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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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感谢新闻界和广大人民对我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中，说明对错案平反的一条重要政策，“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党和政府长期以来贯彻执行这项政策。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的错案，在全国报纸都刊登了，是在全国范围内弄错了的，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平反。但当我的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时，我要求把“复查结论”在报纸上宣布，有关当局却不予批准。甚至，新闻记者写的采访我的报道，他们也不准发表。他们这种不按政策办事的作法，加重了对我的政治压力。不得已，我向中央宣传部与了一封申诉信，请求将我的错案平反结论见报。该部一位副部长回信说：依据党的政策，你的错案平反结论应该见报。有关当局不准见报，你可以依据宪法赋予你的权利，自己写文章，报社是会给你发表的。于是我和几家报社联系，他们欢迎我的稿子。　
　　1982年12月7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了拙稿《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拙稿《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2月18日，《光明日报》以《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为标题；把有关单位给我作的“复查结论”中的主要内容，告诉了读者。12月19日，广州《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同志写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转登了这篇访问记。许多省市的文摘报和地方报纸，也摘登了这篇访问记的主要内容。从而引起广大读者对我的关注，我先后收到近千封热情洋溢的人民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来看望我。新闻界的同志们、朋友们和广大人民对我的这种同情和支持，我万分感激！　
　　由于我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1985年“一二·九”运动50周年前后，新闻界的同志们、朋友们又给了我一些关怀和鼓励。1985年5月，北京《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青马同志写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　访葛佩琦》。同年6月，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叶永烈同志写的《泪人恨葛佩琦传》。有些报刊曾摘要登载了这篇访问记的内容。9月9日，安徽省《阜阳日报》发表了王天襄同志写的《葛佩琦在界首》。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同志写的《抚今追昔意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发表了周建明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支部生活》发表了李海鸥同志写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我感谢上述报道我的事迹的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后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是我的冤案能够得以彻底乎反的根本依据。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是我的错案能够起死回生、得到改正的关键。　
　　在我的冤案平反、错案改正、党籍恢复的过程中，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和工作同志们，给予我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我万分感激！　
　　1984年6月，一些老同学、老战友会餐于北京烤鸭店，祝贺我的冤案彻底平反。原劳动人事部顾问、我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同志，即席赋七绝一首，以示祝贺！　
　　原诗如下：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子久同志的这四句诗，概括了我的经历和性格。抄录于此，以维读者。　

　　出生入死　艰苦卓绝
　　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
　　罗竹风　
　　1957年在春风和照的安样日子里，知识界为贯彻“双百”方针，促使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进一步发展，正在大展宏图，有所作为。五、六月间中央和地方先后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也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希望他们对各级领导提些意见，无非是为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言犹在耳，不久就变成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了。当时唯恐人家不放或放得不够，还出现了一种“引蛇出洞”和所谓“钓鱼”的理论，干方百计地引导他们多说心里话。“反右”斗争延续两、三年（包括整风补课）之久，不知有多少人“出洞”、“上钩”！　
　　“反右”一开始，在《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上登出人民大学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骇人新闻，孤零零的几句话，又无前言后语，令人难以置信；但赫然在目，罪责难逃，也实在够令人惊心动魄的了。　
　　葛佩琦，我是很熟悉的，原名葛畔珩，他是我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同学，而且还是山东平度县的小同乡，他爱人朱秀玲是我爱人在北平女一中的同班同学。看到这条重要消息，我和我爱人不禁大吃一惊，葛佩琦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呢！两人窃窃自议，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对葛佩琦，我们是深切理解的，他是苦出身，靠半工半读人中学，依靠埋头用功，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从其为人处世的全过程加以论断，他又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至于背景如何，不得而知，越想越糊涂，这样更增加了我们的迷惘。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我略加透露，便挨了当头一棒，险些落入泥沼。　
　　往事如烟缭绕脑际，退回几十年以前，我从平度知务中学初中毕业到黄县崇实中学高中读书；从平度到黄县约360里，当时还没有长途汽车，只能徒步或者“雇脚”（雇小毛驴）；一般是25里至30里便有驿站。在交通干线上有许多人以“赶脚”为生，来往不绝，我就是利用这种交通工具到黄县的，一站“脚力”为两、三吊钱（铜板约100枚）。没有顺头脚，“鸡声茅店月”，就起早背起行李赶一程。葛佩琦因家境贫寒，无力“雇脚”，用小扁担挑起铺盖卷儿，步行360里，到了黄县。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引起同学们的赞叹和敬佩。　
　　他半工半读维持学业。男生宿舍早起床、晚息灯，都由他摇铃作为“号令”，因此人们戏称他为“学监”。学校有什么文娱活动，葛佩琦总是喜欢自动演点节目，山东梆子、毛轴棍儿（家乡小戏）、双簧一齐来，因而他在同学中是颇有点“知名度”的。葛佩琦就是这样一个朴诚、憨直、勤奋、心地良善、自得其乐的青年学生。　
　　当时北伐军已到山东，国民党政府勒令所有私立中学立案，才承认其合法地位；崇实中学是教会办的，美国人不肯立案，于是学生借纪念“五·三”济南惨案，大闹一场，学校陷于停顿。高中还差一年，我去北平考人大同中学高中三继续读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葛佩琦同学到北平崇实中学，仍然半工半读，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铁工厂干活儿。接着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我们又成了同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踏步侵入东北、华北，国民党在“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政策下，步步撤退，时局极端动荡。胡适的那一套“读书救国论”已被现实所粉碎，葛佩琦也从实验室走向十字街头，为抗日救国而呼号。因为苦学，学习成绩优良，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后来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不久，就成为职业革命者了。我是1935年5月间离开北平的，历经“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双十二事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对葛佩琦的情况不很了解；但坚信他一定在革命阵营里为救亡图存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最后的一个据点青岛也宣告解放。我随军接管山东大学时任军代表。这年暑假，葛佩琦和夫人朱秀玲到青岛，由黄县崇实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曲漱蕙（山大动物系教授）陪同他们和我相见。故人重逢，倍觉亲切，得知他曾打人国民党部队搞情报工作，先在河南，后到东北。我劝他留在山大物理系任教，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而且离家近，探望方便。但葛佩琦一定要去北平，说是为了找组织关系。不便坚留，只得让他们走了。后来知道，他在有名的通县师范教书，不久就调到人民大学去了。不料霹雳一声，他竟然被打成极右分子，生活的艰辛，自然不言而喻。　
　　“文化大革命”十年，雪上加霜，五荤六索，新帐旧帐一起算，葛佩琦便被打人十八层地狱了！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到原工作单位人民大学党委申诉没有结果，他坚韧不拔地先后到北京市委、中央组织部连续申诉，最后“告御状”到了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数十年冤狱才得昭雪。他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坚持到底呢？无非是自信一生光明磊落，心里无鬼；同时相信党、相信群众。此外，还有许多北大老同学热情帮助并加以指点。　
　　起初是听李欣、孙思白等同志详细介绍了葛佩琦的有关情况，我才能够前后联贯起来，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大半生的全貌。　
　　今年2月间，我从日本回来，葛佩琦的一部书稿《葛佩琦回忆录》已经寄到我的家里来了。我立即给他回信，简单报告近况；过了几天，他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并要我为他的书稿写一篇“序言”；因知之深，自然一口答应下来。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我们都进入耄耆之年，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下，我仔细地看过《葛佩琦回忆录》，全文以时间为序，平铺直叙，只讲历史事实，很少发什么议论，这也是让事实来说话吧。把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党艰苦奋斗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一边阅读，一边激动，心情很不平静。打入国民党军心脏，孤军深入，万一有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正是我们家乡人所说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这种特殊工作，需要沉着、冷静、勇敢、机智，可以说非大勇大智莫办；但先决条件必须是对革命无限忠诚，毫不犹豫、动摇。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葛佩琦自始至终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任务。通过这部书稿，也可以透视当年革命“三角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使读者知道革命胜利的确是来之不易。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展望未来，也只能从以往和现在作为立足点，不能架空，更不能随心所欲。愿读者都牢记我们的革命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成绩。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乌云已经消散，面对现在春光明媚，像葛佩琦这样“劫后余生”的老同志，理应过好晚年吧？但愿如此。作为老同学，我谨向他以及全家祝福。　
　　1991年5月21日　
　　（END）

　　附录：　
　　葛佩崎同志的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同志，因患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1993年1月13日11时5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葛佩琦同志1911年9月24日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葛佩琦同志就读于北京大学期间，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在从事学生运动中，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　
　　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多次接受党的指派，在河南、陕西、东北等　地国民党军政机构中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除了利用党组织为他安排的公开身份做党的工作外，还曾利用党的掩护组织“西安研究书店”，积极营救被捕同志并协助转移。　
　　解放后；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工作中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著有若干学术著作，深受学生的爱戴。　
　　1957年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大右派而全国闻名，同年遭受拘捕，于1959年6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及“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冤狱18年。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阔，能正确对待个人不幸的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在特赦战犯期间，于1975年以国民党将级军官身份获特赦释放。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1980年12月平反，后由中央有关部和原河南省委书记证明，于1983年5月经北京市委批准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恢复党籍后，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奉献余生。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正不阿，心胸豁达，坚韧顽强，忍辱负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思国忧民，坚信真理，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广泛地联系和团结群众。他乐于助人，仗义直言，特别关心那些曾受到冤屈而向他求助的人，受到周围群众的尊重。他生活极为简朴，从不以一个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葛佩琦同志离我们而去，我们将以沉痛的心情缅怀他革命的一生。　
　　葛佩琦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葛佩琦同志安息吧！
　
　　“一二·九”老战士聚会京城深切悼念老战友葛佩琦　

　　本报讯　1月25日，部分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聚会悼念老战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　
　　葛佩琦同志1935年参加革命，是“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他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我党地下工作，团结广大爱国青年，同顽固势力进行了巧妙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葛佩琦　同志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冤狱18年，1975年释放，1980年12月平反。　
　　参加座谈的老同志回顾了葛佩琦同志一生传奇般坎坷曲折的经历，高度赞扬了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真理，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葛佩琦教授平反后，有人曾问他是否感到痛苦和遗憾，他说，过去我经历了坎坷之路，痛苦已经过去，历史出现反复的时候，‘总有人要受挫折，革命的道路没有笔直的。不如人意的事情过去了，’总去想它，就等于自我惩罚。1985年，耄窒之年的葛佩琦教授同部分“一二·九”老战士在中国人民大学与青年学生座谈时，以自己的坎坷经历，勉励青年学生要继承发扬“一二·九”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这种精神，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行列。他语重心长地希望青年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相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人民走上光明之路，也一定能带领人民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鼓励青年人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的，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