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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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将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大批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被捕、被杀；各校学生会几乎都被破坏了。
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彭涛同志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秘密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学联的发动下，北平许多大、中学校开始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
国民党为顺就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筹备组织冀察“自治”机构。1935年11月，南京政府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住在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他与日本方面进行了秘密会谈，决定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总揽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军政大权的机构。由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有些委员是老牌亲日派。消息传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由北平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游行示威。得到通知的各校学生，于12月8日深夜，作好了游行准备。
12月9日凌晨，北风凛例，寒气逼人。各校学生，冒着严寒出动了。在北平城西北约30里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8点钟就到达了北平西直门。但城门紧闭，铁门加锁。城上城下，布满了国民党的武装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学生要求开城门。军警说：没有上级命令，谁来也不能开门。城外的学生队伍，转到阜城门、西便门，铁门都已上锁。学生们气愤填膺，斗志昂扬，就在城外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他们从早到晚，斗争一天，滴水未进，忍饥受寒，直到暮色苍茫，才徒步返校。
地处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学生，天还不亮，就集合编队，准备到西直门迎接城外的学生队伍，共同游行。当他们得知西直门早已关闭，城外的学生队伍进不来城，便群情激昂，怒不可遏。他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阻拦，高举校旗，单独出发了。同学们肩膀挨着肩膀，手臂挽着手臂，迈着健壮的步伐，走上街头。沿北沟沿（现在的赵登禹路）南进，转到西四牌楼以西，遭到军警堵截，展开激烈搏斗。学生们冲破军警的包围，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队伍汇合，经府右街，奔向新华门。
地处西城的中国大学（现在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所在地）的大门，天还不亮，就被军警层层包围了。学生们越墙而出，集合前进，沿途给被阻拦在校内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解了围。大家共同游行，经过西单，进到新华门。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南门，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听说学生们要来请愿，便大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戒备森严，杀气腾腾。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越来越多。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女附中、市立女一中、东北中山中学、艺文中学等校的学生，都先后到达了。到上午10点多钟，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约有二干人。看到新华门外气势汹汹的国民党武装军队，学生们更为气愤，大家挥动着旗帜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I”
“反对华北自治！”
“收复东北失地！”
“武装保卫华北！”
学生们在新华门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六项请愿要求：
（一）反对成立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
（二）反对中日间的一切秘密外交，立即公布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大会推出12人，作为前往居仁堂找何应钦请愿的代表，但是新华门紧闭，学生代表进不去。学生们的斗争情绪，越来越激昂。坚持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被迫出来接见。代表们强烈要求何应钦出来与学生见面，并义正词产地宣读了六项请愿要求，还要求侯成下令军警打开西直门，让城外的学生进城，参加请愿游行。侯成战战兢兢的答复说：何代表不在城内（他听说学生要游行，跑到小汤山洗澡去了），诸位提出的要求，兄弟可代为转达。关于下令开放西直门的问题，他推诿说，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加以拒绝。他并说，据他所知“并无秘密外交和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他要求学生们“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读书救国”，·…¨。侯成的回答，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
请愿不成，各校代表立即作出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拟定的游行计划是，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新街口转赴西直门，接迎城外的学生队伍入城，共同游行，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由东北大学的宋黎同学担任游行总指挥。当他宣布：示威游行开始！大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大踏步地前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应，声震云霄，气壮山河。
示威游行队伍沿西长安街西迸，到达西单牌楼附近时，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上来，挥动木棍、皮鞭、枪柄，向学生劈面乱打。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经过英勇斗争，学生冲了过去。游行队伍转到西单北大街北进，突破西四牌楼军警的封锁线，继续北进时。交通员传来信息说：西直门附近布满了武装军警和宪兵，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驱散前去的学生。要打开西直门，已不可能。于是总指挥部决定：改道东行，奔赴沙滩、王府井……。以便宣传群众扩大影响。队伍经过定阜大街时，辅仁大学的100多名学生参加进来。大队经过地安门时，又有河北高中、孔德中学、中法大学、精业中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事先未得到游行通知，当游行队伍到达沙滩（现在的五四大街）时，我们北大的同学立即鸣钟集合，同学们从课堂、实验室、图书馆汇集到红楼前，举着临时用床单赶制的“北京大学”的横幅，加入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队伍己超过三千人。
王府井大街与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一路之隔。反动当局以为学生队伍要到东交民巷，冲击日本大使馆；就调集了大批武装军警和消防汽车，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布置了一条封锁线。学生代表前往交涉，军警头目握着手枪说：“不准通过，谁敢往前冲，就开枪。”学生们继续前进。军警用高压水龙向学生冲射。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水冲在学生身上，顿时冻成冰。身上地上冰渣哗啦哗啦地响，学生们仍然斗志昂扬地向前冲，冲上去抢夺水龙。武装军警挥舞着皮鞭、棍棒、大刀、枪柄向学生打来、砍来。学生们进行了英勇抵抗。有的学生被军警抓了去；同学们又冲上去夺回来。有些学生受了伤，血流到马路上，霎时间冻成晶莹的血花。但他们还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学生与军警搏斗半个多小时，游行队伍被打散；一些学生被捕，30多名学生受伤。
时近黄昏，学生们战斗了一天，滴水未进。为了保存实力，以备再战，总指挥部下令，“同学们，快到北京大学第三院集合？”（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大街，距王府井大街很近）集合后，指挥部传达了北平市学联的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并再接再厉，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们热烈鼓掌并高喊抗日口号，然后分别返校。
历史上把这次运动叫做“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下面谈谈“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这里说的“一二·九”运动时期，是指从1935年12月9日至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这一段时间。
1933年以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平大多数学校的学生会，遭到反动派的破坏。1935年11月下旬，北大同学刘松云（又名刘江陵，地下党员）对我说：北平学联正在发动各校学生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们北大同学也应行动起来。“我就参加了筹组北大学生会的活动。12月初我签名发起组织北大学生会。12月6日我参加了在北大红楼召开的学生会筹备会。会上讨论了学生会的组织章程，决定了各班选举代表的办法。推选了筹备委员13人（每系一人），负责印发选票，在文、理、法三院分别设置投票箱，限12月9日中午投票截止，下午当众开票。
12月9日下午，由于同学们参加了示威游行，未能12月9日夜间，北大的地下党支部、团支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彻夜开会，研究如何组织学生会和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月10日上午在红楼召开班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学生会组织章程，选举了学生会负责人，我当选为执行委员。班代表大会决定：自即日起，实行全校总罢课；并决定下午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
午后二时，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在新四斋院内召开。首先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 这是”＿二·九“运动时期成立的第一届北大学生会。全体大会通过下列决议：（一）以大会名义发表北大学生罢课宣言；（二）以学生会名义派代表参加北平市学联；（三）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会选出朱仲龙（朱穆之）、韩天石等三人为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副主席）。10日晚上，在北大二院召开了学生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讨论执行全体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措施。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1935年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成立。”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2月16日这一天，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确定了游行计划和路线，分别通知各校学生会。北京大学学生会15日晚上接到学联通知时，正在开第二次班代表大会。大会热烈通过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决议，并讨论了有关示威游行的各项问题，延续到夜11点才散会。执行委员会紧接着就组织同学做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赶制了许多宣传品，成立了临时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我在交通队工作，负责各游行队伍之间的联络和通信。北京大学的男女同学，以宿舍为单位分编为五个队。
12月16日凌晨，北大的各学生宿舍都被国民党的武装军警包围了。我住在西斋（第一宿舍），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排，与手持武器的军警对峙在西斋的大门口。当我带着西斋队伍向外冲时，我和举大旗的两位同学就被逮捕了。十几个侦缉队员用手枪对着我们，拳打脚踢，把我们三人押到银闸胡同内六区警察署，拴在木柱上。银闸胡同离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现在叫五四大街）很近。当我听到从沙滩传来的口号声、歌唱声，我估计是北大同学的游行队伍冲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
上午10点多钟，开始“过堂”（审讯）。审讯室的光线很暗，当中放着一张审案桌，两旁有四个站班的警察，桌子北面坐着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他气势汹汹地间我：“你们这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讲，你们游行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我气愤地回答说：“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那个审讯的警官威吓说：“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实应罪上加罪。”我愤怒地说：“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我们抗日有理，爱国无罪，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那个警官的八字胡直哆嗦，脸部气白了，恶狠狠地说：“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我忿忿地说：“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那个审讯的警官大肆咆哮：“把他拉下去，给他带上手铸，送市警察局。”
当天下午，我们被押送到北平警察局，警车直接开进大门。下车后，几个警察围拢上来，点了名，下了手铐，搜查了全身。把钢笔、钥匙、钞票等物都收去了；把我们押进了监房。这是三间阴暗潮湿的旧式监房，屋内两边有两铺大炕，当中放着一只尿桶。炕上没有被褥，学生睡在破席上。每天两顿饭，每顿两个小窝窝头，一块咸菜。夜间北风怒吼，饥寒交迫，睡不着，我们就齐唱救亡歌曲。被捕的学生来自不同学校，素不相识，但却亲如手足，团结一致，对敌斗争。监房里，除我们被捕的学生之外，还有几位“老政治犯”。他们看到我们被捕的学生就急切地打听学生运动的情况和社会上的政治形势。我们做了简单介绍之后，他们高兴地说：“革命自有后来人，捉是捉不尽的，杀是杀不绝的！”他们还秘密地告诉我们：监房里有一个假“政治犯”，是当局派进来的特务，要我们少和那个人接触。我们被送到市警察局之后，一次也没有“过堂”。
12月20日开始，关押在监房里的各校学生，相继被保释。我们北大在“一二·一六”被逮捕的同学共五人，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校。通过这次被捕坐牢，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就必须靠拢中国共产党。
“一二·一六”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但参加的人数更多，斗争更加激烈。在天桥召开了有学生和市民约两万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出现了学生与军警抢夺水龙，学生们以血肉之躯撞开了西便门的铁门、学生与军警多次展开流血斗争激烈场面。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吓得冀察当局惊慌失措，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我党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天津、济南、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开封、太原、成都等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起而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的爆发。我们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七·七”事变之后，绝大多数投入了抗日战争。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国民党为了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两套办法：一是由南京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地大、专学校，让学生选举代表，由校长带领，于1936年1月中旬赴南京“聆训”；二是命令各地大、中学校提前放寒假。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这两套办法，北大学生会通过两项决议：第一，坚决拒绝选派赴南京“聆训”的代表；第二，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平津学联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团，参加的有平津学生500多人。1936年1月初，一、二、三团由北平出发，四团由天津出发，边行军边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