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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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团，参加的有平津学生500多人。1936年1月初，一、二、三团由北平出发，四团由天津出发，边行军边宣传。1月8日，四路大军会师于河北省固安县城，进行了四天抗日救亡大宣传。总指挥部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整顿了组织（第四团编入第一团），决定了今后的宣传计划。各团分路出发，继续扩大宣传。这些来自北平，天津的男女学生，冒严寒、走农村、忍饥挨饿，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撒在华北的大地上！唤醒了工农，锻炼了自己。这就是当年平津学生的社会实践。
在那种抗日犯法、爱国有罪的年代，平津学生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也遭到国民党军警尾追、堵截。第二团在河北省辛立庄被军警打散；第三团在河北省高碑店，遭到军警包围，被迫返回北平。只有北大同学所在的第一团（包括天津的一些同学），运用昼伏夜行的战术，甩掉了尾追的军警，完成宣传任务，到达了指挥部指定的地点 保定。在此宣传了两天，接到北平学联的通知，于1月24日（农历除夕）返回北平。我代表北大学生会接待了他们，并和留在北平的天津宣传团员共进了除夕晚餐。
我和北大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留在后方，负责支援南下扩大宣传团。主要任务是：（1）募集捐款，送到前方，解决宣传团的吃饭问题；（2）将宣传团在农村的活动情况，及时传达给留校同学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影响；（3）将北大以及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情况，特别是反复课斗争的情况，及时传达给南下宣传的同学，以鼓舞士气。我们留在后方的几个负责人，胜利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6 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的。现将成立经过简述如下：
1936年1月13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到达河北省高碑店，被国民党的警察和便衣包围在一个小店里，强迫解散时，全体团员夜间在小店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大家慷概激昂，气愤填膺，一致表示：要继续团结在一起，为抗日救亡奋斗到底！并要求成立一个组织，把这支抗日力量保存下来。经过热烈讨论，第三团团长蒋南翔同志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全体团员热烈通过。第三团回到北平后，成立了这个组织。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第一团和第二团的部分团员，于1月21日到达保定。做了两天宣传工作；1月23日，河北省政府便不准他们出门，宣传工作无法进行。旋即接到北平学联要他们回北平的通知。当天晚上，在他们所住的保定大同中学，召开了回北平之前的最后一次团员大会。团员们表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的力量要保存下来，就必须成立一个先进的抗日组织。团员们为这个组织提出了许多名称。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把它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推举韩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于1936年2月又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全体团员大会，经我党地下组织的同意。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正式宣布成立。我当即参加了“民先队”，进一步靠拢了共产党。
7 “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就掀起了镇压学生的恶浪，许多学校的爱国学生，被逮捕或开除。设立在北平市地安门外的河北省立第17中学（简称河北高中）当局，强行改组学生会，并开除了参加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10人。把他们的行李扔到大门外，强迫他们离校。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遭到拒绝。高二、高三班的同学60人，激于义愤，和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街头，无处可去。傍晚，投宿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学生宿舍。我们北大同学给予这些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战友以深切的同情。我和其他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予以热情的慰问。住三院宿舍的北大同学，主动腾出铺位，让他们住宿。
按照北平学联的布置，各学校的学生代表300多人，于2月13日，护送河北高中被逐出的学生返校。该校闭门不纳，无人接待。学生们越墙而入，遂与该校部分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不久，前来的外校学生即离去。早已闻风躲出校外的该校校长，于下午6时，伙同军警返回学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逮捕，五花大绑，押送监狱。郭清是一位普通的爱国学生，反动派却把他当成学生运动中的领导人物，是“大闹”河北高中的“主谋者”。于是对他严刑逼供，残酷折磨。但并没有从郭清口中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3月9日，爱国学生郭清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噩耗传来，各校学生悲愤异常，纷纷要求北平学联，对郭清之死要有所行动。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夜间，北大学生会接到学联的该项通知，我和其他几位执行委员连夜把开追悼会的消息，秘密通知了一些进步同学。
3月31日早晨，一位外校学生，用大汽车，从棺材铺运来一口空棺材，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上午8时，我来到大礼堂，看到棺材前脸挂着速描的郭清像，棺材周围摆放着各校学生送来的很多挽联和花圈。有些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以为棺材里果真装硷着郭清烈士的尸体，顿时悲从中来！特别是有些女同学，泣不成声！
上午9时左有，集合到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正准备开始进行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来到会场，严厉训斥学生，勒令停止开会。学生们置之不理。他把在场的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大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同学，叫到校长办公室。一定要他解散追悼会；不解散，就要处分他。当时，北大的各院院长胡适等人，都在校长办公室；
韩天石同学回到会场，汇报了情况。学联党团研究决定：追悼会继续进行。这时，北平市当局已派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的大门。守在门内的学生纠察队，严阵以待。上午11时，追悼大会开始。主席致词之后，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发言，慷慨激昂，悲愤异常。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道：我们连开追悼会的自由都没有了。大门已被封锁，军警要逮捕我们，怎么办？有人提议“抬棺游行”。大多数学生赞同。但大门已经出不去了。学生们就把北大三院与孔德中学之间的隔墙拆开一个豁口，将棺材抬出，经孔德中学的大门走上街头，开始了抬棺游行。游行队伍经东华门大街转到北池子大街，正在步伐整齐地前进时，被军警的摩托车队追上。他们向游行队伍横冲直撞，乱打滥捕。学生们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结果，有些学生被打伤，有50多名学生被逮捕，押上警车，关进陆军监狱。在被捕的学生中，有北大的男同学5人、女同学4人。
31日下午，北京大学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张宣布：“本届学生会着即停止一切活动”。另一张宣布：“查本校学生巫省三、吴沛苍、韩天石、叶纪霖因人，破坏秩序，危害全校安宁，应即开除学籍。”
8 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面对现实，我们北大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和全体同学开展了要求恢复学生会、反对开除爱国同学、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
4月1日上午，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学生会是由全体同学推选代表组织而成，学校当局不能任意摧残。”在未经全体同学决议停止本会活动之前，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和要求学校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
4月1日下午，学生会派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去见校长蒋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校长余怒未息，气冲冲地说：把棺材抬进北大，是侮辱我蒋梦麟；你们学生会不经我批准，就召集外校学生来北大开会，是超越职权；“成命断难收回，学生会不能恢复。”蒋并表示：对被捕学生，“不能再予庇护。”从此之后，蒋校长拒绝接见学生会的代表。
但我们学生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蒋梦麟的态度顽固，而放弃对被捕同学的营救和对被开除同学的支援。我们采取下述方式开展工作：（一）发动被开除和被捕同学所在的班、系接二连三地去找蒋梦麟请愿，要求他保释被捕同学和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访问同情学生运动的社会知名人士，请他们对有关军政当局，晓之以爱国大义，劝他们早日释放被捕学生；（三）联络被捕同学的朋友、同班同学、同乡到陆军监狱探监，送衣物，去的人数次数越多，越能给反动当局以精神压力。
采取上述方式，对营救被捕同学，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从4月2日到4日每天都有各班学生代表多人、多次去找蒋梦麟请愿；4月3日上午11点，有34个班的学生代表66人及女同学代表6人，一同去向蒋梦麟请愿，一直谈到下午两点，还不让他回家。他为摆脱困境，最后说，我因今天接见同学次数太多，精神疲倦，埃改日再谈。代表们才退出他的办公室。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和“疲劳轰炸”，终于使蒋校长改变了他拒绝保释被捕同学的态度。
他说：“关于保释被捕同学事，本人已再三声明，决不帮忙；兹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帮助。”这样，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就得到了开展。从4月13日至5月13日，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9人，相继被保释出狱。由于各方面的努力营救，其他学校被捕的男女学生，也先后得到释放。
“三·三一”抬棺游行，学生们虽然遭受了一点挫折；但针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的险恶环境，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显示了中国青年的骨气。自从1936年2月，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来，反动派对平津以至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批爱国学生被逮捕、关押或屠杀！“三·三一”抬棺游行，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显示了中国青年是吓不倒的，是有骨气的，是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
9 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由于“三·三一”抬棺游行，北大学生会虽然被学校当局命令“停止一切活动”；但实际上，学生会的原组织依然存在，一天也没有停止活动。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原学生会的组织机构，仍然是北大抗日救亡的领导机构。
1936年夏天，华北局势急剧恶化。5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防共自治协定”。在此时期，日本将“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该部实际上是日军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指挥部。为了加紧侵略中国，日本大举向华北增兵。自1936年5月中旬至5月底，由日本运到天津的侵略军，就有七千多人。装备有大炮、坦克等各种轻重武器，耀武扬威地经过天津繁华区，开进日本兵营。
日本侵略军把被迫为他们扩建兵营、修筑军事工程的大批中国工人，秘密处死，将尸体抛人天津海河。我亲眼看到天津海河上有不少浮尸。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种残暴行动，激怒了天津爱国学生。5月28日，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海河浮尸，天津市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彻查海河浮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表达了中国青年抗日救亡的决心。
北京大学的同学为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纷纷要求原学生会执委会要有所表示。执委会遂即于5月31日（星期日）上午，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决定：（一）自6月1日起停课三天；（二）发表宣言，支援天津学生的示威运动；（三）自动恢复学生会，并向学校当局备案。由于北大当局拒绝备案。原学生会遂于6月1日上午在三院大礼堂，再次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恢复学生会的问题。刚刚宣布开会，北平市当局突然派来警察、宪兵多人，进入会场，制止开会。他们说：原学生会己被学校当局下令“停止一切活动”，无权再召开大会。学生正在与警察、宪兵交涉，北大教务长和秘书长赶到会场；劝说学生停止开会。学生乃退出礼堂，撤到三院大操场，开座谈会。讨论决定：（一）将北大学生会改名为“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二）由原学生会执行委员负责印制选票，分发给全体同学，选举救国委员会委员，名额为21人；（三）限6月2日上午9点当众开票。
我们原学生会执行委员分组负责，按大会决议进行工作，于6月2日下午3时，当众开票选出救国委员会委员21人。我是当选的委员之一。原学生会执行委员会，遂将学生会的全部工作和文件，移交给救国委员会。这届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虽然始终未得到北大当局的批准备案，但在民先队的大力支持和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下，仍然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并且参加了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于6月13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游行。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接到通知后，我和其他委员立即发动北大同学，响应学联号召，积极参加游行。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学生没有和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从《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采取了敌对态度。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对待学生的办法是：狠打，不杀；捉而不判。所以在”三·三一“事件中，造成很多学生受伤，50多名学生被捕。
1936年4月初，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他指示学生们：要把宋哲元看做统战对象，要对他进行统战工作。于是在”六·一三“游行中，学生们改变了游行方式和所喊的口号。在游行方式上，采取了打游击战的方式，迂回前进。运用”头掉尾，尾掉头“的战术。当游行队伍遇到军警阻拦时，就来个向后转，以后尾部队带头，绕道前进。再遇到军警阻拦时，再来个后转；原来的先头部队，就又是在前头了。如果游行队伍的两头都遭到军警的拦截，队伍就约定集合地点，化整为零，分散前进，到达约定地点集合。在口号方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军警听到这些口号，也不追打学生了。所以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学生和军警未发生正面冲突。采取迂回战术，经过七散七聚，躲开军警的拦截，各路游行大军，终于会师于鼓楼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会后，各校学生按地区分路游行。东城区各校学生队伍以北大校旗为导，游行到朝阳门内，分别回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