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背后-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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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说实在的，看见他们轻松，我就轻松了一大块儿。但同时我感觉到责任更大了，就是怎么能够真正把这些疫情，赶紧能够对付过去，能够战胜它，让我们这么好的市民，能够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
一个上午，王岐山跑了5个地方，他节奏很快，从天坛公园出来，又查看了两个居民小区，随后又从大运村学生公寓直奔清华大学。
闾丘露薇：“待会儿您想告诉学生们什么信息呢。”
王岐山：“我想问问他们，就是我接到的信息和他们对对号，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重要的主张，很多的规则，我要下来感觉一下，是不是落到实处了。”
中午2∶00，闾丘露薇又出现在小汤山医院，发回现场报道。
下午6∶30，闾丘露薇与香港连线报道。
午夜12点，在编辑室剪完一天的专题节目带后，闾丘露薇坐在地上，背靠桌子，沉沉睡去。周围十几个人的喧哗和节目播放的声响，对她来说，就像是渐行渐远的硝烟。
记者：到这里采访的感觉与在伊拉克有什么不同？
闾丘：“走进病房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它与硝烟战场有很大不同，因为在这里，你好象与每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得了病，要牵涉到很多人，那我会感到内疚、自责的。在伊拉克战场上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走进病房时，我总是提醒摄像要小心。”
记者：凤凰卫视的记者职业很适合你吗？
闾丘：“凤凰是最适合我的平台，能把我的外语水平、新闻理念和工作热情全部发挥出来。我喜欢我的工作，不但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可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保持客观的态度来对人对事。我一个朋友说，当你每天早上醒来，没有想到不想去上班。这就是我的现在的状态。
“以前曾在其他媒体作过，常常会觉得在采访题材方面受到制约，直至到了凤凰，我找到了一个最适合我的一个平台。我感觉在凤凰发挥的余地更大，看问题的角度更广，世界观也变了。我喜欢这份有挑战的工作。”
第三部分士的形象与情怀（3）
地坛医院是北京市指定收治非典病人的专科医院，累计收治非典患者二百多人。这是一个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许多人宁愿绕道走也不从这家医院门前经过，“好象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SARS的味道，如果深吸一口院子里的空气可能就会致命”。而这个医院的临时工也因为害怕非典，集体逃跑了。凤凰卫视记者郑浩却在5月1日一大早，进入地坛医院SARS病房，开始了他一天10多个小时的采访。晚上11点半前，地坛医院将有17名病人转往小汤山，为了拍到病人的真实情况和记录这次转移行动，郑浩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他两次进入病房，与非典病人零距离对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这个过程是《北京一日》节目里的一个重头戏，节目播出的时候，人们惊讶地看见郑浩不仅坦然出现在病房，还帮助两个转移的病人收拾衣物，捎带着给一位山东口音的妇女做思想工作。
“要挪动了，俺病又厉害了？”妇女担心地问。
“不会的，那边是轻病人，你放心吧。”郑浩鼓励道。
“是吗，急煞了。”
“放心吧，有医生和护士呢！”
“吓人呢！”
“不要怕，戴上这个（黄色袖标）。”
“戴上这个做啥？”
“有信心啊，战胜非典。”郑浩一边说，一边协助妇女离开。
事后同事问郑浩：你怎么可能不害怕？你的家人又怎么会不担心？他笑了笑说：“有过害怕的瞬间，我的父母、妹妹担心极了，可是担心是他们的，工作是我的，不能不做，这是职业。既然来了，你就应该踏踏实实地把活儿干好，就这么一个信念，没有其他的。”
5月1日当天，因人手不够，郑浩自己扛摄像机自己采访。看见什么拍什么，有好的画面就抢拍，没有就拍素材，给其他节目准备资料。一个人自拍、自采，出镜时按下固定自动摄像，十八般武器一起上场。有几次，把消毒防范都忘了，拍到好镜头后才意识到。
与郑浩搭档的摄影师魏永林在5月1日深夜进入了小汤山医院的隔离病区，与非典病人零距离接触。直面重症病人的苦痛的时候，魏永林忍不住感慨生命的脆弱，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被击倒。在拍完小汤山医院的最后一个镜头后，他在带子上贴了一个纸条：“这是用生命拍摄的带子，使用的时候请小心。”
当所有媒体把目光都集中在医务人员的身上时，凤凰卫视把报道的目光从疫情的源头——医院，延伸到源尾——垃圾处理厂。SARS病毒在垃圾物里存活的时间是最长的。那里的清洁工人都是穿防化服的，由于天太热，隔离衣不透气，还要扛着沉重的摄像机忙活，小魏和张煦都在现场中暑了，但当时不知道是中暑，只是惶恐地想：我们是不是非典了？可是，不管是不是，他们都得把东西拍完。凤凰卫视是第一家亲临这么危险的地方进行现场报道的媒体，垃圾厂的工人很感动。摄制组还把当时垃圾处理场因防化服不够用，洗干净重复使用的严重不科学的真实情况拍下来，并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经记者提问，把情况向北京市反映上去，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一场灾难就是一面镜子，古希腊的哲人和现代的哲学家都说，人是一切的尺度。通过SARS危机对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口号、事件、运动为本，更不能以一个团体、个人的荣誉为本，更不能用假大空来掩盖危机。SARS也给不同国界、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媒体提供了一个毫无二致的标尺，用它可测出机制的灵敏与迟钝，检验措施的得当与错位，丈量人员的素质优良与低下，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要迎头赶上。唯有真诚与理智最应珍视。
一位大陆记者在反思大陆的非典报道时说，大陆的非典报道只使我感到紧张、紧张、再紧张，煽情、煽情、再煽情，眼泪跟着流了不少，但记不住几个细节、几个面孔，只觉电视上天天泪眼朦胧，中国人仿佛林黛玉转世，北京城仿佛哭城。而凤凰卫视一个五一特别节目，把北京人抗非典的一天交代得清清楚楚，从书记、市长到大爷、大妈，从小汤山医院到居民区垃圾通道，从病人转院到小护士的眼泪，应有尽有。看了这期节目，我知道北京人是怎么过的，我知道是谁、是什么精神在支撑北京的运转。
而凤凰资讯台也在事后进行着反思：如何更好地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
资讯台立足两岸三地，关注所有中国人的事务，无处不在的人文主义关怀，就是士的精神。凤凰在这个问题上，比大陆、香港、台湾媒体做得更好，角色定位是合适的。
第三部分人是一切的尺度（1）
2004年的岁末，当人们思索着谁感动了中国的时候，凤凰卫视的人们却把目光和思绪久久地定格在一个年轻女孩的身上。她叫张晓鸿，是凤凰卫视资讯台的一名电视记者。在距离元旦只有三天的时候，这个刚满30岁的女孩离开了人世，与我们阴阳相隔。想着她的笑，她的达观，她的努力，想着她如何让原本卑微的生命发出了绚烂的色彩，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找到喜悦和快乐，在最难以坚持的日子里洒脱地对待生命与死亡，凤凰人感到了生命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提升了自己生命的质量，就是提升了人类生命的质量。
张晓鸿留下了一本没有写完的书，她自己起的名儿叫《女道》。这个“道”是道家的“道”，道德的“道”，人生之路的“道”，领悟生命的“道”。后来出版时，考虑到发行问题，出版社将这部四万余字的、没有写完的书，改名为《爱在第九世纪末》。受张晓鸿临终的嘱托，刘长乐为这个凤凰卫视最基层员工的书写了序：
我认识晓鸿的时候，她26岁。那时她刚刚为国家服过兵役。据说现在不少中国的青年已经不屑于从军的经历了。但是，我在美国的公墓中却看到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墓碑，那些墓碑只有一句话：“曾为国家服过兵役。”张晓鸿为国家服兵役10年，使她的聪慧、柔弱里有了许多坚毅，而这坚毅，是她以后生命中的主要支撑。
张晓鸿是从福建电视台转到凤凰的。人们介绍说，她在那里时间很短，却非常优秀。一次他们的主管给电视记者们上课，讲到了一些必须要做到的规则和要点。一些记者问，晓鸿为何没有按你说的做呢？主管说，她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
晓鸿亲身参与了深圳凤凰影视基地和记者站的创建。从无到有，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不幸的是，在她正要大展鸿图的时刻，她病了，是一种致命的、罕见的疾病——小脑髓母细胞瘤。2001年3月，她已经感到很不舒服了，才返回北京治疗。下了飞机，连家都没有回，直接去了医院，第二天就做了手术。术后一个星期，丈夫带她去肿瘤医院放疗，知道瞒她不过，把病情一一告诉了她。只是强调说，手术非常成功。张晓鸿听了，很安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哭。许久，才有两滴泪晶莹地落下。但她的痛苦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她曾在文章里这样描述别人：“抱在一起不停地痛哭，却又不敢放声，怕家人惊觉，但那种压抑着的痛哭是比任何苦楚都显得沉痛的。”
张晓鸿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她详细地问过医生，也上网查了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资料说，小脑髓母细胞瘤起源于原始胚胎残存组织，发生在小脑蚓部或后髓帆，是高度恶性的胶质瘤，其肿瘤生长迅速；手术不易完全切除。肿瘤细胞有沿脑脊液向其他部位播种的可能。患者5年生存率不超过60％。但是，她却向疾病昂起了高贵的头颅。她在得病的4年里，经历了人世间所有能够想象的苦难。但疾病可以致她于死地，却不能打败她。小脑髓母细胞瘤会引起梗阻性脑积水、头痛、呕吐、视力减退、闭目站立时身体前后摇晃不定等严重的症状。后来，癌症又转移到了骨髓、肝、胰腺。她先后做过长达数年的放疗、化疗，两次骨髓移植。耳后和背上画着表示放疗区的红线，头发脱得一根不剩，还因为免疫力极度低下，身上长了带状疱疹，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晓鸿就在患上了脑部肿瘤后，开始了写作，并且坚持在凤凰上班。如此严重的疾病都不能摧垮她的激情。她甚至对我说，我觉得有些同事还缺乏新闻记者应有的冲动和激情。没有冲动就当不了好记者。当她带病拍摄的新闻在凤凰播出时，她高兴得像个孩子。
晓鸿自小天资聪颖，4岁就上了学，14岁已经读到高三。然而，她是那种偏科的学生，语文和作文总是全班最好的，数学又是班里最差的。老师曾忿忿不平地拿着她的考卷来找家长，那是一份几何，一份数学，两门课加起来不到100分。但是语文老师总是最喜欢她，因为她真的写得很好。好到让人不能不相信“天分”这个词。
晓鸿在肿瘤深深浸润她的全身时，开始写她的小说《爱在第九世纪末》。她年纪不大，却已有很深的人生感悟，知道人生需要静下心来，耐住寂寞去做事情。“无论大侠小贼，不怕刀头饮血，不怕火海险关，怕只怕一个烦字，只怕不能快意恩仇，只怕一个不痛快，不肯耐下心来做一件事，听一段话，看一朵花开。”
她的小说写了唐代末年一个小贵族女子与一个叫游的驸马恋爱的故事。是一幅唐末宫廷的风情画。小说幽默、轻松、俏皮，却又功力深厚，寓意深刻，极具现代感。有些段落是可以与文学名家媲美的。比如开篇第一段，她写道：“从小，我就住在长安。我小时候关于它的记忆，只有一个字‘乱’。那时我常常听人提到黄巢这个名字，说他快要打进长安了。后来，他终于来了。那一天，我们的街道很朴素，厚积着黄土，洒了水。我看到天空很蓝，我还看到了黄巢，大人们说他是贼，可我不觉得，因为他长得很斯文很端正。他也看到了我，为了表示对长安人民的亲和，他把我抱了起来，他抱着我走了一段路又把我放下。他可是占了大便宜了，如果他知道将来我是一个美女。”
第三部分人是一切的尺度（2）
她写爱情时的想象力让人惊叹，她描写与男主人公游的恋爱时是这么想象的：“我永远记得那一刻，我们席地相偎着。郡和她的夫君恶作剧了一把，他们把水阁四壁的机关一下子打开，这间书房立刻变成了四面临风的亭子，但我们并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迅速分开。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度和荣辱心都已经完全麻木，我只看到，在郡家的湖塘里，夏荷都还没有开呢。”“恋爱就是这样奇怪的东西，恋人之间只要轻轻的碰触，气息的互闻，就可以超过一切剧烈的迷幻药。恋爱吧，年轻时如果不恋爱真是……不知说什么好。”
她也预言了她的死亡，以她的聪明，她不会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命是轻薄而美丽的，它的质地纯正，连尘埃都不沾，很容易飞上天，也很容易被撕破。如果要碎，让我碎在游的身上吧。在两辆马车交汇的刹那，在那电光火石般的一瞬间，如同书上说的，马车轻徉，我的魂灵儿已经跟着游走了。”
她似乎分析了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我一死不足惜，我一死又何足惜呢？可我要死了，游势必不忍独活，游如果殉情，那他一家人都不要活了。”晓鸿坚强地活，也许是心疼把她养大的父母和深爱她的丈夫。“我自幼年起就以怪诞而闻名闾间，先是喜着男装，然后是喜爬树钻洞，与各种野物，或蛇或虫豸‘过从甚密’，再然后就是未曾从师即能识字看书，并能把书中故事搬演一番，以娱双亲。”此时此刻，为了他们，为了生命，活着，坚强地活，就是一切。
虽然晓鸿是凤凰最基层的员工，但是在凤凰卫视，所有的生命拥有同样的尊严。我先后几次到医院看望这个病重的女孩，她的微笑和信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常想，这背后是怎样一种坚强？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是她去世前的第10天。我想到她可能已经视物不清，特意为她买了收音机带去。此时，因为癌症已经转移骨髓和腹腔，她全身都笼罩在巨大的疼痛之下，她的腿高高地搭在床上，眼角挂着泪，却不哭，也不喊疼。在病中，她的同学送给她一本索甲会波切的《西藏生死之书》，她认真读了两遍，说自己已经对生死有了全新的认识。现在她认真地推荐给我看。我说，你现在对待生命的态度，已经完全是一个智者。她说，还不是，因为我一直相信我的病会好，我想回凤凰工作，想和你们在一起。我们谈到了她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我说，书出来，别忘了签上名送我一本。晓鸿说，那当然，如果我还活着。那一刻，我赶紧转过头去，掩饰就要落下的泪。
走时，晓鸿非常的不舍，眼神中，似乎知道已是最后一面。
死于癌症的弗瑞达·妮洛医生曾经勇敢地写下了临终日记：“我必须感谢癌症，让我有一些从未有过的经验，了解生命必死之后，让我变得谦卑，使我认识到自己惊人的心理力量，也重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