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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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举行了毕业仪式；发给每位毕业学员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枚纪念章。
1938年1月上旬，战训班当局将100多名毕业的男学员调往武汉，等候分配工作，我是其中的一个。
5．我党在战训班中领导的斗争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之初，我党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王振洪、刘增奎（刘野亮）等同志，以学员身分进入了战训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进步学员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当时，在战训班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学员20多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在战训班中建立起了分队部，有队员约200人，成为与反动派斗争的骨干力量。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与训练班当局在班里搞的反动活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现将斗争经过，简述如下： 在战训班成立初期，是围绕着汪精卫、刘健群等人，在“精神讲话”中散布的一些不利于抗战的论点，展开的斗争。例如，他们说：必须在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导（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说：必须联合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为了争夺这批爱国青年，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在战训班政训处的策划下，由国民党学生出面，拉拢少数落后学生，在战训班中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动团体－－ “战斗青年社”。
有一天，政训处的一位政治教官，召集一些同学开座谈会。那个教官说，为了活跃班里的文化政治生活，有些同学建议办一份墙报。政训处已经同意，希望大家为墙报写稿。1937年10月下旬，该墙报贴出来了，报名叫“战斗墙报”。其中除了进步同学写的几篇生活感受外，大部分稿子是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编者还要求同学们“踊跃投稿”。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民先队员在同学中间，指明了《战斗墙报》是受“战斗青年社”操纵的；并揭露了“战斗青年社”里几个骨干分子的底细－－他们在北平上学时，都是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取津贴的“职业学生”。此后，广大同学很少给《战斗墙报》写稿子。该报出了两三期就停止了。
战训班撤到芜湖之后，一切训练都停止了，学员的生活比较松散。我们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利用空余的时间，组成抗日宣传队，到芜湖市区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宣传 队没有经费，我们一些同学典当出卖自己的衣物，把钱捐给宣传队。在兵慌马乱的年月，衣物不值钱，我把被褥衣物连皮箱一起送到芜湖当铺，老板看我是北平流亡学生的“面子”，给了我8元钱。
政训处和“战斗青年社”的头头们，利用在芜湖学员们分散居住，自由活动的机会以请客吃饭、看戏、看电影等手段，拉拢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战斗社”。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一些进步同学在吃饭时，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高喊：“战斗！战斗！”以讽刺他们，揭露他们的卑鄙伎俩，使他们发展反动组织的活动受到阻碍。
战训班移驻到江西南陵丫山镇，地址偏僻，消息闭塞。同学们既不知道前线的抗战形势，也不知道战训班要走向何处？产生了烦闷情绪。大家见了面，就谈论怎么办？为解除同学们的烦闷，刘玉柱同学写了一篇复写传阅文章，题目是《怎么办？》其中介绍了外面来信中说的抗战情况，建议同学们多读些书，我们总有一天会走上抗日战场。文章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在传阅时，被政治教官发现，他们以为这是要鼓动学员闹事，就向班本部反映了，并建议要把几个主谋分子捉起来，押送南陵县监狱，以示镇压。政训处的教官和“青年战斗社”的头头们到了丫山，又秘密活动，用各种卑鄙手段，发展他们的“战斗社”，引起同学们的不满。
有一天，黄仲翔副主任来到战训班，就被学员们包围了。有的同学质问他：“战斗青年社”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人暗地里拉拢同学参加这个不敢公开的“组织”？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有的学员当场站出来，揭露拉拢他参加“战斗社”的人用的卑鄙手段。女同学们向黄仲翔揭发了中队长戴某调戏一位女同学的流氓行为，并要求撤换戴某。同学们还揭露了司务长贪污伙食费，要求黄仲翔查处。同学们的质问和揭露，弄得黄仲翔哑口无言。他被迫宣布：撤掉戴的中队长职务；不准司务长管伙食；由学员推选伙食委员管理伙食。关于“战斗青年社”的问题，他说：查询后再作答复。
黄仲翔为表示关心学员，他把我和刘玉柱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表白说：我来丫山是为了看望训练班的全体同学，请你们两人来谈谈班里的情况。我说：来到丫山，消息闭塞，对抗战形势不了解，同学们有些烦闷情绪，希望早日分配到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刘玉柱同学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想写完后，送给黄主任看看，再传阅。但是刚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了。黄仲翔说：未经审查，就拿出去传阅，有些不妥，以后注意。刘玉柱接着说：有人秘密拉拢学员参加“战斗青年社”；班中是否有这个组织？如果有，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如果没有，也请黄主任向全体学员说明，以解学员之疑。黄仲翔在召集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宣布：战训班没有“战斗青年社”这个组织。这样，就把“战斗青年社”打入了非法。至于政治教官提议捉人的问题，无形中被压下去了。
战训班转移到江西景德镇时，原定的3个月训练期限，行将满期。但战训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期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班当局不但不答应学员们的要求，反而企图用高压手段，先从女生队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要强迫调走女生队，继续训练。女同学们不接受。班当局就把女生队的政治教官、炊事员和炊具统统撤走；要想用断绝伙食的手段，压服女生队。女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们组织起来，轮流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人员进“斗姆阁”（女生队宿营地）；她们自己抬水，借用老百姓的炊具做饭，以维持生活；并派代表与战训班当局谈判，但没有达到要求。战训班还派人监视她们的行动。男同学们得知后，坚决支持女同学们的斗争。党支部书记刘野亮和民先队员葛佩琦代表男生队到女生队慰问。他们一方面劝女同学们要适可而止，坚持到一定的地步，当局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行了。另一方面，利用大队部与政训处的矛盾，由葛佩琦去找大队长李炳昌交涉，争取他的支持。葛向李大队长陈述了情况，并对李说：如果明天还不给女生队恢复伙食，男生队就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女生队。李大队长说：要调出女生队继续训练的事我知道；给她们断绝了伙食供应的事我不知道，办事总要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断绝了女生队的伙食供应，是不近人情的；明天一定给她们恢复伙食。第二天女生队的伙食果然恢复了。女生队坚持了七天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我们在战训班的斗争策略是，利用大队部和政训处的矛盾，争取大队长李炳昌的同情，以挫败政训处和“战斗社”的反动活动。在与班当局交涉时，多半是由原南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出面，而不由地下党领导人出面，以免暴露党领导人的身份。此次斗争的胜利，也是利用的这个策略。
6，奔赴抗日战场
1938年1月上旬，我们100多名男学员被调出战训班。由景德镇乘小木船，沿昌江经鄱阳湖到南昌，转乘火车到九江，搭乘长江轮船到武汉。驻在原“日租界”山峙街的两幢日本人留下的楼房里，等待分配工作。
到武汉后，我们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向我党长江局负责人博古同志汇报了情况，并研究了我们的去向问题。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武汉成了战时首都，汇集有各方面的党政军要人和各地的流亡学生。“武汉平津流亡同学会”也成立了。原在北平搞“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友杨学诚、姜纪常等人，已组织起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总团部设在武昌三道街39号。这里成了北平学生联络站，我在此地遇到了老战友蒋南翔、何礼、杨蕴青、刘江陵、王蕙兰等人。刘江陵和我一同去看望了沈钧儒先生。
1938年春节（1月29日）后，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说，要分配我们到河南第一战区工作。我找蒋南翔同志给我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他说：你先随着大队到河南，组织上可以把你的材料和要求转给河南省委。我问：到河南我去找谁接关系？蒋说：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4日，我们由武汉乘火车北上，第二天（正月十五）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在地－－郑州。此地接近前线，天天有日本飞机轰炸；马路上弹痕累累，被炸塌的房屋，比比皆是。但有些店铺，为庆祝元宵佳节，仍然挂起了红灯笼。我和几位同学走进一家小吃店，吃了几个元宵，以充饥果腹；夜间住在城隍庙里，睡得也很香。当时，程潜将军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我们从战训班来的100位同学，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领导。该处组织我们学习了两个星期。由司令长官程潜分别委派我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我们到豫西和豫东29个县工作。我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豫东商丘地区12县工作。中心任务是：根据“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原则，在各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前线抗战，主要是支援徐州会战。1938年3月初，我们由郑州出发，分赴各县。
在出发之前，我党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有事和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
我们到达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口头上欢迎我们，实际上反对我们，特别是反对我们抓武装。他们说：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组成了联防队（一种限制共产党活动的组织），不需要再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了。长官部规定民运指导员的生活费，每人每月20元，由地方财政开支。他们借口“财政困难”，拖延支付，如此等等。我们将这些向程潜长官汇报了。程长官于4月中旬，在开封召开了有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民运会议。程长官在讲话中指出：各县要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县长、县党部书记长要大力协助。如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应受严肃处理。会后，程潜将军以河南省主席的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的6名县长，要我们民运指导员推荐新县长。当时我在虞城县工作，我推荐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团长的蔡洪范（虞城人）为虞城县长，获得程潜主席批准。
7．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天，日军进犯台儿庄，受到重创之后，日本军阀便调集海陆空三军，大举进犯徐州，中日两军展开了徐州大会战。1938年5月24日，中国军队败退，徐州失守，苏北、豫东沦陷。黄河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人为的决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移到洛阳。派到豫东的40名民运指导员，有39名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我一个仍留在豫东商丘地区。国民党在商丘地区的党务专员、各县的县党部书记长，都已逃跑。我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虞城县长蔡洪范，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展开了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蔡洪范任总队长，我任政训处长。我们收集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在地方上的枪支弹药，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队伍迅速壮大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就发展成了一支拥有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是当时活动在黄泛区以东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当时商丘地区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敌伪政权尚未建立，各县的土豪劣绅准备组织“维持会”，欢迎“皇军”。我用“武装请客”的方式把那些土豪劣绅请到司令部，把他们制作的“欢迎皇军”的旗子亮出来，并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说：是中国人。我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欢迎“皇军”呢？他们无言可答，有些害怕，怕我把他们作为汉奸处理。我一转口气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事情就好办了。第一，不准你们借用日本人的势力坑害老百姓；第二，不准把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报告日本人；第三，要求你们能把日军的活动情况随时报告游击队。他们都同意以上三个条件。我请他们吃了饭，喝了酒，送他们回去了。用这样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待土豪劣绅，为游击队的活动减少了阻力。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防护据点，收复了两座被日军侵占的县城，得到一批战利品，主要是炮弹、机枪、军刀、电话机等等。
6月下旬，我们派秘书李洪同志（地下党员）赴洛阳，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汇报情况。同时，我让他和我党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让他向刘子久同志转达我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我们接到由淮阳地区行政专员转来的程潜长官的电报，要我和宋克宾火速赴洛阳。我们两人带着几个卫兵和一部分战利品，坐着小木船，经过60里路宽的黄泛区，到达了周家口（现在的周口市），日夜兼程到漯河，转乘火车经郑州到洛阳。受到程潜将军的亲自接见、长官部的表扬、政训处的慰问；参加了政训处举行的欢迎晚会。我们举办了战利品展览，洛阳各报纸报道了我们在豫东的抗战情况。
有一天晚上，李洪同志陪同刘子久同志来到我住的旅馆。刘子久同志正式对我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自“一二·九”以来，我争取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到无比荣幸！我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我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我见程长官的情况，并说明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拟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由宋克宾担任豫东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仍担任政训处长。刘子久同志表示同意。为避免意外，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很快就离去了。
当时刘子久同志的职务是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在离开洛阳之前，我去看望刘子久同志，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交给雪枫同志。
第一战区长官部发给我们步枪子弹20万粒、手枪子弹 1万粒、电台两部、法币5万元。我和宋克宾带着这批军用物资回到豫东之后，有许多股自动成立的地方武装要求收编，部队很快就扩大了。按游击队的编制，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魏风楼兼鹿邑县长，第二纵队司令宋子刚兼虞城县长，第三纵队司令蔡洪范兼永城县长。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