了饭，每人一个窝窝头，一碗棒子面粥，一块萝卜咸菜。早饭后，指导员找我谈话，给了我一些开导。他说：”不要顾虑重重，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早饭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房门口喊：”葛佩琦，出来！“我出了监号，她一挥手，要我跟着她走。她领着我出了监房院的大门，把我交给了一位武装战士，他把我带到了另一个院。这个院内有一排北房，开了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我进了审讯室，看到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我时，那位穿便衣的人。他让我坐下，并说：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他问不我的简单经历和家庭概况。然后说：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楚你的问题；国家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交待问题，就有前途。最后，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我爱人患心脏病，在西郊休养；我女儿因猩红热后遗症，住在儿童医院；她们不知道我被捕的情况，我想写封信给我爱人。他考虑了一会儿，对我说：可以，你写好了信，交给管理员，要他转给我，我代你发（按规定，没有结案的人，不准写信）。
1958年春节后，一位年轻的审讯员开始对我进行系统地审讯。先讯问我的历史经历，后讯问我的”犯罪情况“。当我谈到1938年我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审讯员问：”你组织游击队干什么？“我说：”抗日。“他一拍桌子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是抗日的吗？不要胡说。“当审讯员问我：”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都干了些什么事？“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地下组织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我党地下组织。“审讯员怨声斥责说，”你是‘国民党少将’，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这次审讯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我想，我如果再坚持我是共产党员，可能遭到严厉的、危险的惩处。于是”不要拿着鸡蛋碰石柱子“、”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这些话就在我的脑子中起了作用。从此以后，我在被审讯时，不再说我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我的”写亲笔供词提纲“中， 也没有要求写入党和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这第一次系统审讯共进行了36次，有时自天、黑夜连续进行，简直是精神折磨。
1958年秋，那位年轻的审讯员开始了对我的第二次系统审讯。这次系统审讯的内容和第一次系统审讯的内容基本上相同。在这轮审讯过程中，审讯员提出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我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只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和我在工作上取单线联系的李年，也是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这第二次系统审讯共进行了30次。
1958年冬初，审讯员交给我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其中没有关于我参加共产党和做地下工作的内容。审讯员要我根据提纲写“亲笔供词”。我很快地写好了，交上去。过了不久，审讯员告诉我，你的问题己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对于一个坐在监号里，吃窝头，喝菜汤，经过漫长岁月的坐监人来说，一旦得到“结案”，也是一件喜事。
1959年2月下旬，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给 我一份起诉书。管理员要我好好看看，准备开庭。起诉书的主要内容是，把我的革命历史诬为“历史反革命”；以1957年报刊上对我的那些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诬我为“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它要求法院对我“依法惩处。
在开庭前两天，一位女管理员找我谈话。她说，”你的案子后天开庭，你是否请律师辩护？“我说：”我已经交代清楚了，用不着请律师辩护，由法院看着办吧！“那位管理员说：”请律师还得花钱；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的。“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管理员开开监号门，叫我去开庭。我以为开庭要到法院，其实不是，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出了监房院的大门不远，到了看守所的另一个大院。院内有一栋座北朝南的瓦房，门上边写着”法庭“三字。庭内摆满了木制的长条椅子，但无人旁听。法庭的东头有一个审判台，上面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审判台前面，站着几名法警。我迸法庭之后，坐在一条木椅子上。
审理开始，审判员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然后由检察员宣读起诉书。读完之后，审判员要我陈述意见。我说：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控告我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控告我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但这不是我的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这些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我是接受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条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槽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尘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干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故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律依法宣告无罪释放。检察员对我的答辩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陪审员说：请法院根据检察院的控诉和被告的答辩公正判决。审判员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审判员宣布：辩论终结，听候判决。退庭。
在北京市看守所
1959年4月中旬，政府把我从北京草岚子看守所送到北京市看守所。在这里被关押的大部分是判了刑的人，有反革命分子，也有刑事犯罪分子。这是一个劳改单位，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大都有生产任务。我被分配做折页子工作。即把印好的大张书面，按页码折叠成小张，以便装订成书。在这里，窝窝头成为激发劳动积极性的手段，产量高的，每人每餐4个窝头；产量低的，每人每餐3个窝头；没有参加劳动的，每人每餐两个窝头。白天劳动8个小时，晚上学习两个小时；学习的唯一要求是“认罪服法”。被判了刑的人，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
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案件做出了判决。7月初我接到了判决书。判决的主文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于敌特机关。参予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作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8个、帽徽一个、证章3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读了这份判决书，我想起了草岚子看守所那位女管理员的话，“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听党的话的”。这真是经验之谈。
对于这个判决，我曾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多次提出申诉，都被驳回了。好象这个判决是很“正确的”。这个判决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请看看21年后，即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再审判决吧！
接到判决后，我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波动。我想：我自参加革命以来，舍生忘死，打入敌人营垒，为国家为革命，冒险犯难，奋力战斗，坚强不屈。而今蒙受如此奇冤，生死道路，何去何从？！我又想：我的革命历程，一步一个脚印，历历可数，有人作证；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的冤案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这是我能含冤奋斗，度过18年冤狱的精神支柱。
1959年7月下旬，我二哥葛畔瑜、四哥葛畔宫带着我的五个孩子，到北京市看守所探望我。这是我被捕后20个月，第一次见到家属。我感到很高兴，但高兴中包含着无限悲伤！我二哥自小在家乡种地，帮助我来北京读书，我每次来北京时，他总是用我们家养的小驴，驮着行李，送我到距我村60里的兰村车站，上火车。他现在的生活很困难，我不但不能帮助他，反而给他增加了累赘。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我的被捕，给他增加了很多忧愁！他再三劝诫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抚育孩子。从我14岁的大女儿口中得知：由于我的被捕，她母亲的心脏病加重，不能下床。她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小（现在的北京实验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为了帮助她有病的妈妈照料弟弟妹妹，她上了一年，就休学了。看看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我心如刀绞！我为革命冒险犯难，舍生忘死，忠心耿耿，坚贞不二；今天落得身陷图国，累及兄长，贻误子女。孰实为之？孰令致之？难道是共产党无情吗？不是。而是共产党内部的极少数坏人，为了私人利益造成的。
我在北京市看守所关押5年之久，身体条件大为减弱，血色素最低到了3。5克，先后患过大便出血、肋骨结核，干部送我到公安医院治好了。1962年秋，我的右脚拇指生了一个毒疮，由于治疗不当，几乎造成小腿截肢；至今还留有腿脚麻木的后遗症。
在北京市第一监狱
1964年春，我被由北京市看守所，转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这是一所古老的监狱，现在是一个人的劳改单位。内有织袜子工厂、塑料工厂、鱼杆车间等。我因为患病，未参加劳动，长期住在监狱医院的病房。在这个监狱被关押的人，多数是被判长期徒刑的人。我利用住病房的时间写申诉。当时，正值该监狱对犯人进行冬训的期间，监狱长曾三次找我谈话，暗示我只要停止写申诉，就算认罪服法，可以考虑给我减刑。医院的刘院长也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你写的申诉“一文钱不值”（意思是说写申诉减不了刑）。他并叮嘱我，你趁着冬训期间，好好学习，认罪服法，是有出路的（暗示可能减刑）。在劳改单位，领导干部能对被改造者做出这样的暗示，是不可多得的。但我就是接受不了。写申诉，我一写就是几万字、十几万字；写“认罪服法汇报”，我只能东拉西扯写几百字。因为无罪可认，我也不愿欺骗政府。别人利用冬训期间写认罪服法汇报；我写申诉书。这次申诉，我其写了240页，约12万字，一位王队长用一寸多长的铜钉，给我装订成册；并说，他负责给我转呈上去。我的这份申诉转呈上去之后，也是石沉大海，否无批复。
在山西大青窑煤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市当局为了清理政治环境，准备把住在北京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疏散到外地去。8月6日晚上，把由各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市第一监狱的500多名已经判刑的“反革命分子”，押上铁闷子火车，沿路不停，专程送到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大青窑煤矿，我是其中的一个。大青窑是一个劳动改造单位，属山西省劳改队第四支队管辖。来到这里的被改造者，唯一的劳动任务就是下煤窑挖煤。我因为在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