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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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社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伪军营长等人开的，住在这里，可以不受日伪军警骚扰。第二天牛景康送我们上了火车，第三天到了上海。为便于工作，我没有住在杜夫人家。我住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家（地下联络员）。
既然到了上海，我想利用机会，了解一下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社会情况。那位朋友陪着我到上海一些地方走了走，看不看；又分别介绍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谈不谈。根据从各方得来的材料，我了解到当时上海的经济情况很坏，物价上涨，伪币贬值，市民所需的生活资料，供不应求。日本实行以战养战，大刮民脂民膏。例如，日本侵占上海之初，日军用的大米等军用物资，都是由日本国内运来，现在都要由当地征收，加重了上海市民的负担。我的那位朋友说：前几年，日本是用提高日本货价格，剥削中国人民；现在日本人用一本万利的赌博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日本人在上海公开地设有几赴大赌博场。我说：咱们可以去赌博场看看吗？那位朋友说，可以。有一天晚上，那位朋友约我和一位马律师，我们三人一同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大赌场。赌客一进门，就要把准备作赌注的钱，换成筹码；不换筹码，不准进门。我们三人到了门口，站在门旁的一个胖子，一挥手，守门的人就让我们进去了。我很奇怪，我问我的那位朋友：为什么我们没有买筹码，就让我们迸来了？那位朋友说：马律师是这个赌博场的法律顾问。我们进门后，赌博场的一位管事人，就把我们招待到客厅，让茶让烟，十分客气。坐了一会，我们进到赌博大厅参观。大厅面积很大，灯火辉煌，设有很多赌摊，每个赌摊，都有一位年轻的姑娘主持；有的押红黑宝、有的掷骰子，有的摇点子等等。赌具都很简单，很快地可以决定输或赢。不管赌客谁赢了，主持赌摊的姑娘都要抽头。据说这些姑娘没有工资，全靠从抽头中分红，取得工作报酬。所以客人走到她的赌摊，姑娘都”亲切“地说：老板，请来玩玩吧！赌具越简单，输赢越快，抽头越多，真是一本万利。赌场设有鸦片、海洛因、吗啡等吸用房间，赌客只要有钱，随时可以过瘾。赌博场还设有收买部，手表、戒指、金笔、大衣等物都收买；当日赎回，利息一分。赌客如果输光了筹码，随时可以卖掉手饰、衣物等作赌注，继续赌下去。有的赌客，进赌博场时，腰缠累累，像是一个大富翁；出赌博场时，两手空空，成了一个穷光蛋。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上海时期，用的一种剥削、坑害中国人的毒辣手段。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是贼窝：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朋友们得知我将要结婚，送给我几件衣料。我自己也买了几件衣服和被面、被里、蚊帐等物。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柳条箱里，用麻绳捆好。我和一位姓樊的朋友结伴同行，到了上海火车站，为上下车方便起见，我把柳条箱交给了行李托运处，买了行李票。小樊要扛着皮箱上火车。我说，你买张行李票，把皮箱托运多方便。他不买。到了商丘车站，小樊扛着皮箱出车站时，值班的日本人要检查他的皮箱，他和那个日本人一拉手，那个日本人没有检查，就让他扛着皮箱出站了。我问小樊：你认识那个日本人吗？为什么你和他一拉手，他就不检查你的皮箱了？小樊说：我不认识他，我和他一拉手，就给了他10元钞票，他就不检查我了。我说：你买张行李票，还用不了10元钱，何必找这个麻烦。小樊笑了。出站后，我到包裹行李处，去取柳条箱，那里的人说：还没有到。第二天我又到行李处，取出了柳条箱。打开箱一看，满箱是破衣服、破皮鞋、碎报纸。除剩下两张我买的结婚证书外，我装进去的其他物品，都没有了。我去找商丘火车站的站长（日本人）要求赔偿。那个日本人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这种事大大地有，没办法，没办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铁路时期，出现的又一种坑害中国人的事。我估计这件坏事，是在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干的。因为我托运柳条箱时，他们就一一查看了里面装的东西。
在商丘火车站建立监视日军军运的中心：1943年春，我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和我对日军有进攻郑州、打通平汉铁路企图的估计，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该部董参谋长复电说：你的估计有可能，要加强对陇海铁路上日军军运的监视。我由上海回到商丘后，我要求驻商丘、拓城的两位情报联络站主任牛景康和牛传于，设法在商丘车站建立一个监视陇海铁路上日本军军运的中心。牛传于便在商丘车站的北边租了一处房子，开了一个货栈。以此为掩护，他联系了一位火车司机和一位车站工作人员，组成了监视日本车运的中心。他们按天登记通过商丘车站的日本军车次数、去向、所载部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数量等。牛景康、牛传于及时派情报联络员将登记材料送给我，我通过电台或信函，迅速转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西安地下情报组织。
深入敌后侦察日军调动情况：1944年1月，我从商丘监视日本军运中心和其他情报员送来的材料，看到日本从徐州到开封的军事运输频繁，而且其中有橡皮船等大量渡河器材，联系到日本在南京”高级军事会议“上提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计划，我想日本可能要发动进攻郑州、打通平汉铁路的战争。我将陇海铁路上的日军运输情况和我的看法，分别报给了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该部董参谋长复电说：你的看法可供参考，你速到敌后（主要是天津、济南）侦察日军调动情况。我于2月底到达天津，了解到大批日军已由平汉铁路北段南下。我从天津回到济南，得知每天都有从青岛来的日本军车，转津浦铁路南去。我回到商丘，看到我监视日本军运中心提供的材料，得知每天都有从徐州来的日本军车经商丘西去。我将上述情报急速报给第一战区董参谋长和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时过不久，日本就发动了中原战役（即打通平汉铁路的战役）。郑州、洛阳相继沦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阳撤到陕西汉中。第一战区长官部的电台由于撤退，和我的电台失掉联系，我的经费断绝来源，工作难以进行。我写信给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说明了这种情况。接到情报组织的指示，我于1944年秋天，回到西安。
四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1 留在西安工作
我回到西安之后，朋友帮忙租到三间住房，安下了家。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赵耀斌、李年等同志来看我。我向他们谈了打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后的工作情况，我问了我今后的工作任务。赵耀斌说，你要到汉中去看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动向，并清理一下他们欠发给你的经费。我到汉中后，得知司令长官蒋鼎文己经离职，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部长陈诚代理司令长官。参谋长、参谋处长、情报科长都换了人。我去参谋处报到，他们都不认识我。查了档案，他们才知道我原是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派赴豫东的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我问：洛阳战事以后欠发的经费如何解决，那位接待我的人说：你拿来报销册，我们给你核发；洛阳战事以前欠发的经费，你回西安去找原经理处负责人清理。我问，我今后的工作如何安置？接待我的人说，34集团军的胡宗南总司令已兼任副司令长官，长官部即将迁到西安；34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情报科刘科长，已调任长官部情报科长；关于工作安置问题，你回西安去找刘科长接洽。我在汉中清理了洛阳战事以后的欠发经费手续，回到西安。我去找到原经理处负责人，清理了洛阳战事以前欠发的经费。尔后，我去找新调到长官部情报科的刘科长，谈工作安置问题。他说：等长官部迁来西安再说吧。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他说：欧洲战场，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失利；亚洲战场，日本也支撑不了多久；你就留在西安，等待时机好了。有一天，赵耀斌对我说：同志们要集资办一个书店，名义上是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办的，实际上是为我们建立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站，你也参加办书店。我们筹备了半年多，这个书店办成了，名字叫做西安研究书店，我也购买了这个书店的一部分股票。
1945年春，一架美国飞机在徐州附近被日本飞机打落。驾驶员跳伞降落，未被日本人俘获。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经过一位北大同学介绍，知道我在徐州一带工作过，就请我设法为他们查询那位驾驶员的下落。我立即通知我留在豫东的情报员，他们经过查询，得知那位美国驾驶员，原降落在蒙城以北的农村，隐藏在一位农民家中。以后被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派人领走，扣留在徐州。我把这个情况转告了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他们很感谢。我把这件事向地下情报组织汇报了。赵耀斌要我和美国空军联络站保持联系。
2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0日晚上，我和赵耀斌、李年等同志正在研究工作。突然从广播中听到日本要投降的消息。我还有点半信半疑。8月16日从报纸上看到，横行霸道的日本帝国主义已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自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来，我为之呼喊，为之奔走，为之奋斗的目标，经过全国人民8年的抗战牺牲，今天终于实现了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我万分，万万分地高兴！
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参加了西安市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大联欢、大游行！
我举起双手高呼：人民胜利万岁！万万岁！
五、 为争取人民解放继续战斗
1．赴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
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党中央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第一条战线（军队）和第二条战线（地下工作）上的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
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计划先派人到北平建立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站，作为向东北转移的第一步。但抗战胜利之初，由西安到北平的火车还不通。去北平的”接收大员“都是坐专机去的。要派人去北平，交通是个大问题。9月中旬，赵耀斌来我家，问我是否有办法赴北平？我说：前两天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的克拉克先生来约我，和他们一同坐飞机去徐州，营救那位被扣押的美国飞机驾驶员。到了徐州，我可以坐火车去北平了。赵耀斌说：这是好机会，你多和美国空军联络站联系；动身之前，我们再谈谈。9月下旬，克拉克先生通知我乘飞机去徐州的日期，并说：他开车来接我，要我作好准备。我立刻去告诉了赵耀斌。他留我在他家吃下饭，并说：你到北平后，设法建立一处地下工作联络站。如果能接收一家敌、伪文化单位就办一个报社或书店。
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几位美国人来飞机赴徐州。下飞机后，我们坐汽车直接到了郝鹏举的伪省公署。我们说明来意，接待的人把我们让进客厅。不久，郝鹏举陪着那位美国驾驶员来了。那位驾驶员和来的美国人热烈拥抱，当克拉克向那位驾驶员介绍了我的情况时，那位驾驶员也和我热烈握手致谢！当他们要去飞机场时，我告诉同来的美国人说：我不回西安了，我要去北平。他们问：你妻子知道吗？要我们带回一封信给你妻子吗？我说：她知道，不要带信了，谢谢你们。他们回西安去了。我准备由徐州坐火车去北平。
天天有火车经徐州去北平，我想买张去北平的火车票是很容易的。哪知北去火车都是日本撤兵的军车（当时铁路还由日本人控制着），没有客车。我去看望带着部队来到徐州的何柱国部田参谋长，顺便谈到我要去北平，没有客车的问题。他要参谋处通知徐州火车站站长，在北去的军车上，专挂一节客车。我坐着这节客车到了北平。时间是1945年9月底。
这时的北平正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的时候。他们对敌、伪的房子、汽车等财产，互相争着接收，谁抢到手，就是谁的。一个职务最高的接收大员，霸占了一个有名的京剧女演员。北京市行政管理，无人负责，满街垃圾堆成山。小偷到处皆有，一位朋友晚上来看我，把自行车放在院内，不到半小时，车就被偷走了。日本侨民正在集中，等候遣返。日侨的大批家具、衣服、被褥等物品，摆在马路边上，廉价出卖。伪政权办的各大学，都已改成大学补习班，等候抗战之初南迁的各大学负责人回来接收。各中小学校，虽然没有适当课本，经费也无固定来源，但是那些有爱国心的老师，仍然坚持给学生上课。
我是接受我党地下组织的派遣来北平的，由于没有国民党”接收大员“身份作掩护，所以不能参加接收。我通过私人关系，在北平绒线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建立了地下工作联络站。1946年冬，赵耀斌赴东北布置工作，来回经过北京都是住在这里。
2．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做情报工作
1946年春节前，我写信给赵耀斌说，我要回西安。他回信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大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春节后的第三天（1946年2月4日），李年、邢国彦、王书鼐三位同志坐飞机来到北平，住在我家。他们是由赵耀斌派遣，经陈忠经同志介绍，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的。李年向我传达说：赵耀斌也要你去东北，陈忠经同志已经把你的经历作了介绍，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表示，欢迎你去。过了几天，余纪忠来到北平，住在北京饭店。经李年介绍，我会见了余纪忠。他除当面约我到政治部工作外，还要给他解决在北平用的小汽车问题，以便外出拜访军政机关首长。我给他借到了于辆漂亮的小汽车开到北京饭店门口，供他使用。过了两天，余纪忠派秘书给我送来一张派令：”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这是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的掩护身份。
3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之前，苏联出兵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我党武装力量迅速进入东北，开始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准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决定派他的王牌军队 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派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这表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场血战，即将开始。党组织派我到东北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于是我辞去了余纪忠要我留在北平担任政治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职务，到沈阳（东北保安长官部所在地）去了。
在我动身去东北之前，报纸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国民党企图用这种宣传，来恫吓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但我不怕，我想共产党员要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毅然乘火车到了沈阳，坐在杜聿明司令部内，为我党搞情报工作。
到了沈阳，余纪忠分配我代理政治部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