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背后-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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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资讯台在香港大举招兵买马、网罗精英时，主考官是程鹤麟。
程鹤麟是典型的“报人”型媒体人。上大学时，学的是摄影摄像，可他从来就没有拍过一张好照片，床底下永远放着为胶片加厚或减薄的药水。他不为拍不出好照片而懊恼，却为在同学办的邮印小报上发表文章而欣喜。许多同学能记住他，不是因他容貌俊朗，也不是因他才学过人，而是因为他的一张大字报《喇叭裤礼赞》。那时喇叭裤只有小流氓们才敢穿，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程鹤麟把大字报贴出去，然后气势汹汹地穿上一条喇叭裤，不料，周围并没有产生他期望的效果。
由于总是喜怒形于色，并不单纯的程鹤麟会给同事造成“单纯”的错误印象。加入凤凰的头四年他起初负责《相聚凤凰台》北京制作部份，后来改做节目策划，写下了成千上万的文字，却没有得到老板的任何回应，更不可能指望得到采纳。搞得他灰头土脸，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样子。但是有一天早上，情况有点不一样，程鹤麟一进办公室就嚷嚷，嘿嘿，老板那么大的干部，昨天竟然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问他老板说什么，他却嘿嘿笑着，并不说出，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后来，他调到香港办资讯台，据说每次大的直播下来，他都要上前拥抱一下主播（不包括男性主播），这让有些人很眼红，不平地说，凭什么整个凤凰卫视只有程鹤麟有权拥抱美女，而我们只有干看的份儿？
程鹤麟实则属鸡，但自称属狗。
第一部分程鹤麟说经历：“属狗的”（1）
（程鹤麟，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1957年生，福建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供职于福建电视台。1996年加入凤凰卫视）
我自己比喻自己是狗的性格，我觉得这个比喻太对了，虽然我不属狗，属鸡。狗是这样的：你对它好，它见到你就摇尾巴，见到你就高兴。它不一定会扑上来讨好你，它会站在很远的地方心里暖洋洋地看着你，如果你对它不好，打过它，它以后见到你绝对是绕着走，夹着尾巴。我就这样，我只要吃过谁的亏，我从此以后再不和他打交道了，咱们惹不起就躲呗。
狗的性格里还有一点，不像狼那么好斗。我这人在30岁以前，性子还挺火爆的，有的时候也会乱来，会和同事吵，会和台长吵，和不同的人吵，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30岁以后我越来越不好斗。有一次，上海电视台一个记者问我，说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弃的，我说除了我女儿，好象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除了女儿，当然还有女儿她妈妈。我随时准备着放弃一切，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我在我那本书里（《我爱女主播》）写道，如果有什么更体面的，赚钱更多的工作，我马上走，做电视多累啊。其实我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做作家，看来这辈子难了。
我这个人不擅交际，来到香港以后，只要是没有公事，就不再和其他的朋友联络了，这是我比较差的地方，导致我不爱做记者。198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福建电视台的时候，我做了一年的记者就烦死了，然后我就自己改行。当时从记者改行后，在编辑部里面当编辑，是有一点反潮流的那种。办了个节目叫《新闻半小时》，类似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是所谓批评性质的节目。那时候，办这样的节目比较得人心，但是犯错误的危险性大一些。果然，到1989年的时候就出了点问题，我被挂了起来。我就一天到晚睡觉，喝酒，我的酒量就那时候长的，从中午喝到晚上，而且有一群人和我一起来喝。这期间，我开过五六家公司，开过餐馆，与别人合伙开过茶馆。我那个餐馆一共摆四张台子，一张台子只能坐六个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本钱，就请两个服务员，一个厨师。福州人爱吃蛇，可是这个厨师由于给他的工资不高，很多活他是不做的。比如他说不会宰蛇，哪有厨师不会宰蛇的？但是他说不会。没办法，老子自己宰。福建卖蛇的人在路边放一个装满蛇的麻袋，弄一张蛇皮放在外面，你一看就知道是卖蛇的人。卖的一般是毒蛇。你挑选好后，他当场帮你宰。先把蛇敲晕，然后挂起来，拿一把削笔刀，绕着脖颈上割一圈，把皮割开，然后就像脱袜子一样，皮一扒，整条皮就非常完整地扒下来。我看几次就会了，就自己宰。我杀了几次以后，厨师不好意思了，说我现在也会了。
直到有一天，正在筹办凤凰的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王纪言，还有我的师兄钟大年想起我，我才到了凤凰卫视。
我从开始不认识刘老板，到现在干上了一个车间主任级的人物，始终很怕他。为什么怕他呢？第一个，因为他是老板。雇员都怕老板，这是一种对饭碗的敬畏，很正常。第二个，他是天生的新闻人，可以说我们凤凰卫视的领导人里，他是最懂新闻的一个。他所提议决定的事，都是很内行的新闻人的做法，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干都不如他。本来应该我在这个位置上做好的事，他经常给你操心，这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标题不怎么样，老板多次批评，我有一段时间专门去改造标题，但有时想了30分钟都想不出好的，最后还是想到比较原始的，像网络上的标题一样，长长的，基本上看一下标题就不想看后面的事了，就这样的感觉，没办法，很难过的。
第一部分程鹤麟说经历：“属狗的”（2）
还有一次，我们出了差错，我一看躲不过，就赶快给院长打电话自首。他已经气得哆嗦了，院长这人不会当面骂人，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说起这个事，他说，他妈的程鹤麟！一说起来就他妈的，我不在场，在场的人他都不骂。我们的主编就哭，说我明明把那个错改了，为什么又播出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我们对网络播出系统不熟悉，修改的片子不会覆盖以前错误的片子。后来，我在编辑部说了一句恶狠狠的话，“谁都不要相信，只相信自己”，意思是任何人发现了错误，马上就地解决，因为你想依靠的人可能正好想依靠你，然后咱俩全完了。
车间主任就够我忙了，可是，老板一声令下，还让我成了《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唉呀，有辱斯文。做主持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的口才比较差，不会像文涛那样风花雪月地谈，也不会谈时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05年，老板又命令我去做《总编辑时间》的主持人，我就更苦了。做辩论会还好点儿，那里有三个杠夫杠婆顶着呢，他们都抢着说话，我只要抽冷子搅和搅和就行了。这回，我跟前没人，得一人说够半小时。人家曹景行做了好几年评论员，早就口若悬河；好些专业主持人，离开播就两三分钟，他才悠悠哉哉地来，我不行，技不如人，得提前15分钟坐到台上，这才踏实。所以我觉得最好在幕后比较好。刘老板两年前设计《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的时候，负责对应的人是钟大年，我只是在旁听而已，我一直以为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没有想到春节回来“天”就变了，突然间说是我来主持，把我“吓”坏了。我去找王院长，我说，“你要是对我不满，可以直接说嘛，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但是最好是不要用这种办法‘坑’我”。没想到，院长一脸严肃，根本不开玩笑，那就只好上了。《总编辑时间》是曹景行提议开办的，后来老板叫我跟曹景行轮流主持，我还以为只是个替班的。曹景行对我说，主要是你。我对他说，那不行，不能你生个孩子我抱走。老曹大笑。没想到，最后还是没能逃得了。
资讯台的架构使得中文台新闻节目的质量有一个很大的提高，除《凤凰早班车》、《时事直通车》外，又增加了《凤凰午间特快》、《凤凰子夜快车》，同时在全天增加9档90秒的《凤凰快报》。这“五趟车”让中文台多拉了不少观众。
虽然在资讯台的屏幕上看不到多少广告。2003年，我们每天做200条新闻，2004年已经300多条了，2005年会发展得更快，因为人手多一些。最让我沮丧的，是《时事辩论会》和《总编辑时间》都没有广告。可能节目没有卖出广告和写书没有人买，感觉是差不多的。
程鹤麟招兵也有过人之处，不笔试，不口试，完全凭目测，凭感觉，没一点儿科学根据。他的上司王纪言说，买西瓜还得拍两下呢，他可好，问不到三句话，就定了。
程鹤麟在一次网络聊天中解释了自己选人的独门秘籍：一、要有比较好的专业资格，如果念书念的是新闻院校，胜算就大一点；二、最好是一专多能，比如会一门外语，比如除了写稿还能做采访做主持人，什么都可以干两下子；三、不必名校，本科就可以，但最好要有工作经验；四、还要有缘分，所谓全凭感觉，对上眼就行。
按照这个思路，程鹤麟三五天内遍览人间春色，迅速把一批批俊男靓女、一路路英雄豪杰，招致麾下。
现任新闻总监吕宁思忆当年时说：记得那天，程鹤麟副台长坐在景色浪漫无比的维多利亚湾海水上方的一扇窗户的这一边。问：“可以上夜班吗？”答：“没问题。”又问：“会英语吗？”又答：“还行。”（时光若跳到现在，我们之间应该有第三个问题：“喝几两？”此是后话）然后通知我，除担任主编工作外，还要兼任《新闻今日谈》主持人。就这么简单，参军体检入党考察提干填表一揽子程序，三分钟内搞定，我唱个诺离去。而在同一天，程鹤麟谈话后不久，节目副总裁钟大年又打电话来说，考虑到《新闻今日谈》主持需要白天工作，夜班不便，重新任命我的职务为“新闻采编部副总监”。
第一部分吕宁思说采访：新闻别动队队长
（吕宁思 凤凰卫视资讯台采编部总监。1955年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洲悉尼大学，主修过历史、俄罗斯文学和亚洲研究；当过海军和陆军，做过出版社编辑、报刊记者、电视编导与主持人，在海内外传媒界从业二十余年。）
先听听别人如何说我：
程鹤麟说，我们都叫他“驴”老师，故意把“吕”说成“驴”，他挺“驴”的，因为他住的很近，基本上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包括他的休假日也经常在公司（理论上是休假，但是可以随时回来工作）。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他说话经常比较坏，不像我比较忠厚（奸笑）。他讲话很是刻薄，一不小心就被他装进去，你还不知道他是表扬你，还是批评你。
很久以前有一个讲英文的朋友说，你吕宁思是天生新闻之才。那个时候我在澳洲，那天正在开车，听着英文广播，突然听到一个词“苦迭打”，就是“军事政变”，新闻内容是克里姆林宫出事情了。当时呀，我顿时涌出一阵发布新闻的冲动和表达欲望，就是苦于找不到对象。就拨了一个电话，向最能和我产生共鸣的朋友“报告新闻”，那就是震惊世界的苏联“8月政变”。听到这个新闻，那种兴奋感，完全是一种要发泄的欲望。所以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新闻官员就说，你这家伙是天生的记者。做新闻有一点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可能就是所谓天意安排。比如早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人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不假思索的说我要当一个记者，还要当一个国际记者。
在西方经常讲这样的一句话，一件事情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时机的选择。资讯台就有一个一鸣惊人的天时地利。CNN第一次海湾战争打出名牌之后，实际上改变了一种观念，电视新闻是信息，也是能挣钱的东西。CNN从赔本到挣钱，花了5…10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在3年里就挣钱了。按照老板的说法，不是我们先赔钱，后挣钱，而是先投资后回收。我原来在中天新闻台做，那里面有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来自海外和两岸三地的华人，虽然后来败走了，仍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忘的时刻，也锻炼出了一批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最后新中国成立了。
新闻的传达，实际上是比智商，比含金量。比如中国一些重要会议的报道，如果只有领导出来拍拍手，那就什么新闻元素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提问，请他们就一些问题作答，那就是新闻。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尽力做好的。新闻的“新”，与新年和新婚的“新”是不一样的，新闻有时候一小时之后就不新了。因此，现场直播的意义才显得重要。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新闻别动队，我很荣幸，担任首任队长。
英国军队有一句谚语：上尉的表永远比中尉的准确。这话的意思是，你当上尉，我当中尉，那我听你的，这就是秩序。这非常重要。现在资讯台还有许多地方要立规矩。无论是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的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责任外的事情不“捞过界”，决不淌混水。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
据2004年的统计，资讯台有近200名员工，其中港人占85％，大陆人（含后来在香港定居的大陆人）、海归派占15％。而在资讯台的管理层，这个比例调了个个儿，大陆人和海归占85％，港人占15％。
在媒体发达的香港，新闻人不过是像其他行业一样平凡的职业。跟大陆同行相比，香港记者更为吃苦耐劳，踏实敬业。
第二部分直播：无准备之仗（1）
大年谈地位：凤凰卫视是略等于无吗？
郭方说规矩：火凤凰 内火旺
——“时间到了，准备好了吗？”导演问。
——“好了，可以开始了。”主播台上，吴小莉已经正襟危坐。四五个摄像机从不同方位对准了她，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5、4、3……”
——“等等，等等，先别播，不是这一条新闻……”
——“不上这一条了，换那条。”
——“应该是这一条吧？”
——“换了，换那条了”……
时间已经到了，吴小莉必须开始说《正点播报》节目的开场白了，这样的混乱和笑话还在发生着。吴小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当她正对着镜头说话的时候，更令她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本应对准她正面的机器，忽然拐了弯，去照她的后脑勺了……
“天啊，这可是在直播的主播台上啊！我是该跟着机子转？还是不理它，继续播我的新闻？”口里播着新闻，脑子里飞速地抉择。最后决定不理它，保证直播正常进行。
等着看屏幕前自己丑态百出好了。
不要以为这是编排的笑话，2001年资讯台刚开播的前一两个月里，这是经常出现的一幕。
那时的资讯台，从开始招兵买马到播出，一共半年时间。160多人招齐了，三个月已经过去了，然后又是装修。到开始安装调试设备时，距离播出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当时，虽然有导播组，编辑组，外派记者，但大部分员工，都没有做过这种24小时直播频道。编辑、播出的电脑软件是国内大洋公司刚开发的，俗称大洋系统，�
