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鲎荻樱旱谝蛔荻铀玖钗悍缏ゼ媛挂叵爻ぃ诙荻铀玖钏巫痈占嬗莩窍爻ぃ谌荻铀玖畈毯榉都嬗莱窍爻ぁ９灿幸煌蛭迩Ф嗳耍晌ザ恢ё畲蟮目谷沼位鞫印！�
1938年冬，彭雪枫同志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豫南竹沟镇，经西华县来到豫东鹿邑县。先驻王皮流、自马驿，尔后移驻太清宫（老子的故乡）。受到宋克宾等人的欢迎。我单独和彭雪枫同志见了面，向他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并转交了刘子久同志写给他的信。他表扬了我的工作，并要我继续搞好统战工作，有事和他直接联系。1939年春，彭雪枫同志率部进到永城县境，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了几位战士。在永城县书案店为牺牲的战士开追悼会，我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会后，彭雪枫同志约我单独谈话，我要求调到新四军工作。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8．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1939年春，程潜将军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行营设在西安。由卫立煌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官场的习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务。宋克宾把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两颗印交出了，但没有交出我们原来组织的豫东抗日游击队。
在程潜将军支持下，将原来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调河北省抗日。宋克宾任军长、我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将部队改编为三个师，于1939年5月，开到河北大名地区。在此休整了不久，继续前进。在大名、南宫之间，遭到日军扫荡。由于人地生疏，武器悬殊，部队受到惨重损失。我们将部队撤到大名以北的草帽辛庄一带。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当天晚上，在军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的出路问题。有位师长提议，部队仍回豫东。他说：这个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豫东人；回到豫东，如果遇到日军扫荡，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扛着枪回家；三天之内，就又可以集合起来；离开豫东，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这是此次遭受到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豫东籍的军官赞成这一主张。军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回豫东没出路，因为我们原驻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了，豫东靠陇海铁路的地带，已被汉奸部队控制了，豫东已经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军长插话说：张岚峰（汉奸军长）是同乡，也是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同事，不至于不让我们吃碗饭。我又说：我主张将部队调回大名地区休整，设法打电报（我们的电台丢了）给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请求办法。军长又插话说：远水不解近渴。散会时已经深夜，军长留我住在军部，但我反来复去睡不着觉。我根据会上的情况分析，部队很可能回豫东；回到豫东的唯一“出路”就是当汉奸。我当即想到我是共产党员，我绝不能被他们裹挟去当汉奸。我决定马上离开军营。天还不亮，我就带上手枪，走出军部。为避免泄露机密，我没有回政治部取衣物。我一直向寨门走去。寨门尚未开启，我就上了寨墙，从一个小豁口，跳出寨外，到了我熟悉的一个营部。这个营的营长叫张绍光，是我作民运工作时联系的一位小学教员，他年轻热情，有抗日救国的决心。我向他介绍了昨晚军事会议的情况，并说：我看宋克宾有带着部队回豫东当汉奸的企图，我不能与他同流合污，我要到西安去见程潜主任。张营长一拍桌子说：葛主任，老宋（指军长）当汉奸，我也不干了，我有一辆新买的德国大飞轮自行车，你骑着上西安去吧。我说：好！我把手枪交给张营长，就骑上了自行车，开始了新的行程。
第一站我到了大名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丁树本知道我的情况后，送给我路费五十元。为了便于通过敌伪控制区，我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新买的）。第二天我到了陇海铁路刘堤圈车站以北的一个农村，找到一位我打游击时认识的农民，他在夜间送我穿过日军沿铁路修筑的封锁线。过了铁路，我就奔向新四军彭雪枫部原驻的永城县书案店。到达之后，才知道彭雪枫同志已经率部东进，书案店有该部留守处。该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说：吴芝圃副司令还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今晚也要出发。经过联系，吴芝圃同志骑马来到留守处。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之后，并问：我是否可以把宋克宾部的一部分部队，拉到永城来与新四军合作抗战？芝圃同志说：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合。他要我赶快到西安，找程潜主任，设法使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正投降了敌人，当了汉奸，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工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吴芝圃同志当晚率队出发了，次晨我也离开了书案店。
原在商丘、永城、亳县（华陀、曹操的故乡）边区的抗日部队，蔡洪范纵队开赴河北，彭雪枫支队东进了。这一地区成了真空地带。商丘、永城的日寇、汉奸常来骚扰，并建立起了一些村级的汉奸组织。我从书案店到龙岗集，就遇到汉奸组织的盘查。为安全起见，我到龙岗集（我在这里驻过防）附近，找到一位和青红帮有联系的王先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说：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不能向西走，因为亳县已经驻上了汉奸部队；而要向南走，到安徽省蒙城县（庄子的故乡）之后，再向西走。王先生留我在他家住了一天，他就通过青红帮的关系，把我送到蒙城。在这里见到一位青帮的老师傅，他五十多岁，梳着莲蓬头，留着脸鬃胡子，热情好客，他一定要留我住三天。我住了一天就告辞了。从蒙城到了界首（现在的安徽省界首县）。当时这里还是一个过路店，房子是用高梁杆搭起来的，但堆满了很多从日本统治区来的商品。很多从洛阳、西安以至重庆来的商人，到此地采购货物。我在界首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骑自行车奔洛阳去了。有一天下午，我骑到距许昌城还有20多里的地方，遇到天下大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沾满了黄泥，推也推不动。我提起车把向地上一摔，本想摔掉前轮子上的泥，结果把前叉子摔断了。天色将黑，雨还在下，前无村，后无店，让我怎么办呢？我扛起自行车，趟着泥水，走到距马路约4里远的一家农户门口。我敲了敲门，出来一位老大妈。我说：我是过路人，自行车坏了，天快黑了，在你们家借个宿，可以吗？老大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要我把自行车放到她的灶房里。我向她简单说了我的情况后，老大妈一面给我做饭，一面让她女儿给我洗衣服。从谈话中，我得知老大妈的丈夫和儿子，都被迫给洛阳送军粮去了，家中只剩下她母女二人，三间北房，老大妈住在东一间，她女儿住在西一间。吃过晚饭，老大妈让女儿搬到东一间，和她一块睡；让我睡到西一间，我有些不好意思去。老大妈端起一盏小油灯，领我到了西一间，并说：你就在这里睡吧，你是打鬼子回来的，没有关系。第二天早晨临别时，我留给大妈两元钱，大妈无论如何也不收。她并说：你以后路过此地时，一定到我们家里来。姑娘站在门口笑了笑，欲言又止。
我扛着自行车，走了25里地，到了许昌县城，换上一个前叉子，我又骑着自行车前进了。从许昌到洛阳要经过几座山。上山时要推着自行车走，每上一座山，就出一身大汗。山高路难行，但是送军粮（小麦）的牛车还是络绎不绝。车是用木头制造的，车的前头当中有一条约3米长的轩杆，轩杆的前头固定着一条约 l米长的横木棍。两头牛套在轩杆的两肆，那条横木棍，正好压在两头牛的脖子上。那条横木棍叫做“牛扼”。从此我才了解到平面几何中所说的“共扼备”的来源。牛车上山固然困难，下山也不容易。下陡坡时，如果刹不住车，就会轧伤牛和人。一路上我好几次看到这种事故。
到了洛阳，我先去找刘子久同志，他出差了，没有见到。我开始奔西安，我想可以坐火车去西安，哪知洛阳到西安的铁路，早已被黄河北岸日军的炮火破坏了。我仍然要靠自行车，通过这段艰险的路程。从洛阳到灵宝还很顺利。灵宝西门外就是涵谷关，当年老子骑青牛从此经过。老子骑青牛，可以爬高山；我骑自行车，就很难爬了。于是我推着自行车，钻进了涵谷关的山洞（铁路涵洞），阴风凄凄，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让自行车的轮子挨着铁轨的内侧，我沿着铁轨的外侧，摸索前进。出了洞口，顿时感到空气新鲜，大地明亮。我又骑上自行车，沿着铁路边前进。高山深谷，行人很少。绕过一座高山，遇到一座铁桥，靠北面的桥墩，已被日军炮火打坏，但整个桥架还未陷落。我踏着铁桥的横梁过了桥。回头一看，我有些后怕，万一失足，就有坠入深谷大河牺牲性命的危险。前进中又遇到一座铁路桥，使我为难了。因为这座桥已被日军全部打断了；桥下是一条河，流水滚滚。我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不知所措。后面来了一位樵夫，他问我：你要过河吗？我说：是，但我不知河水深浅，不敢过。他说：水不深，来吧！他给我扛着自行车，我拉着他的胳膊，水深齐胸。过了河，我送给他五角钱，请他买烟吸。他无论如何也不要。经过几天的奋斗，我穿过灵宝以西陇海铁路上的所有涵洞和铁桥，到了 潼关。我毫不犹豫地推着自行车进了潼关山洞（铁 路涵洞）。越走越黑，忽然听到火车轰鸣，感到铁轨 震动，我以为来了火车，就把自行车靠在洞壁，人卧在地上。但火车没有开进涵洞。因为那是由西安到潼关的火车，在潼关西门外的火车站就停了。虽然如此，我也不敢再穿涵洞前进了。于是我退出了潼关涵洞。涵洞外面，一边是黄河，一边是高山。潼关城东门在高坡上，要进潼关城，就得爬高坡。那个高坡很陡，推着自行车，难以爬上去。我把车后架上的绳子解下，拴在车把上，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腰间。我爬上四五尺，就利用绳子把车拽上来；再爬再拽；不久我就爬到了潼关城东门。放眼了望，豁然开朗。北有黄河，西有渭水，东南高山，郁郁葱葱。潼关城东门上刻着“天下第一关”四个大宇，使我增长了见识。过去我只知道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现在看到潼关也是“天下第一关”，我愈感到祖国疆域广大，关山险要。潼关东门旁边，立有一幢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豫秦交界”。我联想到：当年秦始皇富国强兵，出潼关，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今天我们被一个日本，由山海关打到潼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正在抚今思昔，穷目山河。突然日军从风陵渡向潼关打来几炮，炮弹落处，尘土飞扬，我被溅了一身士；有惊无伤，亦云幸矣！
我推起自行车，进到潼关城内，满目凄凉，破屋断垣，到处可见。这是日军用飞机大炮轰击潼关遗留的痕迹。街上一片瓦砾，行人稀少，市面萧条，除有几家卖潼关酱油的小铺外，其他商店很少。火车虽然可以开到潼关，但撞关车站不卖客票。我找到一家小饭铺，吃了两碗刀削面，就骑上自行车奔华阴。在华阴车站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赴西安。
西安市面，商业繁荣，生意兴隆，来往行人，熙熙攘攘。除日本飞机常来空袭外，看不出什么战时景象。我找到一家旅馆，作为栖身之地。第二天上午我到天水行营，找到我认识的一位参谋。他介绍我见了参谋处长，处长打电话给程潜主任说：葛佩琦回来了。主任说：要他马上来见我。我到了程主任办公室，他正在批阅文件，挥手让我坐下。我向他汇报了部队开到河北，遭到日军扫荡后的情况。并说：我看宋克宾有投降日本、当汉奸的企图；所以我不辞而别，跑回来了。程主任说：我接到前方电报，宋克宾已经叛国投敌，当了汉奸。程主任并说：那个部队是你当民运指导员时组织起来的，你有办法把那个部队拉回来没有？我说：有。程主任拿起笔来写了一张便条：“发给葛佩琦慰劳金三百元”。并说：你去换换衣服（当时我穿的是一套满是泥土的紫花布裤褂），到参谋处休息，看看策反文件，听候命令。
9．深入日本统治区策动汉奸部队反正
我在参谋处呆了一个多月，看了策动汉奸部队反正的有关文件，了解到驻豫东日伪军的番号、主官姓名、部署、装备、兵力等。8月中旬，参谋处长转来程潜主任的派令，派我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任务是策动汉奸部队反正。接着，参谋长找我谈话。他说：“宋克宾叛国投敌，程主任极为愤怒。你奉命东去，任务重大，要小心谨慎，艰苦工作，完成任务。有何困难，可以告我，必要时，我可以电令前方部队支援你。”
接到命令之后，我准备出发。行营给我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部电台（即一个通信班）。九月初，我们由西安出发，经兰田、南阳、周家口等地，到了界首。为便于工作，我把电台安装在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我也住在此地。
为弄清汉奸部队的情况，我把三省联络参谋分别派到开封、商丘、徐州；我自己也化装进入商丘城。经过侦察，我了解到宋克宾投敌后，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宋任师长，蔡洪范任副师长，部队驻在商丘以东30星的马收集。我还了解到，我打游击时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未去河北，也投敌了；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驻在商丘以南的马头集。袁天柱的青帮师傅祁虞琴，是我的老朋友，现任国民党夏邑县县长，常来秋渠集专员公署办事。根据突破一点，逐步推进的工作方法，我决定：我的策反工作，先从有条件、容易成功的袁天柱部开始。要策反袁天柱，必须先说服祁虞琴。
祁虞琴是我们组织豫东抗日游击时的第一支队长，他曾率队拔除过日军的刘堤圈据点。有一次他来秋渠集办事，我请他到我的办事处吃饭时，我故意地说：我们一同打游击的人，有些人当了汉奸，而你一尘不染，坚持抗战，真是爱国志士啊。他说：我祁虞琴是中国人，就是刀按在脖子上，我也不会投降日本，不会当汉奸。我说：好！好！你现在是夏邑县县长，你不但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及人；你的大徒弟袁天柱率部当了汉奸，就驻在商丘、夏邑交界的地方，你应设法把他拉过来。祁虞琴说：天柱现在有两干多人枪，我这个县政府范围小，容纳不了他。我说：你只要能把衰天柱拉过来，我可以申请天水行营，给他编个新番号，职位绝不会比现在低。祁虞琴惊异地说：真的吗？我说：这是关乎抗战救国的大事，我还能说假话嘛！我把天水行营给我下达的策反伪军的命令和汉奸反正奖励办法给他看了。祁虞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佩琦，我一定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过了一个月左有，祁县长来我处说，他见到了袁天柱，谈了反正的问题，经过几次磋商，袁天柱表示，完全相信葛处长（打游击时的称呼），但有些具体问题，需要当面研究，袁天柱希望和你谈谈。我说：可以。过了几天，我换上便衣，和祁县长一同骑自行车出发，到了夏邑县境的一个农村（敌伪统治区）。晚上，袁天柱来了，老朋友见面，他表示很亲切。他提出三条要求：（一）给他什么名义都可以，但编制不能小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