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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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袁天柱来了，老朋友见面，他表示很亲切。他提出三条要求：（一）给他什么名义都可以，但编制不能小于团级，因为编制小了，人事不好安置；（二）反正后，不要调离豫东，因为官兵大多数是豫东人；（三）发动反正时必须有国军（指抗战部队）掩护，以防日军追击。我说，这三条保证可以办到。袁天柱当夜就回去了。次晨我到夏邑县政府所在地，住了两天。祁县长和我初步商量了反正的行动计划。　
　　回到秋渠集，我将袁天柱提的三条要求，电告天水行营。第三天接到程潜主任的复电：第一和第二两条照准，第三条已电令何柱国军长（当时何是骑兵第二军军长，驻沈丘，届时派兵掩护。一方面，我派专人把这个电报送给祁县长，请他转给袁天柱；并请袁天柱决定一个发动反正的准确时间，派专人来秋渠集告我。另一方面，我到沈丘与何柱国联系。何军长说，已经接到程主任的电报，决定派驻鹿邑县白马驿的徐春芳团长，届时率骑兵前往掩护。“他写了一封信，要我带交徐团长。我回秋渠集后约10天，袁天柱派一名参谋送来了发动反正的准确时间。　
　　我拿着何军长的信去见徐团长，并把袁天柱部现在的驻地，发动反正的时间，反正后到达的集合地点，告诉了徐团长。他说：我一定按命令执行任务。返回秋渠集后，我写了一封信，把徐团长率骑兵前往掩护，反正后的集合地点，通过前线时的”口令“，告诉了袁天柱；并要他发动后，立刻派专人骑自行车来通知我。我把信交给了袁天柱派来的参谋，要求他火速回去，把信交袁”团长“亲后，不得有误。　
　　在袁天柱发动反正的前一天我接到祁虞琴派专人送来的信。其中说：袁天柱决定按原定时间发动，务必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接信后，我立即把我下达给袁天柱通过前线的”口令“，告诉了住秋渠集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王瘦吾，请他转达前线部队，以免发生误会。　
　　1940年2月7日夜（农历除夕），袁天柱率部反正，胜利地开到我指定的集合地点（秋渠集以北的某村）。我立即发电报给天水行营程潜主任。不久接到程主任复电：”派袁天柱为第一区游击第28支队司令“。并电令表扬全体官兵的爱国行动，发给他们大笔奖金；我也得到程潜主任的表扬和奖励。　
　　下面来谈谈我策动宋克宾部反正的情况。　
　　1939年冬，我托人带一封信给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副师长蔡洪范，劝他早日率部反正。他派人送给我一封回信。其中说：他绝不甘心当汉奸，但目前有种种困难，不能发动反正。　
　　蔡洪范听说袁天柱部反正，是经我手办的。他于1940年4月，派人来秋渠集，接我到他的老家虞城县谈谈。我在动身之前，先到沈丘县和何柱国军长见了面。当我把蔡洪范派人来接我的消息告诉他时。何柱国也把他正在策反伪和平救国军一军的其他两个师长（曹大中、李忠毅）的情况告诉了我。他并说，最好能使三个伪师长同时发动反正。　
　　我回到秋渠集之后就随着蔡洪范派来的人北上，通过日军沿陇海铁路布置的封锁线，到达了虞城县。蔡洪范和我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在河北你跑了，没有跟着我们来当汉奸；今天把你扣在这里当汉奸。我说，是你把我扣在这里当汉奸？还是我把你拉过去抗战？走着看吧！他笑了。蔡洪范说：这次是子贤（宋克宾的字）要我请你来的，怕被日本特务发现，才请你来我家谈谈。他接着说：子贤和我都不甘心当汉奸；因为在河北遭到日军扫荡，损失惨重，士兵思乡心切，才回豫东当了汉奸；你给想想办法，我保证把部队带回抗日战场。我说，子贤能同意吗？蔡洪范说：子贤是同意拉过去的；但他有两点顾虑，（一）他是程潜将军提拔起来的，半路当了汉奸，他怕拉过去之后，程潜不信任他，不让他带兵了；（二）第三师驻在马牧集，距商丘日军只有30里，距抗日部队有200里，如果发动反正，他怕被日军追击消灭。我说，《策反条例》规定，对反正部队不撤换主官，不抽调士兵，你们拉过去，子贤仍可以当师长；现今在前线的抗战部队，是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如果你们发动反正，我可以与何军长联系，派骑兵掩护你们。最后，我对蔡洪范说：请你转告子贤，要反正，就快下决心；否则，恐怕要落到别人后边了。但我没有告诉他关于曹大中、李忠毅的情况。我和蔡洪范约定通信联络办法，就告别了。　
　　回到秋渠集，我把上述情况，电告了天水行营，程主任复电说：转告宋、蔡，打消顾虑，及早发动，有功者奖。我派专人把这个电报送给了蔡洪范。7月上旬，我接到蔡洪范派专人送来的信。其中说：南调工作已准备好，接程主任命令，即可行动。我急电转报给天水行营。程潜主任复电说：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电何知照。接电报后，我思想上有点波动。　
　　我专程赴洛阳，将上述情况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并征求他的意见。刘子久同志说：你与何柱国合作策动汉奸部队反正，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利于抗战；你要把宋克宾拉到新四军去的想法，难以成功。　
　　我从洛阳回来，就到沈丘去见了何柱国，把我策动宋克宾师反正工作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策动曹大中、李忠毅两个师反正的工作，也很顺利。他准备把3个伪军师的情况，一同报给军事委员会（指国民党军委会），为他们报请番号和编制。他说：军委会已来电指示，曹大中、李忠毅、宋克宾率部反正后，合编为新七军，他们三人仍担任师长。我和何柱国研究决定了发动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的计划，由何柱国统一指挥。194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三个伪军师同时发动反正，开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我们策动豫东伪军大反正的计划，胜利地完成了！狠狠地削弱了日本在豫东的统治力量。　

　　10．为抗战救灾查勘黄泛区　
　　什么是黄泛区呢？1938年5月，中国军队在中日徐州会战中失败。出于单纯军事方面的考虑，国民党统帅部决定：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用重炮轰击黄河大提，造成人为的决口。黄水滚滚外泻，泛滥在河南、安徽之间的大地上，人们把这个黄水泛滥的区域叫做黄泛区。它长约800里，宽的地方达60里。　
　　1940年冬，程潜调重庆工作。天水行营改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该厅主任先是熊斌，后是蒋鼎文。我仍埋伏在该厅，担任参议名义。1941年夏天，我代表该厅参加黄泛查勘团。这个机构是由西安办公厅、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和第五两个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和安徽两个省政府派代表组织成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团本部设在河南省周家口。任务是查清黄泛区的水情、灾情，以利于部署抗战工作和救灾工作。　
　　1941年秋初，我们勘查团的成员和几位技术人员，由周家口乘帆船出发。沿黄泛两岸逆流而上，经过几天，到达新郑县。一路看到黄泛两岸没有固定的边沿。水人时，可以西进10多里，淹没良田，浸塌房屋。农民为防止洪水西流，虽然筑有土坝，但断断续续，不相衔接，高低不平，不能防止大水漫灌。新郑以北，渐近口门，水流湍急，帆船逆流而上，行进太慢。我们便从陆路步行到郑州。原计划到花园口，勘查口门，测量流速、流量。河防部队告诉我们花园口在日军炮火控制下，不能前去。我们在离口门20多里外，听到滚滚黄水在咆哮，黄河在怒吼：打倒日本野心狼，还我大好河山。　
　　我们回到新郑，坐上木船，进入黄泛区，顺流而下，看到许多村镇被黄水包围，成了孤岛。村民大部分外出逃荒；剩下的一些老弱病残，以草根树皮充饥，生活十分可怜！我们勘查到逊母口，船从北寨门进入，从南寨门开出，一条南北大街，被黄水冲刷成大河。我们勘查到淮阳以北，船在高粱穗上前迸。我伸手拔起一个高粱穗，看到已经接近成熟。快到了口边的粮食，又被黄水吞没，我为那些忍饥挨饿的农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勘查到安徽省正阳关，这个淮河沿岸有名的城镇，四面都被洪水包围了，简直成了”海底龙宫“。我们的船从西门开进去，停在一家旅馆门前。我们进了旅馆，休息了一会。由于几天没有吃到青菜，我们告诉老板：晚饭给我们炒两盘青菜。老板说：吃青菜没有，吃鱼管饱。我到街上看了看，没有卖菜的，却有很多卖鱼的。一条两斤重的活鲤鱼，只要2角5分钱。经过全体团员和技术人员几个月的实地勘查，　
　　我们完成了勘查任务。在勘查报告中，我们除去说明洪水泛滥情况和灾民生活情况外，也谈了黄泛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最后我们提出一条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沿黄泛区西岸，由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提。如果实现了这个建议，有下述好处：（一）可以使黄泛区以西的大片土地不受淹没；　（二）以工代赈，可以救济灾民；（三）可以作为河防工事，有利于抗战；（四）大提可以作为运输公路，有利于繁荣黄泛区的经济。这个建议被当时的政府采纳了，而且实现了。对抗战、救灾，起到积极作用。　

　　11．为争取抗战胜利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我接受我党党中央的指示，也利用蒋鼎文的关系，由西安办公厅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作地下工作。担任少将待遇参议。然后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赴豫东日本统治区作情报工作。为便于联系和保密，我将办公处和电台设在安徽界首卜楼寨，以界首市内的说昌恒商行，作为联络中心。商丘、拓城、亳县、北平、上海等地，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这时我和刘子久同志已联系不上。于是我去西安，和李年同志发生横的联系，后来由李年同志将我的关系转报上级，同我党中央某部在西安的负责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商丘脱险：1942年秋，我到日本统治的商丘城内部署工作，被日本特务发现了，他们报告了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通知驻商丘城内的伪军军部，要他们迅速四门加岗，协助宪兵特务搜捕我。军部命令部下执行这个任务。当时在该军一个担任营长职务的人（我党地下党员、我打游击时的大队长）得知此消息，立即通知我驻商丘的联络站主任牛景康（他的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牛景康急促跑回联络站，将此情况告诉了我。他慌忙地间，怎么办？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说：城门已经加了岗，还有日本宪兵，专为搜捕你，怎么能走出去？我说：当然不能走城门了。我脱下伪军服装，换上便衣。我要牛景康拿着一务长绳子，我俩就走出了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的陈公馆。陈公馆的大门向南。，东边邻近东城墙，我领着牛景康沿城墙根向北走。他急忙地间，这怎么能跑出去？我说：别着急，能跑出去。走到城墙东北角，那里因年久失修，风吹雨淋，有一部份城墙塌下来了。我们两个就踏着碎砖，上了城墙。牛景康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豁口？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到了一个地方，末进门之前，就要先找好出门的地方。当时，拓城县的情报联络站主任牛传于，也在商丘。我告诉牛景康说：我出城之后，你赶快去通知牛传于，要他到城北保罗医院（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医院）候诊室等我。牛景康把绳子放开，他拉着绳子的上半截，我拽着绳子的下半截，顺利地下到城墙外。出城之后，我到了北门外的一位朋友家。他是回民，以做小买卖为生，有一辆架子车。我一敲门，那位朋友出来了，把我让进屋里。我说：二哥，我病了，你陪我到医院看看，好吗？他说：好！用车拉着你去。快出门时，我对他老伴说：二嫂，我身上有些发冷，你给我盖上一条棉被，好吗？她说：好！就进屋拿出一条棉被，盖在我身上。这样，沿路伪军岗哨没有盘问我们，那位回民朋友就平平安安地把我送到医院。我到候诊室看了看，牛传于还没有来。我到医院对门的小饭馆，要了一碗面条，我一边吃面条，一过从玻璃窗盯着医院门口。我快吃完的时候，看到牛传于进了医院的门。我赶快去把他叫到小饭馆。他有些慌张和害怕。我说：不要怕，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想到拓城去住几天，避避风。他说：好！好！我们离开小饭馆，商量走哪条路妥善些。牛传于说：走小路近些，也没有日军岗哨。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徒步前进，夜幕降临，我们才到了拓城。我在牛传于他父亲开的三多利杂货店住了三天，尔后平安返回界首。　
　　获得日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文件：抗日战争中期，出现了一种”曲线救国“谬论。国民党军委会所属的一些杂牌军队，借口”曲线救国“，纷纷叛国投敌，变成了汉奸部队。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拢络这些汉奸部队，于1943年春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师长以上的汉奸军官才能参加。我有一个情报员，给一名汉奸师长当翻译（职务是参谋）。他随师长去南京之前，我叮嘱他尽量把会议文件带回来。那个汉奸师长不识字，大会发的文件，他都交给我的那个情报员（他的翻译）保管和处理。从南京回来之后，那位情报员把大批会议文件交给了我。我从这大批文件中了解到，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向这些汉奸军官吹嘘日本”皇军“的威力，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指汉奸政府）三联合的谬论；（二）鼓吹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在那些文件中，我看到了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的示意图；表示日本一方面要打通”大东亚交通线“，即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以便从陆路运兵进攻缅甸、泰国、越南、印度等国。另一方面日本海军从本土出发，经水路侵占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当时的中国平汉铁路，由郑州至汉口一段，还在抗日力量的控制下，日本火车不能通过。从而我估计到日本可能要出兵打通平汉铁路，以完成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阴谋。我把那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复制了两份，连同我的上述估计，分别报给了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4年3一4月间，日本出兵攻陷了郑州、洛阳等地，打通了平汉铁路，实现了他们所谓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野心。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点滴：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来电，要我回洛阳述职。我到洛阳后，他找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后，他说，杜月笙（上海青红帮大坛主）的夫人已经由重庆来到洛阳，你能否把她送回上海？我说：能。于是长官部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界首（抗战部队控制区）。随着杜太太一同来的，还有张嘉敖的妹妹，在界首住了三天。我派联络员通知了商丘联络站主任牛景康。由界首出发，我骑着自行车，她们二人坐着架子车，经过三天的时间，通过日、伪占领区，到了商丘（日军控制区）。牛景康已经在一家旅社给她们两人订好了房间。这家旅社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伪军营长等人开的，住在这里，可以不受日伪军警骚扰。第二天牛景康送我们上了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