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背后-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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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资讯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准备是从2000年年中开始的，最后几个月进入冲刺阶段。当时所面临的，除了新技术的挑战以外，还有制作条件的限制，以及具体系统设备的挑选。在我们有限的条件下，地点离不开现有的大楼，而无论楼高、承重还是那种狭窄的办公条件，都不适合做能支持24小时节目制作的电视平台。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怎么样在这个硬条件“不可以”的前提下，做到“可以”？这么小的空间里，我能提供多少角度给不同的节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参考了德国电视台，寻找到了灵感：做一个能够360度旋转的主播台，这样，当更换节目的时候，只需要转动这个转盘就可以了，不需要另行调整灯光设备，而外面的节目背景和摄像角度自然已经调换。经过反复设计推敲，楼高吊灯和转盘高度等多次测试，最后才成功。现在，直通车、正点播报、午间特快和全球连线几个节目之间相互切换，5分钟即可调整到位。
主播台的问题解决了，但更多的难题还在后面。
第三部分没人看的时候月亮还在那里吗？（3）
直到2000年底，香港用的都是传统制作系统，资讯台是第一家全面选用无带子新闻系统的电视台。通过比较，我们定下了大洋系统。这显然是一个挑战，也是时机和运气：没有人用过这些全新的技术和设备，我如何统筹整个过程？由于涉及到和其他部门的配合，如主编部、编译部、采编部、记者部等，他们也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过来的，一些平面媒体过来的人不会做电视，没有画面经验，不知道文字怎样转换为画面。大家彼此不熟悉，他们对凤凰也不熟悉，新的系统更没有人熟练甚至有把握会使用。一句话，谁和谁都是南辕北辙。
当所有设备全装完的时候，已经12月中旬了。我们昼夜学习那些新技术——一批又一批地培训新招聘的员工，因为开台后，他们必须24小时连续作业，就要三班倒了。我们把公司可以利用的空间全利用上了，先行安装一些设备，培训完了一批，他们就去熟悉机器设备，接着培训下一批。如果等到把设备装到正确的位置再学习调试，已经没有时间了。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领导，同事，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是在哪里见到我，最关切的都只是一句话：“1月1日，到底能不能准时开播？”终日被这样的问话包围，压力是可以想象的。我其实也没有把握，但我告诉他们说：“没问题。”人在做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想“那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是要去想“怎么可能让它发生呢？”人一定要有一个对自己确认信心的过程，虽然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可是未来是个未知数，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变化，还有两周的时间，变化的空间还很大，我自信可以搞掂。我当时没有什么很大的抱负，只是希望能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再从专业的层面把它巩固下来。如果一开始就要求符合专业的角度把它做出来的话，时间就过了，来不及了。很多事情跟凤凰走就是这样，当时不知道害怕，就急急忙忙做了，做完之后会有很多成就感。但事后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不敢看，很害怕。假如再来一次，可能就不敢去做。
一个公司的财富究竟在哪里？不在于器材有多少，也有人说人才最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凤凰，我最佩服的是老板刘长乐，跟他做事，总觉得有超越商业运作的理想在里面。院长也很棒，任何条件下，他都能找到把事情做下去的方法。我觉得工作跟结婚差不多，一个机构一个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一定要有一点崇拜的感觉，这样才能产生很和谐的效果。凤凰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相信下属能干出奇迹、能做出超越平凡的事情来。老板院长这样对我，我也这样对下面员工。院长和老板周游列国，他们看到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回来就说：能不能我们也做那个什么什么事情。仅听他们的描述，我不可能完全理解那是什么东西，怎么样做出来。但我知道他是在给我一个概念：他看到了一个东西，能让节目有新的表现方法。我能买到这种东西也好，能做出接近的效果也好，反正，节目要变化，不能按照常规在转播台继续那样直播了。因此，无论如何，我都要寻求一个千变万化出来。我和我的同事讲：“技术层面的工作也需要不断开拓和创新，上面不要求，我们自己也要主动去努力。不要把目光局限在凤凰内部的条件、设备、资金等方面，而是把目光放到外面，看香港，看大陆，甚至看世界，他们都有什么优势可以为我所用。”我们要开发其他资源，目的就是一个创新创意。平时我们也很注意跟同行交流信息，对于一些新的设备和技术手段，留心收集。
不是所有的效果都是花钱才能办到的，但用心和求变却一定是需要的。不断推陈出新做到第一，这是人做事时必须要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第三部分契约精神（1）
闾丘露薇说敬业：对职业要有基本的尊重
盖会霞说融合：报纸拿到手还是热的
夏天的时候，资讯台调来了一个新人，叫郭丁丁。这个妹妹挺有才的，英语好的不得了，又是老资格做电视的。她原来在香港一个电视台做节目，后来，那个节目撤了，她就等于失业了。她的老总给王院长写一封推荐信，院长就说看看有没有可能收。人事部熟悉这个人，说，这个人能力的确可以。结果，郭丁丁就到了资讯台，开始上班。一个月过去，郭丁丁已经领教了资讯台的厉害，太累了。
也是她运气好，专题组调去一个人给窦文涛当助手，空一个位子，郭丁丁赶快求人把她调到专题组去。专题组并不轻松，但是不像资讯台一样机械化生产，可以有创作的空间和时间，也不会三班倒。在郭丁丁做资讯的最后一天，印度尼西亚发生了爆炸案。中午12点，程鹤麟进去问，1点钟的正点播报谁做？郭丁丁这个妹妹在那儿打字，脑子全在新闻上，根本没有时间回答问话，只举了一下手，表示是她做，眼神儿都没有离开屏幕。20分钟后，新闻做完，郭丁丁跑来向程鹤麟道别，说点不着边际的客气话。然后她说，这一个月在资讯台干得真是累死我了。程鹤麟指指办公室那一屋子人，你看看这些人，干了三四年了，就这么下来了。她如释重负地说，现在我算是脱离苦海了，不管你们了。
凤凰创业9年，敬业精神为什么不疲倦？凤凰式的“大跃进”为什么能屡试不爽？究竟是什么东西持久地支撑他们、构筑了整个公司敬业文化的根基？成功、成名、利益，这些让人眼热的东西毕竟只属于少数人，对于电视台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是这些东西的旁观者。那么他们为什么激情依然，奋斗不止？
回答这些问题，杨锦麟显得很专业，他仅用了八个字：香港人的契约精神。
杨先生说，香港人是世界华人中素质最好的群体之一，在这里，工作认真、负责、勤奋、踏实、守规矩等职业化特点充斥了每一个角落。香港人的契约精神是完整和彻底的，例如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10万元的钱包，无论如何，他要想办法找到失主或上交公司。但是，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会告诉你因为世界上需要雷锋精神，香港人也不一定知道雷锋，但他陈述的理由里一定包括：“这是职业司机应遵守的规定。”公司有这样的规定，签约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这个规定，那么他就应该遵守。
关于契约精神，日本的手岛佑郎在《犹太人为什么优秀》一书里，有过描述：
可以说，犹太人特有的思想就是他们的契约思想。人和上帝之间有契约，人和人之间也有契约。即使在结婚的情况下，新郎也要给新娘一份《结婚契约书》。
日本人之间没有契约思想。即使有契约，那也是为了消除当事双方的不信任，通过明文约定，使双方的责任最小化。这是对日本人契约最通俗的解释。
犹太人俭约有道，无论是商业还是实业，绝对不做无用的支出。他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费和公司的经费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从不用公司的经费结算。当然，他也从不拖欠为他工作的日本工作人员和秘书的薪水。
对不言而喻的道理进行确认也是契约。
人和上帝之间可以建立契约，人和人之间也应该订立契约。契约精神代表的是一种规则，一种进步的文明。
在香港凤凰大本营的400多人里面，港人占了300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根基。他们和公司签订的合约是非常详细的，而他们执行合约的严肃和认真也是一丝不苟的。他们有这样一个规定：每个月都会把每部电话打出去的号码打印出来，由大家认领，把私人电话勾出来，然后该电话费将从个人薪水里面支付。香港雇员会规规矩矩地划勾，绝不蒙混过关，公私分明。餐费也是一样，香港雇员很少报销餐费，占公司便宜在他们看来是人所不齿的行为。契约精神，也体现在职位上恪尽职守。干活的时候他们很少攀比，当主持人走红的时候，他们也不妒忌和暗中挤兑下绊子。
所以，凤凰的文化根基，其实是由典型的契约精神构筑，而这种精神在大陆目前的文化基础和商业文明的程度上，短时期内还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第三部分契约精神（2）
大陆文化为什么较少契约传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晨虹在《伦理法与中国德治模式》一文中，对契约精神的源起、契约精神与儒家的诚信做了说明和比较：
在西方，明文规定的契约概念大概是在罗马法中出现的，但作为一种精神，却可上溯到古代希腊。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在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分离后，就不再像中国古代哲人那样，用自然的“天道”来说明社会“人道”的来源，而是用契约来解释人类社会规范的起源。我们在智者文化中，在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人的思想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人很早就存在的契约意识。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也强调守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并不相似于西方的“契约”。
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诉诸于外在制裁力量。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更多得到的是良心的自责，而不像西方基督教文化那样，违约者是要遭灾祸和惩罚的。
西方契约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法和宗教文化中，还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概念运用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中。这一点在近代西方表现得尤为凸显。
可以说，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是西方法律最终脱离伦理法走向形式化道路的重要背景因素。而中国古代“法自天出”、“圣人作法”观念，使中国法律失去了来自契约精神的内在推动。
简单地说，100年的殖民化过程，把西方人的契约精神深深根植在了香港人的心里，令他们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在香港办公司，有一点特简单：不会按人划线，不会这边处理一个，那边十个人过来说情。程鹤麟说，我是在代表刘老板来管理资讯台，我告诉你们，我每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该怎么做，说那个节目怎么做，都是有出处的，或者是老板，或者是院长，但是我没必要每天解释几遍，说这是老板的指示，那是院长的意图。我们一个台，要有灵魂，有风格，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就一盘散沙。换句话说，就是刘长乐的风格要通过我们的劳动体现出来。程鹤麟说，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和刘老板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工作量、新闻观，可是他说的，我就必须执行，就是这样。
长时间的英式教育对于香港人来说，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非常懂得规则，也懂得遵守规则。香港人在这一点上挺明白的，值得大陆人好好学习。资讯台的一个香港员工来工作了大约10个月的时候，突然生一场大病，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又来上班，一个月后又病了，第二次病愈再来就辞职了。说是内心愧疚，这样子给人家打工，一天到晚住院，老板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
糟糕的是，凤凰卫视有一些大陆过去的人常犯大陆人的毛病。他们并不是通过关系来的，是自己早期移民到的香港，原来在报纸，或者别的什么机构工作，看到凤凰是一个内地人做老板的电视台，就投奔而来。这些人在给真正的香港资本家打工的时候，会遵守那里的规矩，到这里一看，你刘老板是内地人，王院长是内地人，程鹤麟是内地人，就开始犯内地人的毛病，装傻充楞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说泡病号，这是一个大陆专用词汇，用以形容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之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泡病号泡了足足三个月，已经不是养病，而属于钻法律的空子，有点吃大锅饭，不吃白不吃的无耻。程鹤麟气急败坏地跑到人事部说，这种人我不要他，我要炒掉他，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病号”能不能炒掉？人事部说，当然不能炒。如果把一个病号炒掉，是犯法的。程鹤麟忍气吞声地等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人炒掉。吃一堑长一智，以后遇到“大陆同胞”，老程先打“预防针”：这里是香港，不是大陆，咱们按香港的规矩办事。如果人家追问一句这话啥意思，程台俩眼一瞪：一句话，死得病不得。
第三部分对职业要有基本的尊重
闾丘露薇说敬业：对职业要有基本的尊重
（闾丘露薇 凤凰资讯台采编部采访主任，传播学硕士，国际关系硕士， 上海人。）
凤凰的框框比较少，自己想做一件事情的话，只要你的老板觉得是合理的，是对的，他会让你去做。人就是这样，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有发挥，或者说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做到的话，他也会给很多的动力。我想这些不是钱，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的。我就听到大陆这边有人说，香港记者那么敬业，是因为他们出一条新闻就有奖金。我一听，哎，怎么这么小看我们？第一我们真的没有奖金，第二，一些额外的事我做不做老板不知道，我不做，老板也不会说。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努力去做，是因为我们对于职业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这一点，我在和内地的同行接触的时候，感觉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这边会觉得既然让我做这件事情，我拿了这个工资，我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把它做好，这是一个很起码的对于职业尊重的精神，香港的整个氛围就是这样。
内地很多电视台为了提升员工之间的竞争力，生产效率，大家会用一个计件制的方法，就是希望你出好稿，出更多的稿件。但是电视新闻这个行业，是有特殊性的，它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一条好的新闻不是说我一个人去采访来了，我就能弄回一条好的新闻来。一条好的新闻其实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人，比如说事先的准备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